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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中共领导人定期去观看电影，但毛泽东和他的夫人很少去。但1946年春天，毛夫人开始经常地去看电影。当时的使团指挥官杨照辉将此看做一个信号，认为尽管共产党与美国的关系急剧恶化，他们还是很重视使团的。当美国人知道中国人要来时，他们努力放映一些音乐片，而不是复杂的故事片，因为故事片镜头出现在屏幕上时很难翻译。有时在电影放映前，叶剑英将军会通过一个翻译谈论政治，尤其是美国政治。每个中国人和美国人都将一部电影翻来覆去地看，以此填补夜晚的空虚。
1945年7月，战略情报局派到〃迪克西使团〃的约翰·高林制作了一部电影，名为《延安使团》，是关于使团的日常生活和战略情报局要向共产党人展示的东西。就在阿尔伯特·C。魏德迈将军向包括战略情报局在内的全战区下达指示时，他将制作完的电影送到重庆的战略情报局总部。魏德迈的新政策中包括指示延安的观察组与共产党人保持距离，不给他们提供武器、弹药和物资供应，也不对他们许诺。因为有这一指示，重庆战略情报局负责人理查德·P。赫普纳（RichardP。Heppner）上校决定将高林的电影剧本呈给美国驻华大使帕特里克·J。赫尔利。赫普纳担心，尽管从事实角度来看，电影剧本并不令人反感，它没有涉及重要政治事件，也没有对国共两党进行比较，但剧中一些部分对正在延安进行的计划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尽管大使非常渴望这部电影能上映，但他坚持先看过剧本再说。在电影完成后的50年里，它其中的一些片段还被一些关于20世纪中国的纪录片使用。
在没有电影或舞会的夜晚，来到延安的人们就围在收音机旁，收听关于战争的消息。他们很快就发现，新闻里很少提到有关中国的消息。通常由一个人戴着耳机在上午11点收听夏威夷檀香山的新闻报道，然后将它打出来并粘贴到公告栏上。有时从敌人那里能获得比盟军还多的新闻报纸。东京的《朝日新闻》在出版后十天就能在延安看到，包瑞德觉得这样非常好，而且是体现共产党效率的实例。他相信他们从《朝日新闻》上能够梳理出关于战争的情报。
总之，因为有任务要完成，有当地景点和重要地方要参观，有舞会和其他可以参加的娱乐活动，这些美国军事观察组的成员可以一直忙碌下去。当他们有空余时间或是想打垒球时，就打乒乓球或是排球，有时与中国人对打，还有一次他们与日军战俘打垒球，因为传统意义的安全在延安几乎不存在。
延安生活（3）
打野鸡是人们特别喜爱的一种消遣。山上好像有无穷无尽的野鸟，但没有人监督狩猎。有时打猎和探路合并进行。就像布鲁克·多兰和他的朋友戴维·R。加斯科因（DavidR。Gascoyne）少校所说的，他们要去西藏边界的乾鹿（ChienLu）去〃探路〃。他们实际上是打野山羊去了。
飞往延安的飞机上的机组人员也总是想去打野鸡。他们经常与〃迪克西使团〃的人和共产党领导人，如朱德将军一起去打猎。朱德极其喜爱这项运动。他们在朱德的警卫的陪伴下，将车尽可能远地开进山里面，然后换为骑马。中国士兵礼貌地帮助他们上下马，在下山的路上，帮他们牵住缰绳，防止马上的人摔下来。士兵们还帮他们拿着枪，直到他们要射击为止。在这种探险中，美国人总是请朱德放第一枪。
在延安，最重要也是最值得期待的事件就是飞机的到来，尤其是大约每两周从上海飞来一次的送信的飞机。当人们听到空中有飞机引擎的轰鸣声时，就都奔向机场。如果期待中的飞机并没有出现，人们一下子就会泄气。
当一架飞机飞往延安时，延安机场要事先得到电报通知，以便打开无线电射束，引导飞机着陆。但有许多时候机场得不到飞机到来的通知，或是电报在飞机到来前一小会儿才收到。有时，预定航班的通知在飞机抵达又已离开的两三个小时之后才收到。这一混乱状况有时候意味着需要的物资没有送到。据使团执行官杨照辉说，令伊顿非常痛苦的是，感恩节的火鸡没有在12月10日运达，他们只得吃罐装火鸡和午餐肉过感恩节。
