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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正确总结几年来的经验。要看到两方面，正确估计这几年存在问题的严重性，也要看到存在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党把自己的领导降低到行政的地位，瞎指挥。对一长制的全面否定，对规章制度的全面否定，只强调思想解放、破除迷信，是走向另一个片面性，造成有章不循和无章可循。
“责任制怎样才能建立呢？……是不是要提政治挂帅几个字呢？要进一步考虑。在企业里，最大的政治就是生产。生产好就是政治好。职工评级主要是看其生产表现，不能单纯强调政治。在工交企业中，党支部的任务就是保证生产。”
邓小平专程从庐山赶到北戴河，于8月11日主持召开《工业七十条》起草定稿会议。李立三特别叮嘱秘书，对会议讨论的意见，特别是小平同志的指示，一定要详细记录，以便会后好进一步修改。秘书是按他的要求做了的。可惜的是全部记录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中央三办李立三专案组给烧掉了，没有保存下来。
邓小平在北戴河主持起草小组讨论定稿后，把“草案”带到庐山，又多次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讨论修改，最后才形成了提交8月23日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进行讨论的正式草案。9月5日会议正式通过，9月16日向全国公布。这个条例全面地、系统地总结了建国以来，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以来，我们党在领导工业企业方面的经验教训，并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我国国营工业企业管理工作的一些指导原则。
《工业七十条》的公布和试行，对于贯彻执行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恢复和建立正常的生产秩序，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技术水平、生产水平，起了重大作用。经过一系列的工作，由于“大跃进”运动所造成的企业管理混乱的局面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经济效果有了明显的提高，我国工业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重新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
9。“七千人大会”前后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全国县级以上单位的党的第一把手，人数达7000多人，规模之大，前所未有，历史上称之为“七千人大会”。
会议的任务，就是对三年“大跃进 ”中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
会议第一阶段，主要是讨论和修改由刘少奇代表党中央所作的书面政治报告。根据毛泽东的建议，这个报告，没有先经过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讨论，而是在工作班子起草出来后，直接发给到会的每一个成员进行讨论，反复修改。然后中央又组织了一个有21人参加的起草委员会，根据与会者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又讨论了8天，反复修改了七八遍。这个政治报告，可以说是七千人的集体创作，空前绝后了。
会议第二阶段主要是“解决上下通气这个问题”。
1月29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指出：“这次用这个方式，在北京开这么个会议，要解决问题。现在，要解决的一个中心问题是：有些同志的一些话还没有讲出来，觉得不大好讲，这就不那么好了。”“我建议让大家出出气。不出气，统一不起来。没有民主，就不可能集中。因为，气都没有出来嘛，积极性怎么能调动起来呢？到中央开会还不敢讲话，到地方就更不敢讲话了。”毛泽东在会上带头作了自我批评，他说：“中央的错误，有些我要直接负责，间接的，我也有责任。”
