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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忠发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国际的几次来电都表现出“还不能了解中国实际情形”，国际事实上提出了一条与前不同的不正确的路线，这“证明国际的错误”，“证明我们不仅充分执行了国际的路线，并且给国际以很多的帮助”。向忠发还认为，“由于周恩来没有能够让国际切实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他在政治上也负有严重责任”，“暴露他右倾的危险”。向忠发坚持认为中央此前的路线是正确的，“如果中央机械地忠实地执行国际的电报，不仅是机会主义，而且使党成为敌人奴隶的党”，成为“革命的罪人”。
李立三和向忠发作为共产国际下属一个支部的领导人，直言不讳地怀疑甚至批评共产国际，扬言要帮助共产国际，这无异于“犯上作乱”，惹下了大祸。只不过，远东局驻中共的领导人对于共产国际所欣赏的这位工人出身的总书记还不敢大张挞伐，只把矛头指向了有系统理论的知识分子出身的李立三。远东局代表在8月5日致中共中央的信中，声称李立三犯有反对共产国际的严重错误，并开始在下面找团中央和总工会的干部搜集反对李立三的材料。
向忠发对于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这种做法，十分恼火，毫不含糊地挺身而出与远东局代表大吵，指责远东局在挑拨中国党的纠纷，破坏中国党的统一和团结。
当日（8月5日）向忠发就向共产国际主席团发去了署名电报：“觉得必须将现在严重的形势与党的路线报告你们，要求你们重新讨论”。在谈“现在革命高涨猛烈发展的形势”时指出：“现在红军猛烈发展，全国22个军计30余万人……第五军已……占领长沙；……第三、四两军即可攻克南昌、九江；第二、六两军已攻取沙市；第一军已截断京汉路；第八军已下大冶，都在向着武汉进攻；上海、武汉、广州、天津等处工人的罢工运动都在猛烈的发展……全国有组织的武装农民有500余万，有组织的群众3000余万……军阀军队极端动摇，到处哗变找寻党的领导与农民联合……我们觉得最近五个月来革命高涨的猛烈发展形势，未向国际报告，而前一电报又极简略，使国际无从明了实际情况，自然要反对现在组织武装暴动与总同盟罢工。所以再将现在革命发展的情形电告，请求国际批准中央的决定，并立刻动员各国支部猛烈扩大保护中国革命运动，特别是与我们以实力的援助。”
8月6日，中共中央与远东局开联席会议。向忠发一上来就连珠炮般地发问：远东局是否认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仍然存在？是否承认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领导中国革命？是否认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政治上已经破产？如果承认，为什么要越过政治局在中国党内搞小动作，煽动其他党员反对政治局？如果不承认，那就干脆宣布停止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好了。
远东局负责人罗伯特也不示弱，严厉批评李立三不应当与共产国际相对抗。指出，中共中央政治局任何重要决定都必须与共产国际共同作出，在共产国际新的指示到来之前，一切暴动计划必须推迟进行。
向忠发越听越气。当远东局秘书杰克威胁说，共产国际可以开除任何像李立三这种敢于反对共产国际并试图削弱共产国际威信的人时，向忠发大发脾气，冲着杰克喊道：“这里没有你说话的资格！”双方当即吵了起来。向忠发立即站起来大声告诉远东局负责人罗伯特：“我是以国际执行委员和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资格来这里讨论工作的，不是来讨论这些无原则的争论的，更不是来听那些不负责同志的发言的。”并威胁说：“今天或者远东局宣布解散中央政治局并解散中共中央，否则我们还是要继续执行我们的计划，直到我们被停止工作为止。”会议不欢而散。
在向忠发看来，远东局本来只是一个传达机构，并非指导机关，却总是在枝节问题上找麻烦，如今又提出中央反国际，并专门挑出李立三个人来进行攻击，甚至挑动中国党的干部反对党的领导，实在难以忍受。向忠发明确表示，中共中央向来是集体领导，绝不能同意远东局把李立三与政治局分开来批评。他提出：既然远东局不信任李立三，那么今后向远东局汇报工作的责任就改由邓中夏来担任。并在8月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就此通过了正式决议，同时还通过了政治局致远东局的信、政治局复远东局8月5日信、关于李立三同志发言的材料等，为李立三辩护。
