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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联＇首句中，“西狩获麟，微言遽绝”有人解释为“盖指其西游衡庐后即逝世也”〔2〕。笔者认为，这两句话均含典故，有更深层次的涵义。《春秋公羊传》：“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孔子曰：‘吾道穷矣。’”据注疏中的解释，这是“孔子将殁之征，故以孔子曰：‘吾道穷矣’”。又《汉书·艺文志》：“昔孔子殁而微言绝。”可见这里梁启超是把康有为之死比为孔子之死，所以在次句中用“正恐天之将丧”这样的重笔来形容康死对国人造成的重大损失。最后一句中的“吾党”非指某政党，应作吾俦解。顺便指出，《四》文把该句中的“山颓木坏”写为“山颓本坏”，“本”当为“木”之误。
梁启超曾是康有为的门人弟子，早年追随康有为，后来两人因政见纷歧，由疏远而致对立，到了“张勋复辟”时，两人更是情同水火，康甚至诋梁为枭獍；后来两人又和好如初。康逝世时梁在所作的祭文中，仍尊康为师，对康有为为世人所诟骂的参与复辟一事，更曲为之辩。本联中，梁用“山颓木坏”一词来形容他的悲仰，可能是真情。
陈寅恪挽王国维联：
十七年家国久魂消，犹余剩水残山，留与累臣供—死；
五千卷牙签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
1927年王国维投颐和园昆明湖自尽，由他遗体的衣袋中搜得遗嘱—封。内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我死后……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等语。
王国维是我国近代的一位享有崇高学术威望的学者。他在史学、古文字学和文学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对西洋唯心主义古典哲学，也有深湛研究。特别是其治学方法，更是开一时之风气。正因为如此，学人对他的早逝无不痛惜。关于他投湖自尽的原因，众说纷纭。多数人认为是“殉清”，但陈寅恪独倡“殉文化和纲常”之说，他在那篇著名的《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不过，本联如用“殉清说”来解读，也通。
＇上联＇首句中，“十七年”指1911年至1927年。其间：辛亥革命成功和清帝被迫逊位（1911年）、“张勋复辟”事件破灭（1917年）、废帝溥仪被赶出故宫（1924年）以及北伐军直逼北京（1927年）等接二连三的重大世变，使王国维有“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悲凉之感，故曰“家国久魂消”。次句“剩水残山”，水指昆明湖，山指万寿山，均在颐和园，为王国维自尽之地。最后一句中，“累臣”，王国维曾于1923年应废帝溥仪之召，任南书房五品行走。王国维对清室的情感很深，—直以清室遗臣自命。末句中的“一死”，用词上与王国维遗嘱中的“一死”相呼应，增强了修辞效果。
＇下联＇第一句中化用了一个典故。韩愈诗：“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牙签是插于藏书中的一种标识，用以便于查找书籍者。本句中用牙签表藏书，把“新若手未触”改为新手触。全句的意思是说陈寅恪初次接触到王国维遗留的五千卷藏书。次句中“玄文奇字”是形容这些书内容和文字的古奥（按：王国维精于古史和古文字）。末句中“遗命”，指遗嘱中“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一事。
陈寅恪撰的这副挽联，如从文学的角度立论，堪称挽联中难得的的精品。《四》文中介绍说：“此联一出，时人纷纷赞之，罗振玉更是誉为挽联中最佳之作。”这并非过誉之词。不过，罗振玉的“更是誉为”，可能是特别赏识这副挽联所流露出来的那种思想感情的原故。
王国维挽沈曾植联：
