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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劳动组合打乱重组，他被分到烧炭组，进入完达山麓某处，以后就失了联系。直到1960年底我回到北京，才听说他已先我半年返京了。“文革”前他和萧离时有联系，说他在学校很受学生的欢迎。他毕业于燕京大学，又在美国多年。教英语是小菜一碟。
拨乱反正，他回到香港《大公报》后，常有新作发表，可惜我彼时身在偏僻山区，看不到外地的报刊。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他的新作《伟大的平凡——科龙贝行遐想》，我深深地受到吸引并为之感动了。我再三诵读，以为语言的优美、意境的深邃、感情的纯厚，超出了他的名作《落日》。
他在文中描写了法国第五共和国创始人戴高乐将军的墓地。照阶级划分，戴高乐应该属于资产阶级吧，作为伟大的反法西斯民族英雄，他的墓地应该选在巴黎或者其他通都大邑，然而不然，他和他早夭的爱女却埋葬在距巴黎数百里之遥的一个小小村落——科龙贝。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位伟人的墓地十分简朴，位于一个教堂的墓地群中。他写道：“教堂周围是一个个小小的墓地，埋葬着本村的人……戴高乐将军的墓地，就在小径尽头，也是石头砌的，高出地面不到半尺。
“父女二人的遗体，在这教堂的坟场上，真正是只占了一席之地，而且是在角落里……墓石是普通的石头……坟场中，有好几个墓是大理石砌的，比将军父女之墓，讲究多了。”
接着写道：“我默默站在墓前，低头看那朴素、简单到感人肺腑的墓石，思潮澎湃。只觉得面前是一个新的境界：原来一个人的尊严，一个人的品德，是可以用这样简朴、平凡的安排来表现的！”说得何等好啊！
很遗憾，关于尤在兄近几年的情况，我所知甚少。
1960年他从北大荒返京后，被“下放”到湖南一个县里的中学。不久，遭遇婚变。“文化大革命”中，不知道怎样一来，他到北京过起流浪生活，粮票和饭费全靠亲友接济，夜间，就睡在公园、医院或车站的长椅上，重温儿时的流浪岁月。这大概是他欢欣鼓舞迎接解放时，料想不到的吧！八十年代初，被安排到湖南人民出版社，约在1985年离休。那两年他曾到《经济日报》社来过几次，我们还一起在一家饭铺小酌。
其后不久，他和在北京工作的前妻复婚，迁回北京居住，料理家务，照顾小外孙，坐享天伦之乐了。九十年代初，听说他的夫人病故。又听说他曾在北京协和医院住院。后来就失去联系，听不到什么消息了。
他年轻时是很有冲劲的记者，敢闯敢干敢写。惜乎生不逢时，如果生活在今天，一定会有不少创新建树吧！
“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现在我写这篇怀念老友的文字，决非谬托知己，品评他们的生平风貌，只不过勾画一鳞半爪，聊表对故人的尊敬和怀念而已。
家书后面
家 书 后 面
？ 费振钟
今年十月，到上海参加第二届胡风研究学术研讨会。我本不是胡风学术研究中人，只因筹集会议者的邀请，加上也想看看这个难得召开的会如何开法，所以不惴以旁观者门外汉的身份准时忝列会中。这天薄暮到达会议报到地点，一看与会人员，有许多斑白老人，且又扶着搀着，上下电梯，身边还跟了同样老态的妻及年轻些的子女，顿然觉得这是个非同寻常的会。算一算，胡风的生辰已是百岁，他过去的友人和弟子，活到今天，已属不易，还能够参加这样的纪念性的学术会议，则更加不容易了。后来在楼上，又见到有一屋子，老者云集，各各招呼寒暄，大概都因视听不好，所以彼此大声说话，竟然满楼喧腾。推想这次会议的性质，有既为死者之祭亦为生者之聚的意思。
且说会议，到底还是以学术为重，第二天早上八点半到会场，就有一大袋论文发下来。论文作者大多为胡风研究方面的年轻人，这与昨天所见的感受又多有不同，看来年轻一辈对胡风虽说隔了不止一代，无直接的感情联系，但学术上却又相当认真，要把胡风当作一种严肃的历史对待，做深入的思想文化研究。我自然也索取一袋，且不顾台上的演讲，一篇一篇翻看下去。忽然就看到厚厚的论文中另有一份《胡风致梅志家书选》。正文前有短短的说明：