观察组需要外面的世界提供物资，这样生活才可以忍受下去。当然有些东西是完成指定的任务所必需的。比如说，他们需要自行车的零部件、汽车的汽油，尽管观察组只有非常少的机械化交通工具两辆载重250公斤的吉普车、四辆载重750公斤的战车和一些自行车。冬天，他们用酒精充当防冻液，或是每晚将车的水箱抽干，以防冻裂。发动机裂开或是车上的零件脱落或磨损都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因为使团与外界隔绝，很难找到替代品。有时使团成员要买到新衣服和熨衣服用的木炭和熨斗都成问题。
包瑞德的继任者威尔伯·J。彼得金中校希望飞机多来几次。他也抱怨，由于他们住的地方太拥挤，新到的物资必须放在两英里外的中国人的宾馆里。在彼得金看来，住的地方太小了，以至于所有的工作空间都被睡觉的地方先行占有了。这样的结果就是人们在同一个房间里工作和睡觉。连使团团长都不得不与另外两个官员睡上下铺。这样的环境使得人很难集中精力，会议也很难安排。有时候，三个人共用一台打字机，第四个人就只有手写报告了。这里没有隐私，也没有个人空间。这也使彼得金要求有一个保险柜，以便安全地存放文件和钱。
尽管情况开始时很糟糕，但使团逐渐变得像一个小型军事组织了。美国人和中国人共同努力，建立了一条新的飞机跑道，它足够长而且很结实，能供轻装的C…46、B…25、B…24和B…29飞机起飞。他们还建了一个厨房和杂物间，并用〃弹簧〃绳将木架床改造成了上下铺的床。当然，建新房子和机场跑道的建筑材料需要空运过来。新建的房子里容纳了气象设备和气象员、一个发电机、收音机、一个密室、一个作战室和一个暗室。美国人在那里冲洗他们旅行时或在延安各处参观时拍的照片，这些拍照都是不受限制的。共产党负责拍照的吴先生也使用〃迪克西使团〃的暗室，有时是为他自己洗照片，有时也为美国人洗。他的工作并不收费，但他会得到胶卷作为礼物，或是其他难得的照相器材。
〃迪克西使团〃的行动并不像通常意义上的军事机构。例如，他们不像其他军事组织一样做早间的汇报。当他们向使团团长汇报时，他们也同时向将其派往延安的原来的组织汇报。从包瑞德开始，使团就没有严格的管理制度。但使团成员都认为他很精明。他们尤其佩服包瑞德会说好些中国方言，这也是他本人引以为自豪的本领。像使团中其他人，尤其是最初的参加者们一样，包瑞德有长年在中国生活的经验。有几人是老〃中国通〃，而且也是传教士家庭的孩子。
但使团不可避免地存在人事问题。一些问题相对较小，容易解决。例如有一次，瓦尔特·格雷斯在一次舞会上对一个中国姑娘眉目传情。共产党非常严肃地对待中国女子与美国观察员们之间的关系。周恩来告诉包瑞德，他们反对这种调情行为，除非两个人是真心相爱。包瑞德马上警告格雷斯说，如果这样的事情再发生的话，他就得离开使团。没有证据显示这样的事情再发生过。
其他一些问题与使团的内部工作有关。彼得金抱怨说，应该派一个军事情报局的人到延安来训练新来的人，〃迪克西〃毕竟是军事情报局的一个使团。使团只有两个人懂战斗序列的这一事实也让彼得金担心不已（应该有三个）。
他们有时饮酒过度。团长发现如果喝酒的人是一个军官时，问题尤其难以解决，因为军官与士兵打得火热。例如，彼得金就认为斯特尔是一个〃聪明但懒惰的酒鬼〃。空地救援组的詹姆斯·伊顿上尉则以另一种方式令彼得金头疼，他怀有空地救援组的人所特有的〃领土扩张〃的想法。彼得金也不喜欢航路与航空通讯联络处（AACS…ArmyAirwaysmunicationSystem），认为他们的人都是满腹牢骚、不断制造麻烦的懒人。杨照辉不满意他的炊事兵威廉·英格（WilliamEng）下士，他好像总是学不会如何把伙食账弄清楚。
延安生活（4）
