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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得到重返中国的命令。出乎意料的是，白勒斯说，〃我们不知道还会不会让你返回中国〃。后来，希契了解到个中原因。海军情报局对毛泽东提出的要求没有任何反应，同时他们还复制传阅了他写给杰瑞尔的报告。迈尔斯的人看了它，而且尽管这份文件属于机密文件，他们还是毫不犹豫地把它给了蒋介石的武官。希契想，一定是这些国民党不愿让他这个写了这样报告的人回到重庆。
与此同时，海军情报局的一个小组，包括上校白勒斯，开始对考察中国感兴趣了。为了鉴别希契报告的准确性，确定毛泽东是否有诚意，他们开始策划瞒着迈尔斯把希契送回中国。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海军情报局驻重庆的人员需要和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在联系之后，希契和一个海军陆战队小分队将乘一艘潜艇从山东半岛登陆。这一登陆地点应该在长江以北，这儿注定是大批美国人登陆的合适地点。而且他们计算，如果希契可以做到在那儿登陆，那么1000名海军陆战队员也可以做到。然后这些人可以进入无线电通讯网，可以再做其他的事；其他细节将会在以后计划。为完成这一策划做了大量工作，其中还包括希契领导的船员，以及到时要划小艇驶抵岸边，然后由共产党人接应。
共产党人试图绕过赫尔利（3）
希契不断催促白勒斯计划什么时候才实施。白勒斯总是回答：〃噢，我也不知道，赫伯。〃直到有一天他说：〃菲律宾处需要人手，你能到那儿吧？〃希契不断收到从外交邮袋来的杰瑞尔的私人信件，问他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尽管他自己也很想回到中国，但希契在余下的战争期间始终都没有离开过海军情报局菲律宾处。他在那儿负责跟踪菲律宾的媒体是如何评论日本的，还有就是通过特工观察菲律宾的经济状况，并上呈周报。那个用潜艇把他送往山东半岛的计划再也没有执行。
如前所述，在史迪威被召回的前几个月，一些美国人还曾想过给可能包括中国共产党军队在内的中国军队提供一个租界法案。战区司令的更换并没有改变这些人的看法，日本人对滇黔渝的威胁使得战区其他人认为中国共产党在阻止日本人方面非常得力。这种想法的例证就是，包瑞德和罗伯特·莫克莱尔少将以及魏德迈的参谋部在1944年11月28日之后制定的计划。
当时还有另外三种主张。最早的也是最简单的设想是给中国共产党提供军火，但当魏德迈在1944年11月27日把这种可能性向蒋委员长提议时，这位中国领导人立刻否决了它。接着就有传言说多诺万准备访问中国，因此莫克莱尔和魏德迈又开始策划更具广泛性的计划。这一计划将被呈递给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主管，并且等着蒋介石的同意。在得到多诺万的支持方面似乎比较慎重，因为这些初步的计划之一涉及游击战争，这是美国战略情报局和共产党的长项。
戴维·包瑞德建议使用第一个计划。在延安共产党可以组织起三个步兵团，这大概有5000人。美国的军备可以武装这股力量。由一个美国军官配备十个联络员进行指挥。他们可以进入国民党统治的地区，也就是中国西南部或陕西省的潼关县地区，在这一地区，国民党对共产党设置了封锁。
1944年12月15日，莫克莱尔确定这一使命将被执行，在秉报赫尔利大使后，包瑞德飞往延安。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中校威利斯·G。伯德（WillisG。Bird）陪同他一起去。约翰·戴维斯也乘坐了同一架飞机。包瑞德（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认为，伯德去延安和共产党领导磋商关于他们向美军提供合作和支持的性质和合作的范围问题，如果美军在当时处于共产党控制之下的山东沿岸登陆的话。
