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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1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东北人民自治军，由林彪任司令，彭真为第一政治委员。
蒋介石为了欺骗舆论，则于1946年1月在重庆与我党签订了《停战协定》。
1月1日马歇尔在与周恩来举行会谈时，提出建议：由国、共、美三方各出一人组成委员会（后称三人会议或军事三人小组），处理有关停战、恢复交通、受降事宜，取得一致协议方式，每方都有否决权，一切决议通过国共最高当局核准后才能生效。三人委员会可以在离冲突地区较近的地方设立一个机构处理有关的一切具体问题。
1月3日又提出在北平设立军事调停处执行部，执行已取得停战协议的政策，监督停战，公正地作调查。军调部下设四个中心、八个小组。
1月10日，中央决定成立中共驻北平“军事调停处执行部”，中共代表由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担任。1月13日，军调处三方代表：国民党的国民政府军令部第二厅厅长郑介民、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美国驻华代办罗伯特，飞赴北平执行任务。
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利用停战积极准备内战，蒋介石悍然宣布《停战协议》不包括东北几省。他利用美国的军舰飞机不断向华北、东北运兵，企图独吞东北人民和我军长期苦战获得的成果。
经过我党的坚决斗争，特别是经过我东北军对蒋军的奋勇抗击，迫使蒋介石不得不于3月27日在重庆桂园张治中公馆签订了《调处东北停战的协议》，决定于29日派四个小组去东北执行停战调处工作。因此，饶漱石乘美国飞机由北平抵达东北局所在地梅河口附近的东丰机场。东北局的彭真、林枫、李立三、伍修权等到机场迎接。饶漱石向东北局传达了叶剑英和北平军调部的意见：除了在沈阳成立第27执行小组（即东北执行小组）外，还要在抚顺、本溪、四平和辽西等地设立四个小组，东北小组的我方代表由东北局派负责干部担任。彭真等研究后，决定由李立三用李敏然的名字与伍修权参加在沈阳的第27执行小组。其他各分组的我方代表：抚顺小组是莫文骅，本溪小组是萧华，四平小组是耿飙，辽西小组是王首道。4月4日，李立三、伍修权等就从梅河口到东丰机场和饶漱石、美方代表贝鲁特少将一起乘飞机去沈阳赴任。饶漱石担任我方的小组长、李立三担任政治顾问、伍修权任参谋长，住在沈阳中苏联谊社的七层楼上。国民党在第27小组的驻地周围布满了监视中共代表活动的军警特宪。
最初，代表国民党的小组长叫赵毅、中将军衔，原来是东北军的师长，抗日战争中与我军有联系，对我们的态度比较友好。因此，他的上级认为他反共不够坚决，甚至同我们有点什么关系，很快就把他撤换了，来接替赵毅的叫蔡中濂，也是一个中将，东北人。美国代表开始是戴梯乐上校，后来换为泰勒上校，他们为着自己及国民党的利益，变着法子同我们斗。
5月中旬，李立三乘军调部的美国飞机，经北平去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李立三写了给党中央的长篇报告《东北情况》，交给了党中央。这个报告是他回国5个月对东北地区的调查和研究的总结，党中央很重视这个报告。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都曾接见李立三，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李立三见毛泽东时，汇报了他在莫斯科15年的学习和改造以及回国后在东北的工作情况和自己的感受，对自己过去的错误又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他衷心感激党组织对他的信任，决心在今后工作中将功补过，为党的事业贡献后半生的力量。毛泽东勉励他努力工作，全党团结一致争取革命胜利。会见后，毛泽东指示中央机关负责同志给李立三发一套干部服装，把他身上穿的外国衣服换下来。刘少奇同李立三几次谈话，并让李立三去南京见周恩来，由周恩来负责分派他的工作。
