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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文用更多的篇幅认定“梁启超是阻隔徐林爱情的现实障碍”，“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暴露出在仁义道德外衣包裹下极度自私的阴暗心理”。他为此论提供的依据是：1922年徐志摩追逐先已离开伦敦的林徽因也回到国内，“正是在徐回国后不长的时间里即传来了梁思成与林徽因订婚的消息——在徐尚未归国的近一年的时间里，双方似乎并不急于订婚——老于世故的梁（按，指梁启超）这一手给了局囿于师道尊严的弟子以沉重打击”。“1924年因新月社接待泰戈尔访华，徐林得以经常聚首……梁启超无疑会把这一切看在眼里，遂不动声色地决定林与梁思成一起立即赴美留学。这既能彻底断绝徐的‘痴心妄想’，又能让梁思成‘安全可靠’‘万无一失’地与林发展感情直至独占花魁”。苗先生如此指责梁启超颇费心机地为梁思成与林徽因订婚及选定留学时机以售其私，但所列两条依据依旧经不起质疑。其一是订婚时间。梁、林于1922年才开始产生恋情，当事人双方还谈不上急不急于订婚。一方家长梁启超于儿女婚事相当开明，过问而不干预，如他1923年11月5日就梁、林婚姻致信在美国的长女思顺说：“我对于你们的婚姻，得意得了不得，我觉得我的方法好极了，由我留心观察看定一个人，给你们介绍，最后的决定在你们自己，我想这真是理想的婚姻制度。”何况此时梁启超夫人嫌林徽因过于新派，尚未同意这桩婚事。即使梁夫人去世后梁、林恋情已成定局，梁启超也未急于为他们订婚。直到1927年梁启超于病中致信林氏亲戚卓君庸，请与远在福建的林氏族人（按，此时林徽因父亲林长民已逝）正式商谈此事。11月25日的信中说得十分具体：“鄙意用旧式红绿庚帖各一份，合写男女（籍贯）生年日月时及三代，想徽音生日或其诸姑当能记忆耶。交聘以一玉器为主，外更用一小金如意配之（两家所用可同一样），公谓何如？大媒此间拟请宰平，林家请何人，公当能代定。”此后多日不断有信磋商并告知留美的梁、林。准确订婚日期是12月18日，地点在北京。当天又函告梁思成：“今天北京家里典礼极庄严热闹，天津也相当的小小点缀，我和弟弟妹妹们极快乐地玩了半天。”（引文均见《梁启超年谱长编》）其二是决定梁、林赴美时间。梁思成赴美留学早在泰戈尔访华一年之前已成决定，完全与接待泰戈尔时徐、林聚首无关。所以延迟到泰戈尔访华以后成行，是因为一场交通事故。1923年5月7日梁思成骑摩托上街，被政府官员金永炎的汽车撞倒，左腿和脊椎遭残，住院治疗日久，不得不一年后成行。至于林徽因一并同行，是恰好她这一年考上了半官费留学。两件事都属于客观因素，非梁启超主观所能左右。苗先生为梁启超构筑的罪名实在是捕风捉影了。
苗先生先把梁启超虚拟成徐志摩追求林徽因的一大障碍，于是接着论证“徐对梁似乎有着天生的恐惧”，徐“在梁启超无形威压下噤若寒蝉不敢越雷池半步，宁愿眼睁睁看着一生的最爱被残忍而巧妙地掳走”。进而下结论说：“诗人在思想、意识形态上并没有能够真正汲取西方独立自省的哲学批判精神，从而真正意义上对传统伦理进行挑战，但更反映出其个性上貌似坚强实则懦弱的一面。”这般评价徐志摩与学界共识相去甚远。问题又不在远近而是立论依据确凿与否。苗先生对徐志摩情爱的详细剖析，所据材料仍然缺乏必要的全面考察，而且多有误收、错读，反映了对材料漫不经心的研究心态，有时漫不经心到令人吃惊的程度。譬如苗先生读解徐志摩的诗作《偶然》和《你去》所用篇幅不少，因为他认为这两首诗“长期为研究者所忽略”。这又是虚设箭靶。我收存的几种徐志摩传记无一例外地引用了《偶然》这一首，《偶然》无疑属最为研究者注目的几首诗篇之一，读解、评价、欣赏这首诗的文章随处可见，而且它作为大学生不可不读的徐志摩代表作品选入众多大学教材，“忽略”之说从何而来？正是漫不经心的研究心态，致使一些有关的无需辨析的常识或史料连连被苗先生错用。