由向忠发起草并署名的政治局决议称：“远东局来信所引立三同志在八一与八三两次政治局会议上说话，完全是断章取义，而且全非原意。”政治局严重抗议远东局的来信，“在政治上坚决反对说中国党有以冒险代替革命领导与有反国际斗争的危险的结论以及抛开政治局的集体指导指责政治局个人，破坏中央政治局两年来一贯集体指导的精神”。与此同时，向忠发为了缓和与远东局的紧张关系，在“要求远东局以后不应在枝节问题上吹毛求疵”时，也“要求远东局派人参加中央政治局的重要政治讨论的会议，以便在目前工作异常紧张和困难的环境中，与中共中央共同负担起政治上的责任”。
向忠发特别劝说远东局联名急电共产国际，请其重新讨论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暴动计划，同时亲自写信给斯大林，仔细说明整个革命形势的进展情况和中共的暴动计划，说明尽管国际主席团已复电反对，但“我觉得国际主席团未得到中国最近革命猛烈发展的实际情况的详细报告，故有这样的指示。因此，除由中央将实际情形报告国际请示批准中央的决定外，特将目前严重形势告你，请求你的指示，并望在联共中央提出，予我们以切实的援助”。他特别强调：“这一严重形势不只是中国革命的关键，而且是异常严重的世界问题，请你迅速地答复”。
在共产国际尚未得到中央政治局8月初的两次会议纪录前，共产国际的指示只是集中于说明建立苏维埃中央政权问题、肯定根据地和红军发展的重要意义，强调革命发展不平衡的必然性，等等。不仅没有否认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线，甚至没有根本否定中共中央关于以武汉为中心的暴动部署。所以，当中共中央政治局在8月22日听了周恩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后，认为“国际不是根本反对武汉、南京的暴动（计划），而是要我们更积极地准备武装暴动”。
中共中央不仅没有把问题看得很严重，而且断定自己与国际之间的分歧，其实只是一些“误会”，现在已经解决了。所以，在六届三中全会上，向忠发的领导地位，包括李立三的政治局常务委员职务，均无任何改变。当远东局说明共产国际决定调李立三去莫斯科时，向忠发仍旧敢于表示反对：“不同意在目前工作中调立三同志去”，希望李立三继续留在上海帮助他工作。直到共产国际再来电报坚持，向忠发才不得不表示同意，但仍要求国际应让李立三在两个月后即赶回国内。
之四、推卸责任 保住宝座
10月，共产国际得到了远东局关于以李立三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反对国际的报告和中央政治局在8月初各次会议的纪录（向、李及其他政治局委员在会上皆有对共产国际极为不恭之语），斯大林阅后，不禁大怒，认定李立三等不执行国际指示已不是一般的认识和策略问题，而是对国际的藐视和与国际分庭抗礼。为此，斯大林授意共产国际致函中共中央，措辞严厉地指责中共形成了一条与共产国际相对立的路线（即立三路线），还决定派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来华具体指导中共进行大换班。
在共产国际电催下，李立三于10月初离开上海去莫斯科。
11月17日，向忠发看到了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此时方知对抗国际是闯了大祸。当他得知米夫即将来华，原先那股为李立三当坚强后盾的劲头即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在18日的会议上，他心情沉重地宣读了来信，在22日与团中央举行联席会议上，他被迫开始承认自己负有主要责任。但到12月6日，向忠发又开始畏畏缩缩地想把自己的责任推个干净，说什么“我缺乏理论，过去对立三错误不能说服他，不能与他争辩”，加上“我不能写，没有帮手，使我自己觉得立三不对也不能反抗，这是我过去的责任——助长立三路线”。
直到12月16日，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在上海与向忠发谈话以后，向忠发才彻底老实了，提出：“中央政治局有改选的必要。因我工作能力不够，同时在立三路线时代我应负很重大的责任。对我个人，希望允许我到下层去做工作。我的态度也有很不好的地方，亦可影响到政治上去，并且我病体不能担任这一工作。”