是大诗人，是大学人，是更大哲人，四昭炯心光，岂谓微言绝今日；
为家孝子，为国纯臣，为世界先觉，一哀感知己，要为天下哭先生。
这副挽联，笔者是首次在《四》文中看到。读后颇疑其是否为王国维本人所作。理由如下：一、从文笔风格来看，王国维所作的诗词，文笔古雅，文言味浓；而本联中，上联的前面三句和下联的前面三句，在语式和用词上，都近于白话体，与王的诗词固有风格不同。二、从对人物的评价来看，联中称沈曾植为“世界先觉”，拔高得有些离谱；我们试把王国维写的《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乙庵是沈曾植的号）来对比，文中虽然对沈的学术成就也备加赞誉，但措辞有度，看不出有把沈曾植夸誉为“世界先觉”的任何迹象。三、王国维与沈曾植两人私谊甚深，但这副挽联中却完全不涉及两人私谊的事，这是令人难以理解的；四、也是最主要的，笔者看了《四》文后，曾试图查阅一下该联的出处，未获成功，但在一本研究王国维的专著中〔3〕，却看到另一副王国维挽沈曾植的挽联。据书中注，该挽联是取自《王国维全集》（中华书局出版），现转录如下，供读者参考：
壮志竟何为，遗著销烟，万岁千秋同寂寞；
音书凄久断，旧词在箧，归迟春早忆缠绵。
同一个人为某位死者同时作两副挽联，这虽然也并非完全不可能存在的事，但如果两副挽联的风格相差很大，毕竟也令人难以理解。
注释：
〔1〕刘小蕙：《父亲刘半农》，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7、150页。
〔2〕刘大希：《记康有为先生》，转载于《追忆康有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448页。
〔3〕鲁西奇、陈勤奋：《纯粹的学者王国维》，湖北出版社1999年，第131页。
长江今昔
长 江 今 昔
？ 单正平
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曾有一个生动的比喻，他说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大体上需要二百年左右才能完成。这个进程从1840年鸦片战争算起的话，再有五十年，也就是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就能建成现代化的国家。如果以长江作比，中国现代化这艘巨轮现在正行驶在三峡当中，只要把握好了航向，不出意外，出了三峡，剩下的路程基本就是顺水行舟，潮平岸阔，一路凯歌行进了。
但是我们要真看看长江，就能发现，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恰好是从长江口的上海开始的。溯江而上，离上海越远的地方，现代化的程度就越低。八十年前如此，八十后的今天还大体如此。这是我看一本八十年前日本人所拍摄的长江风光照片集时产生的第一个感觉（这个画册已经由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12月重印出版）。
看这样一个称得上古老的画册，我忽然觉得，如今人要恋旧怀古，要凭吊历史和古人，与其到实地瞻仰那些“真的”名胜古迹，倒不如看看这些旧画册。这些影像比实地更真实。因为，很多古老的东西特别是建筑，已经毁灭了，留下来的不是被改造，就是被翻修。最新的消息，因为三峡大坝蓄水在即，张飞庙要拆迁到上游三十多公里外一个地方重新修建。这样的复原，其实仅仅比把陕北窑洞复制到深圳中华民俗村里略微好了一点点。有的旧东西虽然存在，却被现代化的建筑包围在中间，完全失去了原本应有的意味。你去浙江乌镇一看就明白，镇里的老房子固然存在，这些老房子所依托的环境已经荡然无存，它们被周边恶劣的街道和楼房团团包围起来了。乌镇的空气里照样飘着沥青颗粒和汽油味，水里照样充满农药残余和洗衣粉泡沫，天上没有飞鸟，水里没有鱼虾。这哪里还是原来意义上的江南水乡！真实的历史好像只能在梦里，略微差一点的在书本里，更差一点的在图像里，而那些实物，简直已经虚假得让人起腻了。我敢断言，中国大多数名胜古迹很快将被旅游者抛弃，人们与其看这些真中有假、假里有伪、伪中藏诈、诈以谋利的古董，不如到纯粹的大自然中去游荡，去探险。事实上，在我看来，这个转变已经开始了。如果因种种条件限制，玩不了探险这种令心跳加速甚至送掉小命的危险游戏，那还不如一册在手，咱们躺在床上卧游祖国大好山河，也是蛮过瘾的。倘若图书足够多而且丰富，一个黄金周里游遍全国是完全可能的。