林徽因生于1904年，徐志摩生于1897年，明明相差七岁，苗文却说成徐“比林年长九岁”。苗文说，“在徐回国后不长的时间里（指1922年）即传来了梁思成与林徽因订婚的消息”。事实是梁、林订婚迟至他俩结婚前夕的1927年12月18日才有隆重大礼（见《梁启超年谱长编》）。虽说此前有过口头的婚嫁之论，然而只是说说而已。苗文又说“1921年春夏季节徐已与林徽因在英伦展开了中国新诗史上最出名的恋爱”。这场以讹传讹的著名“恋爱”，至今并未得到有力证实（参见拙文《林徽因、徐志摩“恋情”考辨》，载拙著《才女的世界》），其实只是徐志摩的单恋，连苗先生自己也承认，“在林（徽因）生前的岁月里一直没有清楚披露过当年在英伦恋曲中是否爱上了诗人（徐志摩）”，前后自相矛盾。苗文还批评徐志摩后来“在国内追求林徽因的行动上懦弱踯躅，裹足不前”，这也与史实大相径庭。林徽因从伦敦回国与梁思成恋爱，直至林、梁双双赴美留学，徐志摩始终没有放弃追林。梁实秋有一篇《赛珍珠与徐志摩》回忆，说梁、林热恋期间，每周在北海公园的松坡图书馆约会，而“徐志摩时常至松坡图书馆去做不受欢迎的第三者”，梁思成不得已在门上贴了一张谢客告示：“Lovers
went to be left alone（情人不愿受干扰）”，因而“志摩只得怏怏而去，从此退出竞逐”。对于研究徐志摩的学者，这不算一条太难找的史料。而1924年接待泰戈尔的繁忙之际，徐志摩依然偷闲表达恋情，那半封车站上未能写完的信，更是众所周知的事，并且残信全文引入苗的文章，何以引过即忘，再次自相矛盾？
如此错用史料，“硬伤”不断，苗先生文章当然难以如他所期望的“逼近历史事实”，一系列“新断语”的谬误当然也是难免的了。我仿佛觉得刚开过的徐志摩研讨会并未结束，或者说，会上我那个发言“辨析徐志摩与林徽因恋情”引起的话题还在继续。一位徐志摩传记著者会下交谈时对我说，要证明林徽因没有回应徐志摩追求，你的材料还欠充足。我笑而未答，之后和另一位徐志摩传记著者讨论，我禁不住感慨道，林徽因有无爱过徐志摩这一问题，你们总要求我摆出充足材料证明其无，却不看看自己证明其有的材料是否充足。苗先生文章开篇即申言：“利用众所周知的琐碎史料去逼近历史事实，作出回应于我们这个时代价值观的新断语。”这本是可取的研究方法，遗憾的是，苗先生没有意识到，“众所周知”的史料不等于十分准确的史料，尚需认真辨析、去伪存真。这在林徽因、徐志摩研究中显得尤为突出，出于种种原因，关于林、徐“恋情”捕风捉影、以讹传讹，有时移花接木、张冠李戴，研究者更须谨慎采用。
当然，认真辨析，去伪存真，是很费精力的事。就如徐志摩情爱研究，除了要对徐志摩生平了如指掌，还应对相关者的生平以及思想有所了解。林徽因、梁思成固然不在话下，既然说到了梁启超，对他也不能不求个起码的了解。虽然不必详尽考察十九世纪末他那一段政治生涯，但是上一世纪二十年代的行状总是难以无视的。最好再翻翻《梁启超年谱长编》，那里面有多少第一手的确凿可靠的史料啊！遇上史料之间抵牾，非得鉴别取舍，似乎又得投付额外精力。这样去研究需多耗成倍精力，是时下许多学者不愿为之的。近些年来浮躁学风愈演愈烈，浮躁表现之一是重论轻史。论从史出，以论带史，这道理并不难懂。可是有些学者依据现成、就近的资料，凭他才气，短时间里便能发表万言宏论，新观点每每见载于媒体，他们何乐而不为。至于史料研究，原属学术整体中的“二传手”，是为他人做嫁衣裳。如果问题细小无法长篇大论，不能达到多少千字的规定，将拒于科研统计之外。厚彼薄此，难怪今日史料专家少得可怜。在浮躁的学术氛围里，新论怪论层出不穷，看着热热闹闹，其实荒凉得很，就如苗先生大作，貌似论从史出，实出自一连串偏颇、有误乃至想当然的史料。其新论的基础像一堆伪劣砖块，不必讨论上面房子如何，抽掉伪劣砖块，房子本身便不复存在了。日前连连披露学术剽窃事件，颇引起学界公愤，声讨之声四起。声讨是应当的，但要看到，剽窃乃长期不良学风结出的恶果。学风如此下去，剽窃难以绝迹。再说，剽窃事关品德，一旦败露则声名狼藉。浮躁成风，又谬论横行，其混淆视听，不易察觉。就学术事业发展而言，它的危害或许有甚于剽窃。有感于此，写成与苗雪原先生商榷文章，若言语过激，请苗先生谅解。