由于毛泽东在大会上就大跃进中发生的错误带头作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给到会的各级党委的第一把手作出了榜样，使大家的心平了、气顺了，全党上下更加团结了。这次大会开成了一个真正的胜利的大会。
会议结束以后，全党上下仿照中央七千人大会的做法，认真贯彻大会精神，统一思想和行动，特别是集中一段时间，对在三年来因所谓犯“政治错误”受过处分的同志进行甄别平反，团结一致向前看，齐心协力渡难关，国民经济形势很快出现了转机。
在这次难得的会议精神的鼓舞下，作为华北局书记处书记的李立三，仍然发扬他那“坦克车”精神，在他的职权范围内，果断有力地做了一些为后人大为称道的工作。
之一、全力敦促河北省委的“甄别平反”
为了帮助各省、市、自治区贯彻好大会精神，根据华北局书记处的分工，李立三带着华北局办公厅主任张铁夫和时习之、王孝祖、牛巩、袁勃等5人，于3月9日至28日在天津对河北省委正在召开的扩大会议进行指导。63岁的李立三，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坚持不停地工作。除了参加省委的会议，还深入到一些厅局机关去了解情况。一方面与省委领导同志单独谈话，督促省委抓紧对前几年受到错误处分的人进行甄别平反；另一方面找受到过错误处分的同志谈话，有针对性地做思想工作，要他们能够正确对待，尽快在新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共同前进。
3月13日上午，李立三在河北省委书记处会议上听取各口汇报后发言。他用了大量篇幅讲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增强团结的问题后说，雪峰同志说，这次会议叫出气大会，什么形式都可以，反正要同志们能把意见都提出来，这样才能上下通气，增强团结。
李立三在这里带头作自我批评。他说，虽然我们（在大跃进中）没有兴风作浪，但是推波助澜总是有的，特别是我们（中央）工业部。讲到这方面，首先我要负责。我想大家一定有意见，要让他们提出来。
李立三说，党内团结问题，雪峰同志很重视甄别工作。党内团结，问题很多。突出的是五九年整风反右，伤害了若干同志，许多同志被错误地批判，错误地处分。在这里就有一个批判者与被批判者的团结问题。被批判者受了委屈，领导者和批判者要主动出来搞好团结。这次要搞好这个问题，必须由领导者承担责任。批判的检查，被批判的才心服，才敢讲话。另一方面，被批判者，如果真正能够站在党的立场，就不会有埋怨思想，或者说（埋怨思想）不多。能够重新搞好团结。不能对他们（指被批判者）太苛刻。他们有意见，有埋怨情绪是很自然的事情。要使他们认识到，我们党是公正的。消除他们这种心情。被批判的，要给以平反，要调动他们的积极因素。但是，也还有个积极分子（原来批判人）的问题，原来批判（别人）的很厉害，现在怎么办？如果把（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搞得灰溜溜的，也不好。所以，首先是（当时领导斗争的）领导者把责任承担起来。积极分子无非是积极响应领导的号召，说了一些过头话。解决问题，还是要实事求是，部分错的，部分改，没有（批判）错的，还是要肯定。总的看，搞错了的是主要的。虽然当时批判是事出有因，但是扩大化了，要承认搞错了。不是机会主义的搞成了机会主义。错了就纠正。所以，雪峰同志强调，一般属于思想认识的问题，就不给留尾巴。雪峰同志讲，抓甄别，也是贯彻这次扩大会议精神。
李立三最后说，把困难讲够，把缺点讲够，是不是会丧失信心呢？少奇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讲，不会的。只有把困难估计够，措施才能正确；把缺点错误讲够，认识才能深刻，才能更好地吸取教训。全党更团结了，这一点是肯定的。我们不是更弱。强到什么程度？要看我们学习的情况。有的学的好，强的很厉害，有的学习不好，可能继续犯错误。
河北在1959年大反“右倾”运动中，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有原副省长杨英杰、原唐山地委第一书记刘汉生、原承德地委第一书记王克东、原张家口市委第一书记葛启等同志。