观察组成员之间也发生了最初的矛盾冲突。有些是由于个人的特性不同而不可避免地爆发的。例如，雷·克劳姆莱习惯于白天睡觉，晚上彻夜工作。克劳姆莱在战争爆发时作为《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在日本工作。他被日军抓获，被封闭监禁了一段时间。在那里，他每天能得到一杯水，这杯水随他使用。据查尔斯·多尔说，这段经历一直影响着克劳姆莱洗澡的习惯。据说克劳姆莱在延安时，用手指就着一个杯子洗澡。克劳姆莱定期收到从家里寄来的一瓶瓶除臭剂，他把它们收集起来，放在他的窗台上。
另一个不那么无辜的特殊习惯发生在布鲁克·多兰身上，他喜欢在窑洞里玩弄装满子弹的手枪。一次枪走火了，子弹弹到窑洞里，吓坏了他的室友查尔斯·多尔。多兰很聪明，但情绪不稳定，他在战后自杀。
有几个人在延安孤独的环境里都情绪低落。1946年4月，使团只剩下了三个人。英格下士变得非常忧郁，他的指挥官都考虑要将他送走。当时使团停止了活动，由于没有配给、汽油和电影，英格的心情变得更糟糕了。但相对而言，严重的情绪低落或怪异行为还是不多的可以说非常少，而且那些被派往〃迪克西使团〃的多为年轻的单身汉，他们本来就不如结了婚的老兵们那么稳定。
彼得金继任观察组指挥官前，与其他几人前往日军后方的阜平（Fuping），进行了为期四个月的旅程。包瑞德教彼得金如何观察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构成、武器和装备，以及他们的身体状况、食物、衣服、士气和潜能。他需要注意共产党的武器类型、型号和状况，并判断有多少武器是国民党丢弃后被捡回来的，多少是从敌人手中夺过来的，多少是从友好的军队处获得的，多少是共产党人自己制造的。彼得金还需要从根本上判断中国共产党抗日的力度，并对共产党的突出能力和缺点给出一个大体评价。彼得金需要观察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与人民的关系，获取第一手资料，并要留意他们的训练设备，要对共产党军队的自给自足能力做一个判断。包瑞德希望彼得金和他的下属们能带回报纸和刊物。
延安距阜平大约有1000英里路程。观察员们坐在骡子的木鞍子上，在1200～1500人左右的共产党士兵的护送下前进。一队人马护送他们走一段路后就有另一队人马接替。沿途的村民为他们提供热水和粥。彼得金上校带着证明其身份的文件，上面称他是美国政府的特别使团的官员，请沿途的军事或民间组织尽可能地予以关照。
当日军就在附近时，观察组就夜间行进，主要是在山里。他们在行进中碰到了无人监管的伪军战俘。他们参观了医院，那里的医疗人员用红丹、大蒜和鸦片治疗有毒瘾的病人，病人需要从医院走两英里去拍X光。观察组考察机场、军事学院和一个培训教师的学校。中国人为他们进行军事演习和操练，并在每一站接待他们，并为他们提供食物。有一次约翰·高林还给主人演示如何使用当地人自制的地雷。观察组见到了民兵，也看到他们埋地雷。他们看到农民买粮食，从日本人那里逃出来。他们经过一些村子时，也看到日军过后的一片狼藉。美国人在所到之处，都有孩子们围观。一天他们碰到一个四处演出的戏班子，他们的行头放在箱子里，驮在骡子上，摇摇欲坠。戏班子里的女人也骑着骡子，一些骡子还驮一只或几只哈巴狗，这些狗看来也是行李的一部分。
在观察组过夜的大部分地方，人们都把门卸下来，放在木架上，上面垫上充气床垫，为旅行者搭起临时的床。有时候中国人会给他们诸如小块的本地丝织品作为礼物。他们有时在村子里的饭馆吃饭，坐在只有六英寸高的小凳子上，吃着放在一英尺高的桌子上的食物。
在这些旅途中，美国人看到中国人挖的防御性窑洞和地道。他们将一个入口藏在猪圈的泥巴下面，另一个藏在马槽的一块假石头下，再一个藏在一个很低的土炕的假门下。美国人钻进地道，那里面布满了陷阱，是为了更容易击中爬进地道的日军的头。在地道两边墙上挖有一些小洞，里面放着照明用的油灯。地道的照明朝向陷阱，但射手隐蔽在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