关于四位大师撰的四副挽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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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屋》2001年第12期刊登了一篇题为《四位大师与四副挽联》的文章（以下简称《四》文），文中介绍了早年清华大学国学院四位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和赵元任所撰的四副挽联，并对它们逐联进行了解述。这些解述，自然是为了帮助读者深入解读这些名联而作的，读了以后，笔者认为，它们似难达到其预期效果。因为人们读这些挽联，如果有读不懂的地方，不是它们的主题大意，而是它们的某些词句，其中或用典，或隐含着一些有关逝者和挽者之间的情和事，且多以曲笔出之，因而造成理解上的困难。《四》文的主要不足，就在于对联中词句的解释方面。例如，在解述梁、王、陈诸联时，只写了一些“声情并茂，悲哀之意溢于言表”、“誉为挽联中最佳之作”之类赞誉的话，对联中的词句，均未作解释；对赵联，虽然逐句作了解释，但有的地方，似不符合联中原意。
赵元任挽刘半农联：
十载唱双簧，无词今后难成曲；
数人弱一个，叫我如何不想他。
《四》文作者把本联中的“唱双簧”说成是一个新典，说是指刘半农与钱玄同在《新青年》杂志写双簧信的事，是不对的。此点业已由樊谦先生在2002年第6期《书屋》上指出，此不赘述。
＇下联＇首句中，“数人”指“数人会”中的数人。该会是由刘半农发起组织的，除刘本人外，参加者有赵元任、黎锦熙、钱玄同和林语堂等数人，每月聚会一次，讨论和研究语音和方言方面的问题。本句隐含对刘半农在数人会中的作用和功绩的赞誉，深为刘的逝世而惋惜，宜与下面—句联系起来读。下面一句“叫我如何不想他”，是化用了刘半农所作的歌词名句“叫我如何不想她”（将“她”字改为“他”字），用来表达对逝者想念之情，一语而双关，构思巧妙，是本联中一个艺术亮点，也使得本联“一句成名”。有一个问题值得提出来讨论—下。有的书上把刘半农所作的这首新诗中的“她”字写成“他”字，进而有人据此说，赵元任此联的最后一句是刘半农诗中的原句（如《四》文就是这样）。笔者认为，这是不对的。理由如下：（1）刘半农的诗集《扬鞭集》中载有此诗，均用“她”字。（2）刘半农的女儿刘小蕙所著的书《父亲刘半农》中有如下记载：“1920年9月在伦敦作《叫我如何不想她》，诗中首次将‘她’字引入诗句”；及“赵伯伯坐在钢琴前弹起我们熟悉而且喜欢听的歌《叫我如何不想她》，这首歌由父亲作词，赵伯伯作曲”〔1〕等等。（3）该诗句中的“她”是指祖国的美好河山，如用“他”字，不妥。这个问题之所以值得提出来讨论，是因为在汉字中，这个“她”字，似乎是刘半农先生首创，而且首次用于他自己的诗中，已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梁启超挽康有为联：
祝宗祈死，两眼久枯，翻幸生也有涯，卒免睹全国陆沉鱼烂之残；
西狩获麟，微言遽绝，正恐天之将丧，不仅动吾党山颓木坏之悲。
＇上联＇1927年，康有为做七十寿辰，当时在天津的废帝溥仪派人送了一幅御书黄匾给他。他受宠若惊，立即亲自具折谢恩，折中历述他一生保皇经过，其中最后的一段话，可以作为本上联的最好注脚：“虽尽瘁连年，尝复明辟（按：康有为是“张勋复辟”事件的积极参与者），人事多阻，天变日深（按：指“张勋复辟”破灭）。近乃黄屋蒙尘，郊宫鞠草（按：指溥仪被赶出故宫一事），臣回天无术，行泽悲吟，每念国家而咎心，宜使祝宗而祈死。”写此折后仅月余，康有为就病逝了。本联首句中的“祝宗祈死”一词，即源出此谢折。折上的话，也说明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