在李立三的主动要求下，李立三在延安向延安干部和党校学员作了一次长篇讲话。他一开始就说：“我就是那个搞‘立三路线’的李立三。”然后他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充满激情地讲述了回国以来的感受，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接着，他又从延安乘飞机到南京，同周恩来见面，向周恩来汇报了东北战场的情况和回国后的工作，还谈到了对过去犯错误的认识，周恩来向他讲了国民党破坏停战协议、发动内战的情况和我党进行针锋相对斗争的方针。周恩来决定李立三仍然回东北解放区。
因形势的发展和工作的需要，中央把饶漱石调回北平。李立三便接替了东北调停小组的中共首席代表，伍修权为副手。小组由沈阳迁往长春，住长春东北旅馆。国民党代表住在中国旅馆，美国人住在大和旅馆。
当时，在东北的国民党部队主要是孙立人的新一军和廖耀湘的六兵团。
李立三担任东北三人小组我方负责人，惊动了美蒋情报部门。他们很快搞清并公布消息说李敏然就是中共重要领导人李立三，并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了介绍李立三历史的文章，和他在1927年武汉群众大会上演讲的照片。因此，李立三一到沈阳，立即成为中外记者所注目的重要新闻人物，也成为国民党特务的重点监视对象，派特务在李立三的住处长春市东北旅馆安上窃听装置，严密监视李立三的行踪和出入人员，给李立三的工作开展增加了困难。
李立三严格执行党的政策，同国民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双方就拉法、柳河、平泉等地发生冲突的责任问题和交换俘虏问题，进行了拉锯式的谈判，最终达成了用被我军俘虏的国民党长春市长赵君迈，换回了被国民党逮捕的共产党员金人。李立三还同廖耀湘、杜聿明直接谈判，迫使国民党从松花江北和江桥以北的据点撤到江南去，并停止修复松花江大桥，以保证江北解放区的安全。这些谈判活动，为我军在东北地区争取一段必要的休整时间作出了贡献。
伍修权在回忆中写道：
在军调部东北执行小组时，李立三在对敌斗争中，始终是立场坚定，正气凛然的。比如有一次他与我一起会见国民党的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时，会谈中双方发生了争执，李立三寸步不让，严正指责对方的无理言行，捍卫了我党的立场和人民的利益。还有一次在拜访国民党军队将领廖耀湘时，虽然李立三与廖耀湘有同乡之谊，但在廖耀湘自吹国民党也是为国为民时，李立三很不客气地马上加以反驳，并说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为人民服务、求民族解放的，两人争得面红耳赤。在我劝说后，这对同学才停止了争论。充分反映了李立三的某些性格特征，也显示出他忠于党和人民事业的一片赤子之心。
6月底，国民党发动了全面内战，和平调处工作已经没有希望了。随即，李立三被调回东北局（在哈尔滨），他把第27小组的工作交给了伍修权。
二、一不小心“得罪”了林彪
在李立三的革命生涯中，发生过许多惊天地、泣鬼神的事情，而他与林彪之间却并没有太多的个人交往。早在1927年南昌起义时，李立三身为中共中央临时常委和起义军前委领导成员之一，林彪只不过是叶挺部队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的一名排长。直到起义失败，他们相互间可能还未曾相识过，从此就天各一方。
1946年 1月，李立三从苏联回到哈尔滨后，两人交换了位置：李立三在林彪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这也没什么，以李立三的革命经历，他从来是个“能上能下”的人，只要有工作做，他很少计较权大权小。但令李立三始料未及的是，在与林彪极为有限的共事中，竟连续发生了三件事情，使得林彪与他结了怨。
之一、梅河口“放炮”埋下祸根
1946年3月6日，中共中央东北局扩大会议在抚顺开幕。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张闻天、李富春、高岗、李立三、彭真、林彪、陈云、罗荣桓、林枫、蔡畅，候补中央委员王稼祥、黄克诚、吕正操、王首道、谭政、程子华、李运昌、万毅、古大存、陈郁、萧劲光等。
会议由东北局书记彭真主持，任务是讨论东北地区的形势和我们在东北地区的战略部署。会议开始不久，因国民党军进攻抚顺，会议撤退到吉林省内与辽宁省交界处的梅河口继续进行，会期将近一个月，所以历史上称之为“梅河口会议”。