包瑞德把赫尔利的信带给周恩来，对中国领导人在他短暂的访问延安过程中对他的关心表示感谢。这封信说，大使认同以毛泽东提出的五项条件和蒋介石提出的三项条件作为讨论的基础。赫尔利又说，他希望毛泽东不要把他答应的条件公之于世，因为毛泽东曾经威胁说，如果谈判破裂，他会把它公开，但如果这样做就无异于关闭了进一步谈判的大门。
在延安期间，伯德和包瑞德与毛泽东、周恩来及叶剑英进行了磋商。共产党领导问及一些关于期望他们做些什么的问题。包瑞德发现能够与美国军队合作的前景令他们很高兴，这给包瑞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能和美国合作则意味着他们对国民党的地位将得到大大的提高。
包瑞德于17日返回重庆，带回了周恩来和毛泽东的回信。周恩来在信中重申了共产党不想拒绝谈判，尽管他们知道国民党并没有诚意。他们初步答应不公开五项条件，但如果有必要让民众了解真相的话，他们还是会这样做的，这样可能会迫使政府方面改变其立场。毛泽东还提醒赫尔利，几个月前他向罗斯福祝贺赢得大选时，罗斯福总统曾经表示他愿意与一切中国的抗日力量合作。
然后，莫克莱尔也准备了一份计划，详细说明了美国应当由四五千名受过良好训练的技师组成空降部队前往共产党控制的地区去摧毁、破坏日本的设备。魏德迈赞同这个计划，因此莫克莱尔把这个计划提交给了陈诚将军国民政府负责作战的人。莫克莱尔说他不仅对自己也对魏德迈将军说，作为〃真正的军人〃，美国有权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与它的敌人战斗。在这番对话后，莫克莱尔让他的好朋友包瑞德与共产党对话。包瑞德说在德国战败后，一个在欧洲服役的美国伞兵部队可能被派到中国来参加对日本岛的最后打击。包瑞德问共产党，他们是否可以在滩头阵地建立后为一个师提供不包括武器、弹药和其他军火的给养，直到正规部队的补给程序开始运作。
莫克莱尔让包瑞德转告共产党人，这些对话纯粹是探索性的，因为美国的这个师是否会在德国战败后派往中国还没有决定。包瑞德也必须让共产党方面了解在任何行动付诸实施之前，都得经过国民政府的同意。因为如果不这样做，就相当于美国公然违背了外交礼节，相当于承认共产党为中国政府的合法代表。
包瑞德在1944年12月27日带着这个应当是莫克莱尔起草的应变合作计划进行了他的最后一次延安之行。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他认为这次延安之行证明他胜任了这项艰难的使命。他又一次与毛主席、周恩来、朱德将军和叶剑英将军会谈，再次申明一切都没有确定。共产党似乎可以接受在他们统治的地区有大批美国军队的存在，但他们并没有表现得像包瑞德估计的那么高兴。他们问如果美国部队到了，他们是否可以参与协商美国部队的具体军事行动，并且确认在美国正规军补给机构提供给养之前是不是要给美国提供补给。
共产党人试图绕过赫尔利（4）
包瑞德在12月29日返回了重庆，当晚参加了一个晚宴。赫尔利也出席了这个晚宴，但包瑞德并没有提及他最近的延安之行。几天后，包瑞德就前往昆明去接受在莫克莱尔将军领导之下的新开辟的中国战区指挥部的参谋长职位。没过多久，他就得知在延安的国民党情报人员给重庆方面汇报了他许诺给中国共产党提供美国空降师的事情。宋子文立刻要求赫尔利做出合理解释。据包瑞德说，赫尔利告诉宋子文，他根本不知道这次延安之行，他严厉地批评了魏德迈，说他离开重庆，莫克莱尔才如此想当然地行事。当大使知道魏德迈正在密金纳（Myitkyina）参加一个会议，他总部的人员正按照他的部署计划绕过蒋委员长，并启用共产党的军队时，他更是勃然大怒。
马歇尔一收到赫尔利的报告，就写信问魏德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马歇尔把信送到了昆明，因为魏德迈正在萨尔温前线，离任何一个可以安全通讯的地方都很远。为了收马歇尔的紧急质询，魏德迈只得飞了800英里到昆明，然后又飞回重庆去处理这件事。一到重庆，魏德迈立即和大使联系。他对赫尔利在把给总统的报告送出之前没有让他过目表示遗憾。魏德迈还明确提醒赫尔利，他绝不愿像他的前任那样卷入政治纠葛中。魏德迈记起了他对赫尔利的保证，如果有政治上的复杂因素意外出现了，一定要让赫尔利获得全面的信息。他现在注意到，在赫尔利到中国的三个月里，他让战区指挥员跟踪他与共产党和蒋介石谈判的进展。他派遣美国军官作为使者去共产党在延安的总部。每一个被派去的人都有明确的任务，并且都知道支持国民政府是魏德迈的政策。因此他们就不能与任何蒋委员长不承认或不同意的人谈判，或以任何方式支持其他中国人的活动。