让我从这个画册中举个例子。七十多年前的岳阳楼，楼前面较低处，尚有一般人家甚至是贫苦人家的破旧房子。假如岳阳楼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登高抒怀的地方，那么他身在岳阳楼，心想北京城的同时，脚底下就有“黔首”、黎民艰难的生存状态可以看见，不需要凭想像去关怀那南极潇湘、北接巫峡的更广大地方的民生是如何多艰，因此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情怀非但不抽象，而且相当真实。可是现在你去岳阳楼看看。不但楼本身被修得金碧辉煌，不但范仲淹的名文被雕刻得富丽堂皇，而且岳阳楼周围的环境已经被整治美化得绝对符合国家级风景旅游名胜地的标准。这里没有垃圾，当然也没有贫困。但这并不等于岳阳楼十里、数十里以外的地方消除了贫困。换句话说，岳阳楼已经成了一个充满快乐的喧嚣和体现富足奢华的“优诗美地”——这可是中国地产巨头深圳万科在上海开发的一个楼盘的名字！
若设想范仲淹老先生倘若从时间隧道回来，或者借助基因克隆技术重生于今朝，他登上今日岳阳楼，该作何感想？也许会是：噫！微斯楼，吾何以乐？！
类似的例子，我们在这本画册里还可以找出一些来。总的来说，当年那些破败、荒芜、空旷、寂寥、清朗的沿江风光，如今大多被稠密的民居、高耸的大厦、豪迈的大桥和无数的人群所替代了。这当然是我们追求现代化的结果之一，虽然不一定全合我们现在的胃口。但由此造成的遮蔽可能是，今后的几代人，也许会认为钢筋水泥早在一千多年前修建黄鹤楼时就已经有了——你看这个新的假古董是多么高大巍峨哟！可是，专家说了，它要还像以前那么高点，让长江大桥一比，岂不矮成了小瘪三，哪里配得上诗圣李白的气概，哪里配成为九省通衢之地的标志性名胜建筑？！于是现在的黄鹤楼就高耸入云了。
我很奇怪，何以中国人自己当年没有这样一个系统的考察长江沿岸文化遗存名胜古迹的图册？是没有精力，还是没有技术？或者我们关心的问题和兴趣与怀有侵略野心的日本不同？我们知道从二十年代开始就有中国人勘探自己的矿藏如丁文江，研究自己的建筑如梁思成，调查自己的民族地区文化如吴文藻、费孝通，整理自己的方音方言如刘半农、赵元任，探究自己的艺术宝藏如常书鸿，等等，但是好像没有人把长江从头到尾拍成照片，留下珍贵的历史旧影。日本人这么做了，这多少有点让我辈气短。
但日本人那种帝国主义的自得和炫耀，在这画册中也表露无遗。他们在有限的篇幅中，特别注意突出了从上海开始一直到湖北宜昌，长江沿岸日本人的使领馆、码头和工厂。风景如画的长江边这些日本建筑和太阳旗，在今天看来，依然那么刺目，虽然照片是黑白的，而且已经相当陈旧。现在我们的视觉可以接受上海的万国建筑，可以接受南京武汉的欧美文化遗存，包括教堂，何以独对日本侵略的痕迹那么敏感？很简单，日本对中国人的伤害实在太大太深，这种民族间的历史恩怨因为日本人的不忏悔，似乎要变成无法消解的世仇了。
日本人对长江也并非一味傲视。事实上，他们对沿江那些著名文化景观相当敬佩景仰，尤其是唐宋以前的，比如湖北嘉鱼的赤壁，比如苏州的寒山寺，比如李白在安徽的遗迹……这些东西，其实正是日本文化的根基所在，是他们启蒙教育的基本素材，是植入他们记忆深处无法消解的历史芯片。但这些建筑，无一例外的破败了。当时的日本摄影师，面对这些颓寺旧庙、断壁残垣，究竟是何种感想？是庆幸中国的衰落，还是悲叹古典文明的败亡？或者希望就像庐山那样，对具有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传统的风景区，来一个现代化的转换：建造西式别墅，让那些西方外交官和中国的达官显贵能够坐在现代化的意大利马桶上，洒两滴法国香水，手持英国幽默小品一卷，排泄着瑞典咖啡美国牛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