会上对东北工作的战略方针发生意见分歧：一方认为，东北地区同全国一样，暂时还处于敌强我弱的形势。因此，主张放弃某些大城市（必要时，连哈尔滨也可以退出）和主要铁路线，以便把我们的部队抽出去做剿匪和发动群众工作。整个东北的工作，要把重点放在广大农村（包括中小城市），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壮大自己力量，然后才可能同国民党作决定胜负的战斗。而另一方则认为，由于我10万大军赶在国民党之前来到东北，到东北后又扩充了20万人，已占据了军事要地，已经建立了广大的根据地，还有人民群众和苏联的支持，而国民党军队远在四川，鞭长莫及，靠美国飞机运进东北的兵力有限，他们脱离群众，远离后方。因此，我们可以不放弃四平、长春等大城市和重要铁路线，以城市为中心，抗击国民党的进攻。
在这两种完全对立的意见面前，李立三不仅明确表示支持另一方的意见，而且还补充道，在东北的苏联红军一定会公开或秘密地支持我们，我们的优势是肯定的。他进而还提出了要适当扩大和改组东北民主联军统帅部的建议。其理由是，东北的人民军队来自各个不同的地区，民主联军的总司令部应该有到达东北来的所有部队的代表参加。会议争持不下，没有取得统一意见。
鉴于当时敌我双方力量悬殊，党中央给东北局发来电报，指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在4月28日苏军撤离哈尔滨后，东北民主联军立即进驻哈尔滨。经过与国民党军的激烈争夺后，东北民主联军在继撤离沈阳、本溪、抚顺等大中城市之后，5月19日又先后撤离了四平、吉林和长春，转移到东、西满建立根据地。5月21日，东北局迁到哈尔滨，同时撤销北满分局。6月15日，党中央决定林彪任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兼政治委员，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为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以林、彭、罗、高、陈5人组成东北局常委。这一调整，说明党中央对不久前梅河口会议上的分歧意见作出了正式结论。李立三很快就发觉，自己刚一回到国内就又一次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并立即做了检讨。
由于李立三在梅河口会议上没有与林彪站在一边，而且公开提出要改组民主联军统帅部的建议，更是“刺激”了林彪，为自己以后遭受林彪的迫害，深深地种下了不解的祸根。
之二、他竟敢批评林彪
李立三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对待同志特别是对待他的上级领导，一向都是很尊重的，处处都表现得彬彬有礼。李立三对人很和气，这是众所公认的。
林彪取代彭真担任了东北局的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的政委，李立三在其直接领导下工作。虽然林彪比李立三年轻7岁，而且入党的时间也晚，但李立三时时处处都对林彪很敬重。每次开会，李立三总是把第一把椅子留给“林总”。即使林彪不到会，他也把这个位子空着。
但是，李立三对上级的尊重，并不同于封建的等级观念，做驯服工具。有这样一个事例可以充分说明这个问题。
李立三在工作中对人对己要求都非常严格，他特别强调要有时间观念，无论作什么事情，一定要遵守时间，尤其在战争年代，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胜败的关键。谁要违反，他是绝不留情面的。
据一位知情的同志回忆说：有一次原定8点钟开会，只有林彪没有按时到达，大家都在等待他一个人。李立三不耐烦地不时看着手表。过了一阵，林彪才姗姗来到会场。这时，与会的人都笑嘻嘻地起身或点头与林彪打招呼，惟独李立三安然未动。待林彪坐定以后，李立三再次看了看手表，当众清楚而准确地说到：“林彪同志，你今天迟到了12分钟！”这时，林彪瞪着一双大眼看了看李立三，然后抬头望了望天花板，再垂下眼皮看着地板，心里想着：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李立三。当然，他是不会轻易开口说话的。但是，李立三的话并没有完，仍旧继续说下去：“我们一定要按时开会，希望以后没有迟到的同志。”这一下子弄得林彪原来那张蜡黄的脸，顿时涨红了起来。这时，会场上寂静无声，李立三让他当众下不来台，大家都替这位不懂世故的李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