魏德迈相信莫克莱尔和包瑞德也是遵从这一命令的，几项计划的确是在战区总部讨论过的。有一些计划也考虑过使用共产党的军队，但这也只能是在蒋委员长批准的情况下。因为莫克莱尔已经向魏德迈保证会遵从他的命令，魏德迈就对赫尔利的指责加以辩解。他承认，可能共产党知道了这些计划，但他认为不是他指挥的某位军官泄露了这些计划。事实上，魏德迈猜测宋子文或陈将军才可能是泄密的源头。
鉴于赫尔利并没有特别针对某个人，而且也缺乏事实根据，魏德迈建议马歇尔就不要因为这一事件再采取进一步行动了。不过赫尔利的愤怒还是让包瑞德付上了一颗星的代价，他本来是想通过加入〃迪克西使团〃换取这颗星的。魏德迈也已经推荐提拔他了，但赫尔利迫使他收回成命。莫克莱尔倒不像包瑞德遭受那么大的打击，也许因为他已经有一颗星了，也许因为在一次鸡尾酒会上他揪住赫尔利的前衣襟，告诉了他自己是怎么想的。
马歇尔接受了魏德迈的建议，也没有因为莫克莱尔和包瑞德对共产党提出建议而进行官方调查。因为此事，魏德迈、包瑞德、莫克莱尔和赫尔利的关系已变得很紧张。在魏德迈家的一次鸡尾酒会上，赫尔利和莫克莱尔发生了口角，莫克莱尔愤怒得面色铁青，准备和赫尔利打一架。魏德迈赶紧劝解，因为他觉得强壮的莫克莱尔可能会把大使一拳打死。魏德迈终止了这个小插曲。他把莫克莱尔送到遥远的昆明。他还削弱了包瑞德的权力以减少他捣蛋的机会。
这之后赫尔利好几天没有跟魏德迈说话。这种沉默尤其令人尴尬，因为自从一颗炸弹在赫尔利屋后爆炸，炸飞的大石块落入他家厨房，还砸死了一个人，赫尔利就住在魏德迈家。尽管后来大使与将军和好了，但这件事过后赫尔利搬到了为大使馆其他人准备的房子里，这些人为此不得不在短时间内另找住处，这在战时的重庆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而魏德迈，也许考虑到罗斯福会给赫尔利撑腰，就决定尽量避免和大使的进一步分歧，并且与他处好关系。
莫克莱尔为共产党提供给养和装备的计划败露，极大地影响了几个直接或间接参与者的职业生涯。这件事也改变了外交人员和参谋部一些人和赫尔利的关系。它也影响到〃迪克西使团〃，因为它的存在与是否要继续和扩大与毛泽东及其追随者的合作理念直接相关。如果美国要继续莫克莱尔设想在中国北方开展的计划，〃迪克西〃的范围和职权都会相应地扩大。后来的情况是，派往〃迪克西使团〃的人数增多了，但它的职能并没有什么变化。
和包瑞德无关，但也是在同一天莫克莱尔的计划呈交了，美国战略情报局驻中国的副代表威利斯·伯德中校与包瑞德一起飞到了延安，开始代表美国战略情报局与共产党谈判。魏德迈当然知道在他的战区，在〃迪克西使团〃里有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人，但他并不确切知道这个团体的任务范围。
但他知道美国战略情报局一直在酝酿计划。比如，1944年，美国战略情报局研究分析处的约瑟夫·斯宾塞与斯特尔和罗斯蒙德·弗瑞姆（RosamondFrame）及菲利普·克劳尔（PhilipCrower）少校就曾经花数月时间策划过一个计划，其他参与者还有美国战略情报局人员、在德里负责东南亚战区与英军联络的盖·马丁（GuyMartin）中尉和汤姆·戴维斯（TomDavis）中尉（隶属东南亚战区，后来做了重庆战略情报局负责人赫普纳的助手）。他们把计划呈递给伯德，他36岁，毕业于法国沃顿大学，在多诺万把他编入美国战略情报局前，曾担任西尔·茹布克公司在宾夕法尼亚州和纽约的经理。伯德的同事认为他是一个〃骗子〃、一个〃工于心计的人〃，还是一个自负的人，据说他带着一把手柄上镶嵌有珍珠的连发左轮手枪。在中国期间，他还和一个美国战略情报局的女人有一段风流韵事，这使女方家长很不安，并给魏德迈写信告状。当时战区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