1949年9月至1953年7月期间，胡风因各种原因经常客居北京。此时，他与梅志间有不少书信来往。现在，特从中选出若干封，加以整理辑注，提交大会，供研究者参考。其中略去了一些涉及私事内容的部分，有的姓名则用“＊”代替。文中着重号原有实心圆点、空心圆点、双圈点和圈中点之分，为方便处理，现将实心圆点、空心圆点用着重号表示，双圈点和圈中点用双下划线=表示。
晓风附记2002年9月
胡风的夫人和儿女来参加会议，这是已经知道的，但不知道他的女儿还为会议带来这份资料。任何一种研究，首重资料，自不待说，现在胡风女儿带来的“家书”，想必是尚未公开的第一手原始材料，这就尤为难得了。我自己一边翻看，一边先就产生了若干想法，以为这份“家书”，比会议上其它所有的论文都重要，不只在“供研究者参考”，研究胡风的论文总归属于分析推论之类，不如这份“家书”能够直接察看胡风的处境和心迹；至于胡风女儿晓风的意见，也不以“家书”为私人之藏，愿意贡献出来，公诸学界，此皆因胡风之事在中国牵涉之众之深，凡有当时之蛛丝马迹，均有可资讨论研究之用。“家书”在胡风事件未发之前，其中即已隐含了种种先机，似可进一步了解胡风与当时政治形势的关系。有此想法以后，再看这份“家书”，就不会浮光掠影一带而过，于中特别留心关节，尤对文字含糊之处加以揣想，意作者必有藏锋，以至读得十分入神，不知不觉上午的会议就溜过去了。好在我原本是旁听，只管开小差做自己的事情，与会议无碍。
自然，会场上没有条件写文章，想法暂时也就搁在那儿。现在重新捡起来，时间上过了近两个月，原有的想法中或许又增加一些东西。还是从“家书”开始。
1。召见。晓风所选家书第一封，是1951年11月胡风由北京寄与上海的妻子梅志的。据注中说明，其实胡风该年4月下旬，曾应文化部邀请到京参加“五一观礼”，这已是胡风本年每二次进京了。第二次进京在9月，说是周恩来召见，但写此信时是11月，周还没接见他。为什么旷时如此之久，信中没有反映。也许周的工作太忙，胡风没有什么事，多呆几天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这样胡风就有闲遐每过一二天就给梅志写“家书”了。家书中谈什么？谈梅志深入工厂生活，胡风谆谆嘱咐，要了解人，了解普通工人的生活。这与胡风一贯的“现实主义精神”是非常一致的。
2。改诗。11月20日为梅志改诗。过去胡风先生也是经常要为他的朋友和弟子改诗的，想起“七月诗派”的产生，胡风该花了多少心血！现在住在文化部招待所等待召见，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只能和千里之外的妻子谈谈诗歌的语言和旋律。至于他自己的精神状态，内心的焦躁不安，胡风真不敢明言，只说“要慢慢打起精神来”。好在“父周”本月约见。被胡风视为父亲的周恩来，会给等待中的胡风什么希望呢？“不存任何幻想，只是，告一段落而已。”这是对自己，还是对别人？是想到未来？还是仅在目前？胡风对身处高位的周恩来一直很信任的，可这一回为什么如此心意彷徨？
3。奴性。12月20日胡风一腔愤怒溢于言表。触动他情绪的是方管（舒芜）。方管原也属于他们阵营里的一员，胡风对他提携不少，现在却“出卖”七月派同人。胡风发觉，这是“文坛的压力”，压力之下，方管就背叛了。造出“压力”的是那些“新面孔”，而“新面孔”不过是“旧力量”的延续。说实了，1949年之后，进入中共权力结构中的是左联中另一些人，新政权给了这些人“新面孔”，但在压制人这一点上依然如旧。胡风也要在这些“新面孔”下讨工作，不惟心里不平衡，而且深感屈辱，忍不住说出了这句愤懑的话：“在新社会做人也要带点奴性。”不但方管在奴性之下走到了出卖师友这一步，即使他自己内心深处是不是也想到要用点“奴性”来保护自己呢，否则为什么他要花那么多笔墨告诫妻子，让她“矜持”，“不表示意见”，“应该别人负责的事决不自己负责”，“自己尽可能不出主意”？胡风的内心压抑了一种痛楚，一种将感到在奴性与刚性之间进行选择的痛楚，他面临的压力显然来自于人格的自我评价，这时候胡风滞留不行，在北京即便两天三天吃清炖元鱼，亦不辨是何滋味！
