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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也还会多少存在，只有在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里才能彻底消灭。这种矛盾实质上就是生产与消费的矛盾问题。毛主席英明就在于此，他指示我们许多政策都要照顾公私兼顾这一条，否则就会出偏差。”
“我觉得工会要保护工人的利益是必要的，不能取消。”“工会主要任务是搞生产，但也要起关心工人生活、保护工人利益的作用，否则就和行政组织没有差别了，这一方面的作用，没有搞好的话，那么主要的任务也就不能搞好。”
“我觉得我这个意见，还是有些道理的。或者完全不对，希望同志们批判。”
李立三继续申辩说：“我可以说明，全国总工会领导上对于以生产为中心问题始终没有动摇过的。在哈尔滨时我曾批判过两种偏向：①片面福利观点，②工会独立思想。另外还批判过其他偏向。”
12月21日，不是会议代表的陈伯达，以中央领导人代表和理论家自居，赶到会上向李立三进行猛烈攻击，调子最高，上纲上线，企图把李立三置于死地。他寻章摘句，用列宁论工会的语录，来证明李立三维护工人利益的思想是犯了经济主义“错误”；他指责李立三有关社会主义国营企业存在公私矛盾，以及工会与行政有不同具体立场的观点，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说李立三是“代表落后工人的，是代表消费、分配 、购买力的，这些都是极右的”，说李立三是“分配中心论”，“从分配出发，而不是从生产出发”，“这是立三的全部错误”，“是工会工作中的路线错误、方针错误”。他甚至诬称“立三同志都不敢说工人阶级要接受共产党领导”，等等。
12月22日，在会议通过决议之前，李立三作了第三次检查。在被迫承认自己犯了“严重错误”的同时，又针对不实的批判发言为自己进行辩护：一、我的确没有说公私矛盾是概括一切的矛盾；二、我的确没有说工会是代表私、工会只代表工人阶级的日常利益；三、在公营企业中的生产与消费问题的矛盾及生产与分配的关系问题，我的确没有说过，工会解决一切问题要从分配观点出发。
尽管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反驳和抗争，但小臂拧不过大腿。
紧接着，会议通过了《关于全国总工会工作的决议》，指出：“李立三同志在工会工作上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原则错误。他的狭隘的经济主义、否认党的领导、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乃是表现了社会民主党倾向，这种社会民主党的倾向是完全反马克思主义的，是对于职工运动和我们党的事业极其有害的。”决议要求，在全党全国“纠正全国总工会领导上存在的错误和缺点，清除李立三同志所给予部分工会工作人员的错误影响，整顿现在工会的工作。”这个决议贯彻的结果，使全国工会系统一大批工会干部受到株连、处分。
在此形势面前，邓子恢于12月底在中南局会议上就“工会立场问题”，作了检讨，并向毛主席写了检讨报告。两年以后，1954年2月，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七届四中全会上也不得不作自我批评说：对于李立三在工会工作中的“错误”，“我是应该负一定的责任的。”
扩大会结束5个月后，1952年5月20日李立三被迫写出书面检讨。在检讨的最后，他再一次申明：“一、我的确没有说公私矛盾是概括一切的矛盾。二、我的确没有说工会是代表私，工会只代表工人阶级的日常利益。三、我的确没有说过：工会解决一切问题要从分配观点出发。”郑重其事地向党中央提出对他进行错误批判的保留意见。
5月21日，他把这个检讨首先送给了刘少奇。他在信中写道：“送上关于我在全国总工会工作中所犯错误的申诉书，请你审阅。由于自己思想混乱，其中一定还有不少错误和认识不清的地方，请你批示意见或找我一谈，以便再作修改。”实际是表明：他对中央对他的批判和处理，是不能接受的。
刘少奇接到李立三的“申诉书”，无可奈何，于5月24日批示：“尚昆抄送富春、彭真、赖若愚、陈伯达、刘宁一、刘少奇各一份，中央其他同志暂不抄送，因立三同志还要修改。”没有作任何表态。