向忠发在1931年1月7日由米夫操纵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发言，刊登在1931年1月24日的《实话》刊物上，标题是：《如何去反对立三路线》，向忠发在作自我批评时竭尽推卸责任的能事，他把自己完全打扮成在中共中央处于从属的地位。他说：“当立三同志在会议上提出过的一切冒险政策的意见与办法，都是最后得到我的同意与赞成而通过的。某些问题我虽有不同的意见，然都未曾坚决反对他的主张，并且结果是同意了他的意见，而给了他的主张坚决执行的保障。”
向忠发轻描淡写地把自己降于制定“立三路线”的次要地位，他说：“当我成了立三路线的拥护者和执行者以后，对于一些比较正确的意见，都被我视为右倾，给了一些无情的批评。这些事实都是给了立三路线的有力保障，是帮助了他那一贯的系统路线的形成与统治着党，这都是在政治上我所应负的责任。”
在谈到对共产国际代表的态度时，向忠发说：“我确实也同样是犯了不尊重的严重错误。”但他马上把话音一转，把一切责任又推给了在莫斯科的瞿秋白。他说：“当我在立三路线统治时代，曾怀疑过国际代表是有右倾的危险。这里，中国党驻莫斯科代表秋白同志，确应负更大的责任。因为，他曾唤起过我要注意国际代表，这也是引起我们当时对国际代表不尊重以致在重要问题上没有接受他们指示的重要原因。”
尽管向忠发在“立三路线”中负有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但是在由米夫操纵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1931年1月7日）上向忠发仗着他工人出身的金字招牌，仍然保住了总书记的位置。米夫直截了当地说：向忠发“是工人同志”，“决不让他们滚蛋，就连屁股也不用打。什么叫真正的反立三路线？就是要吸引工人干部，提高他的政治水平，教育他训练他，到指导机关为党工作，这才是真正的反立三路线”。结果，新选的政治局委员“十六人中十人是工人出身”。
五、王明与李立三的老账新仇
在说到“立三路线”时，还有一个重要人物不能不提及。这就是曾长期欺压在李立三头上，并让他为之付出过惨重政治代价的王明。
是什么原因造成王明一直与李立三过不去呢？简单地说，除了王明的领袖欲作祟外，就是他始终不忘对李立三报仇。李立三对王明来说，既有1930年在上海时期的老账要算，又有1935年在莫斯科发生的新仇要报。
先说1930年在上海时期的老账。
之一、无冕之王
巴维尔·米夫，原是共产国际东方部中国局的局长，负责中国事务，还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此人可说是中国共产党的“太上皇”。
王明，原名陈绍禹，是1925年由中国共产党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首届学员，由于他善于钻营，深受米夫青睐。1927年学习毕业后，被米夫留在中山大学担任翻译工作，同时协助米夫研究中共送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和文件。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期间，米夫指定王明为自己的助手，协助组织大会，在斯大林与中共领导人会谈时，王明充当翻译。
1928年底，米夫在中山大学搞反托派斗争扩大化，拉拢王明等29人，把他们封为国际派“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把其他1000多名同学打成托派、托派嫌疑、调和派等，搞得中山大学办不下去了。由于王明等人整人有功，深得米夫的器重，即被派回到中国。米夫有意扶植亲信，原本是想让王明回国夺取中共领导权，替代李立三，挑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担。所以，当时王明被公认为“无冕之王”。
之二、怀才不遇
1929年3月上旬，25岁的王明作为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无冕之王”，带着米夫改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厚望，被米夫以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名义派回国。米夫对王明回国作了周到安排。在王明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