4。作战。胡风说，他将来“搬到北京来，——写批评，扫荡他们”。不知道说这句话时他凭什么？凭自己将被接纳到北京吗？还是凭他“还有力气”的那份个人勇气？知不可为而为，胡风不愧鲁迅的弟子，身上有一种战士的悲壮。胡风对妻子道：“我是有力气打仗的。”可是，他并不知道与谁“打仗”，他的对手，绝不是“新面孔”们，而是“新面孔”后面巨大的权力意志。胡风说自己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的确不错，他带着“旧社会”的战斗热情，同时用的还是“旧社会”的思路，而“新面孔”们已非昔日，北京的元鱼，其实并不那么好吃啊！
5。过新年。京城的日子，过得快还是过得慢，胡风也说不清。总之，转眼到了新年，1952年1月1日胡风一整天与朋友吃饭、喝茶、吃羊肉，直到吃了元宵以后，于深夜再给梅志写信，开始还比较欢快，到后面情绪一转：“十八年了，我们走过的是艰苦的路，荆棘的路，但我们却是走的纯洁的路，真诚的路。——现在是一个最困难的关头，这要影响到几百年的人民创力性的，不知是幸还是不幸，我们不得不做这个斗争。——十八年以来，你总是和我相连一体，但从没有像今天这么强烈地感到需要你，渴望你。今天，我强烈地感受到了只有你的力量才使我走来了这条路，只有你的力量才能使我坚强地走好、走完这条路。祝福人民、我们和孩子们！”家书写得真切动人，可总有哪里不对，甚至埋藏着不祥之意。新年中胡风想到的是“斗争”，这是否意味着他对迫近自己的危险的本能反应？“斗争”的意识占据了胡风的脑子，对1949年后就已经面临新的政治困境的胡风来说，只有斗争才有可能抵抗危险度过难关。但这无疑需要决绝的勇气，谁给予胡风的勇气呢。当年有鲁迅的精神，可精神导师指引下的“现实主义道路”，如今走下去不只是障碍重重和荆棘纷纷，简直有点不知方向，过去总不外是单纯的文学道路，现在却是复杂的政治道路，他已经分不清自己该走哪条路了。焦虑，还有空虚，夹带着失路的恐惧，现在惟一能支撑他勇敢走下去，只有他的爱人和爱情了。“走完这条路”，与其说是决心，不如说是牺牲，所以“祝福”当中，竟然让人隐隐觉察到了种种不祥之感。几年之后，胡风确实走完了他的“路”，从此失去了“走路”的自由。
6。检讨。1952年8月6日。又是北京。胡风从上海于7月19日应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的“约请”到北京讨论胡风的文艺理论问题。晓风的注如是交代了事因。会无好会，原来并没有什么讨论，也无须讨论。一方代表或利用党的权力意志，一方孤身一人，无援无助，讨论双方看不出一点平等的意思，只有胡风的检讨。检讨是个好词，用在胡风身上，则是交代“错误态度”。胡风不能不屈从于这样的检讨，但不会心服，因此，写“检讨”的同时，便又要向梅志叙说心中的苦闷。8月6日这天的信，大大暴露了胡风心中所压抑和惧怕的东西。
7。戒惧。胡风戒惧的东西是什么？他很难说出来，只能横亘于心。比如，他个人能保证对“历史”对“真理”负责？检讨自己就能“放下包袱”？又比如，“纯真”还是“虚伪”？采取“虚伪”是暂时策略，还是长久继续下去？更主要的一点是，明明“人家堵死了路，闷死了生机”，却不敢说山来，“非删去不可”。胡风的戒惧提醒了一个事实：即他面对的并非什么历史、真理、纯真、虚伪这些纯属个人认识和品格上的困难，而是面对另外一个受权力信任和支持的“集团”越来越重的迫害，这个“集团”将利用权力把胡风往“死路”上逼。如果不是这样，那胡风为什么含糊其辞地说，“我的错误是没有考虑到要站住地位”？胡风一直希望到北京，他不甘心处在其它边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