1952年7月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致函，通知李立三：“以前我处发给全总的文件资料都送您收，近接中央办公厅通知，今后除有关劳动部工作问题的文件，送您审阅以外，送全国总工会的文件，均直接送给赖若愚同志，特此通知。”再次表明罢了李立三在全国总工会的官。
于是，这场关于工会工作方针的争论，就以李立三被解除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党组书记而告结束，实际就是否定了刘少奇、李立三、邓子恢的意见，肯定了高岗、陈伯达的意见，使高岗在政治上得了一分。
全总第一次党组扩大会议结束一年之后，1953年1 月，中共中央才正式发出通知：中央批准全国总工会党组扩大会关于全国总工会工作的决议和李富春同志在全总党组扩大会上关于“在工会工作问题上的分歧”的结论，认为这两个文件都是正确的。这两个文件应在党内刊物和工会干部读物上登载。要求全国各级工会组织都必须学习“结论”和“决议”，结合检查工作，肃清影响。
这样，就把批判李立三在全总工作中的所谓严重错误扩大到全党和全国各级工会组织，严重地影响了工会工作的开展，同时也使李立三再一次威信扫地。从此，李立三在政治生涯中又开始了下坡路。
3。珍惜每一次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
李立三在总工会遭受错误批判后并没有灰心，而是集中精力一心扑在劳动部的工作上。
1953年，我国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完成了，国家进入了有计划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全面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中央提出和公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李立三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提出劳动部在新时期的基本任务是，在党的总路线指引下，做好劳动工作，为生产建设服务，除了继续完成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没有完成的任务以外，还必须加强劳动力的调配和技术工人的培训工作。
这年3月，李立三亲自带领一部分干部去了武汉，专门就手工业问题做了一个多月的调查研究。他在那里一边召开了一系列的座谈会，调查研究情况，一边深入手工业作坊，同手工业业主和工人谈话，了解他们的资金、产品、生产、销售、利润等一系列具体问题。然后又召开了硚口会议，请武汉和华中地区的一些手工业管理部门的干部参加，就在社会主义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如何发挥手工业在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中的作用问题作了全面研究。在此基础上，他给党中央写报告，热情建议成立一个全国性的手工业协会，以加强对手工业的领导，充分发挥手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
由于李立三在大革命时代曾两次在武汉工作，许多在20年代就同他相识的一些人纷纷去找他，想通过他给他们或安排工作，或解决一些个人问题。李立三让秘书尽量挡驾，有的老朋友前来叙旧，非见不可的，他出来热情接待，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进行思想工作。凡提出工作安排问题的，他都请当地党委或劳动部门去解决。
1954年，国务院成立了以贾拓夫为主任的第四办公室，劳动部归口受这个办公室领导。“四办”刚一成立，李立三就让秘书把他签署过的劳动部历年的文件选出一套，亲笔附上说明，送给贾拓夫审阅，供他了解情况加强领导。这件事充分反映李立三谦虚谨慎、不摆老资格的工作态度，给贾拓夫以及下级干部留下了良好印象。此事也受到周恩来的高度赞誉，他在一个党内会议的发言稿上，亲笔写了批语，说李立三在总工会工作受了批评之后，不气馁，不消极，继续积极工作，表现了共产党员的应有品质。
这年5月，李立三计划到一些地方去搞调查研究，5月3日，他以书面形式向有关领导请示：
富春、拓夫同志并转少奇同志：
我想最近到上海、武汉、西安等地区研究一下地方劳动局的工作问题和工资问题，预定一个月左右回京。劳动部的工作，拟请刘亚雄同志代理，工资工作，拟请宋平同志代管。可否，请批示。并请考虑，可否请中央通知一下当地党委给我以指示和帮助。