当时，河北省委对杨英杰、刘汉生、王克东、葛启、杜文敏、常立木、杨远、杨立昌等人的平反意见，已经写出了草稿。只是省委在同意对他们进行平反时，又还多少都留了一些尾巴。在李立三的催促下，省委于3月15日开会专题进行讨论。李立三向参加会议的同志做工作说，既然过去把人家批判处分错了，人家已经受委曲多年了，主要方面都平反了，那就不要留尾巴了，而且还要官复原职。李立三具体说道：王克东回承德任第一书记，这样好，决定是正确的。要让干部们认识明确，因为他过去本来是正确的。刘汉生是否可以考虑调回省里来？已经委屈了两年，还在下面当个副厂长，于心不忍啊！
3月19日下午，李立三在河北省委书记处办公会议上听取各口汇报学习情况以后发言，他首先对当时会议情况进行评价：一般来说，很好，基本做到了有话就说，顾虑不大或没有顾虑。同意大家说的，发展不平衡。少数人还有顾虑，原来被批判的人，现在讲话的有了，但不很多。我们的会议到了什么程度，这是一个重要标志。有几个人给我写信，有人找我谈过话，但是还没有在会议上发言，说明放的还不充分。这些被批判的同志意见很多。
3月21日下午，李立三在河北省委书记处会议听取各口汇报后说：真正的问题，是人的问题、干部问题。被（挨）整、被批判的人，有一肚子气要出，或对某些工作作风、省委的具体政策、口号上，具体办法上有意见。工作上出了毛病，大家都难过，是爱护事业的表现，希望改进领导，改进工作，改进作风，好得很。
李立三提出，请省委考虑准备做检查。以子厚同志在北京会议上的检查作为基础，把这一次会议上大家提的问题加以补充修改，作为这次会议省委的检查。这样一检查，对会议将会是一个很大的推动，对通气会大有帮助。因为，现在同志们希望省委有一个态度。
3月22日上午，李立三参加文教口的讨论会，在听了杨英杰的发言后，李立三说：“你是不是把个人受批判的问题也讲一讲，大家很关心这个问题。”当杨英杰简单讲了受批判的情况后，李立三问：你对平反有什么意见？杨回答说：“甄别平反工作，应当搞得快一点，直到现在还没有人和我谈过。只是那次与（朱）子强同志谈话时，说到过一点。至于怎么平反？写出了什么材料？我都还不知道，不好发表什么意见。”
为了能做到给杨英杰彻底平反，李立三专门找当时的副省长兰凯民谈话，有针对性地给他做思想工作。
在李立三的推动下，河北省委书记处于3月24日再次开办公会议，专题讨论对杨英杰、梁双璧、葛启、刘汉生、王克东、杨远、常立木、杨志昌等8人的甄别平反问题。在省委副书记郝田役讲了省委对杨英杰的平反决定（草案）后，李立三立即作了长篇发言，他用大量篇幅讲了高速度和按比例发展的相互关系，然后说道：杨英杰说的话是对的，虽然可能还有些不全面。但是，在那个时候，除了（毛）主席外，谁能了解得那么全面？所以，并不能说是错误的。他不仅不是反对三面红旗，而且是比较正确地总结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和58年大跃进的经验。我说他比较正确，就是在这个历史阶段比我是正确的。要服这个气，要承认他比我们正确。这是教训嘛！人家比我们高明，有什么不好？要发扬这一点。历史会证明他比我们是高明的。如果我们承认他高明，就证明了我们也高明。如果我们不承认他高明，我们就是不高明充当高明。当时，我们批评他，是为了保卫总路线，保卫党的利益。今天，历史说话了，说明是我们错了，他对了。现在，为了保卫党的利益，就要承认我们错了，是他对。这也是党的利益。只有站在党的利益上，我们承认错误，才能把这些同志团结起来。杨英杰对党并没有什么怨言，受处分后，工作好得很。王克东（工作）也是好得很。这些都是经过考验的同志，虽然暂时受到委曲，但是，他站在党的立场。所以，我们要承认错误，要很好地团结他们。问题还不在这里，问题是要提高全党的认识。这样一来，就真正分清了是非。原来，我曾担心（当时的）积极分子不服气，现在看不是这么回事。现在是（当时）领导批判的人是不是服气？提高了认识，总结了经验，要敢于起来承认错误。因为，我到省计委参加了小组会，计委的同志认识是对的。（在中央工业部）批判高扬（当时任副部长），我是错误的，我给他写了信，向他承认了错误，他就很高兴。
李立三说，你们现在还给杨英杰留下一个“无组织无纪律”的帽子，是不是恰当？很值得认真考虑。我的意见，可以不留尾巴。李立三还说，杨远、常立木回去，大有好处。我们把人家批判处理错了嘛！就应当给人家官复原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