李立三这个请示，当即得到贾拓夫、李富春、刘少奇、杨尚昆的批示同意。
5月6日，李立三又写出报告给邓小平副总理，请假一个月，邓小平、刘少奇于5月7日批示同意。
于是，他又带着劳动部的干部去了华东、华中、西北三大区，就劳动工资问题进行了近两个月的实际调查。回来后，他在北京召开上述三大区的劳动工资处长会议，会议起草了一个关于工资调整问题的文件，为工资调整做了积极的准备。
正当他兴致勃勃地在思考着如何进一步改进劳动部工作的时候，1954年9月，迎来了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我国国家政权建设一次里程碑式的会议。李立三作为人民代表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我国第一部宪法，并依选举法程序，选举产生了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机构。但是，李立三的名字被从部长提名名单中勾掉了，实际上等于宣布是免去了他劳动部部长的职务。
对李立三来说，这次“罢官”是他政治上的又一次跌跤。他不得不痛苦地接受从此“赋闲”的事实。经党中央批准，他去江苏、浙江、广东、湖南、湖北等地休假。各地领导同志仍然热情接待他，这使他十分感动。借此机会，他也顺路回了一趟湖南醴陵的老家。自1923年他离开家乡30多年以后，这是他第一次回到醴陵。他在有官有职时没有回过故乡，却在被罢官后还乡，其心情自然是微妙而又复杂的。所以他谨言慎行，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谁都知道，他的老家离当年他投身革命创造过辉煌业绩的安源仅一步之遥，但他就是告诫自己绝不踏进安源一步。他只是请了个别安源老工人到他家里来叙旧。
事后，他对秘书语重心长地说：安源是我很想念的地方，但是我去安源会引起人们对我革命历史的称颂，这在政治上是不适宜的。我年轻时在安源搞工运的成功，都是客观形势造成的，是毛主席领导的结果。年轻时的成功，助长了主观盲动的倾向，是我后来犯错误的一个原因。
对于正在“赋闲”的李立三，党中央还是准备分配适当的工作。当时，党中央书记处下设4个办公室，分别归口抓几个业务部门的工作。中央准备分配李立三担任主管农业的第二办公室主任工作。中央秘书长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找李立三谈话，传达了中央的意图。李立三在感谢中央能继续给自己分配工作之余，还是诚恳地对邓小平提出，自己多年来对农业接触太少，几乎一窍不通，请示是否能把自己派到工业口，邓小平告诉李立三，党中央管工业的第三办公室已经派定李雪峰做主任。李立三接着说：“那么我去给雪峰当助手好了。”邓小平为难地说：“可他现在连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话犹未尽，言下之意说你是中央委员，怎么会在不是中央委员的李雪峰领导下工作？当副手？邓小平的话还没说完，李立三就抢着说：“以党性保证，即使我在工作上犯错误，保证不会在组织原则上犯错误，我一定遵从雪峰的领导，请党中央放心！”只要有工作做，对于李立三来说，级别的高低、职务的大小从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
于是，就这样，李立三被任命为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副主任。当时，笔者之一作为一个年轻的小干事，正好也刚调入“中三办”，与李立三的第一次见面的情形至今仍记忆犹深。
那是1955年2月的一天，春光乍现，天气晴和，在北京西苑大院3号楼的会议室，“中三办”召开第一次全体干部大会，李雪峰、李立三、高扬到会与大家见面。正式开会前，会场内窃窃私语，议论纷纷。只见个头高大的李立三，花白的头发，带着一副玛瑙色框圆形近视眼镜，满面笑容地端坐在那里。在李雪峰作简单讲话，向大家介绍了李立三、高扬之后，李立三出人意料地自我介绍道：“我就是那个在党内犯过‘立三路线’严重错误的李立三。我在苏联呆了15年，脱离中国革命的实际，比同志们要缺乏一大截。回国以后这一段时间，在全总又犯了新的错误，在劳动部的工作也没有做好，我要向同志们学习，请同志们多给以监督和帮助。”他的态度是那样诚恳、真挚，对于像我这样参加革命时间不长的年轻干部来说，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