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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案件所涉及的侵权行为是干涉雇佣合同关系的侵权行为。在上一个案件中，我们说过，最早的“引诱违约”就是对雇佣合同的干涉。拿上面假设的案件，北大和泰森之间存在一个有效雇佣合同，清华恶意地引诱泰森终止他与北大的合同，引诱的目的是损害北大而有利于清华。这里，北大与泰森之间是一种合同关系，清华与北大之间是一种侵权行为关系。在侵权行为法中，北大是原告，清华是被告。
法官在这个案件中，分析了这种侵权行为规则的理论基础。拿法官的说法是“秩序优良的社会”，法官还将这个理论上升到社会契约论的高度。这个理论是说，在没有法律的社会，社会是混乱的。每个人都为自己的利益而不择手段，结果导致社会的战争、混乱和无序。为了摆脱这种无序的、人性自私的本性状态，人民就希望要组织起来，通过一种社会契约的形式建立国家、法律和社会，使人民生活在安宁、幸福和和谐的状态之中。每个人放弃自己为所欲为的权利，受共同法律的约束。拿洛克的话说，就是在“丧失部分自由”与“被狮子吞噬”之间，理智的人们肯定会牺牲一定的自由来换取更大的自由。当然，这套理论不是本案法官提出的，而是西方社会17…18世纪主流的理论，其代表人物有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和卢梭。基于这一点，为了保持秩序和稳定，契约应该得到遵守和尊重。对合同关系的破坏，实际上就是对社会秩序的破坏，这就是为什么反对恶意侵犯合同关系的理论基础。
另外一个方面，社会的稳定与市场的竞争又存在着冲突，过于维持稳定也会妨碍社会的进步。就一个具体的案件而言，原告要的是稳定，被告要的是竞争。从法官的分析看来，他区分正当的竞争与恶意侵权之间的界限定在被告有没有法律上的“特权”或者“合法的理由”。侵权法上的“恶意”不同于日常道德意义上的“恶意”。被告具有主观上的邪恶动机，那么肯定就是一种法律上的恶意；另外，被告损害了原告的利益而没有法律上的依据，在法律上这也可以构成“恶意”。在后一种意义上，法律上的恶意要求比道德上恶意的要求要低。如果被告具有法律上的“恶意”，那么他的行为不再是正当的竞争行为，而是一种侵权行为。
在我国现有的合同法和侵权行为法中，这种“引诱违约”似乎还没有相应的法律规定，比较类似的法律似乎是不正当竞争法。但是，我们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背景下，经济秩序和法律秩序尚未建立起来。在经济活动中，我们有时还把恶意挖人才作为一种成功的商业经验，没有有效地区分正当的竞争行为和恶意的侵权行为。
第七部分妨碍预期经济利益的侵权行为责任
张三准备把房子卖给李四。王五是张三的邻居，他跑出来搅和，对李四说房子的坏话。李四放弃购买张三的房子，张三没有挣到钱。张三认为就是因为王五的多管闲事，才让李四没有买房，他把王五告上了法庭。张三能够胜诉吗？我们看下面的案件。
原告夫妇有一项房产，被告马丁夫妇是原告是邻居。原告想将其房产出售，已经与托马斯夫妇有了联系，托马斯夫妇表示有兴趣购买该房产。在正式签定买卖合同之前，托马斯夫妇去了该房屋所在地，了解并检查该房产及周围的状况。马丁夫妇发现托马斯夫妇来看视房产后，主动与他们寒暄。在随后的交谈中，马丁夫妇说，他们将在原告房屋的门旁边建立一个钢制结构，他们房屋所在地的这片土地经常有大量的积水，冬天不能通行。马丁夫妇还说他们要安装房屋的污染处理系统，他们已经提出了项目申请，但是尚未得到批准。因为马丁夫妇的这些陈述，托马斯夫妇没有与原告签订房物买卖合同。原告夫妇对马丁夫妇提起了诉讼，指控他们干涉和妨碍了原告的预期合同关系，初审法官作出了有利于原告夫妇的判决，被告马丁夫妇不服而上诉，最后上诉到怀俄明上诉法院，首席大法官罗尼给出了法律意见书。
大法官说，本案是一种妨碍商业关系的商业侵权行为诉讼，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是被告“妨碍了预期的经济利益”，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妨碍商业关系的诉讼，这就是“妨碍了合同关系”。从前，这两种诉讼是区分开来的，显著的区别在于后者存在着一种生命“可能的期望值”，比如未来的合同关系，现在这两种诉讼趋向于合并。这种侵权行为的构成要素一般归纳为这样几点：第一，存在一个有效的合同关系或者存在着商业的期望值；第二，妨碍者知道该合同关系或者商业的期望值；第三，故意妨碍，结果诱导或者导致违反合同或终止合同，或者导致商业期望值的丧失；第四，合同关系的中断或者商业期望值的丧失，使相关当事人遭受损失。
接着，大法官援用了德克萨斯州的一个先例，揭示出一般的规则。在那个先例中，法院认为：法院已经确认了一种具有侵权行为性质的诉讼，被告不适当地妨碍了原告的商业利益关系。在这样的案件中，我们没有必要去假设：如果没有被告的妨碍，所期待的合同就会订立。但是，被告行为是否妨碍了他人的预期经济利益，就要根据当时具体的环境判定，其中的标准是合理性和一般情况下的状况。一般地讲，一个当事人没有特权不受到竞争的压力和影响，但是，他有权不受恶意的妨碍，也就是说，妨碍的结果导致了一份合同的失败，而在通常情况下，这份合同是可能通过协商而合理达成的。
就本案而言，原告在其房产上贴出“供出售”的标记，而且标示的时间超过了一年，而且，上诉人马丁夫妇接近托马斯夫妇并主动挑起话题，也正是在他们的谈话中，托马斯夫妇说过他们正在考虑购买该房产。因此，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上诉人知晓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大法官继续说，有证据表明，上诉人接近托马斯夫妇并主动告诉如下信息，比如，淹水问题，腐败系统问题和冬天通行问题，但是事实情况是，这些信息并非准确。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同意审判法院在这个方面的事实认定。在侵权行为案件中，赔偿的标准是对最接近原因所导致的损害予以赔偿。原告有权不受到故意的妨碍，通过协商，原告原本可以签定一份合同，这份合同存在着原告合理的商业利益，由于被告的妨碍，原告的权利受到了损害。因此，最后的结论是维持下级法院的判决。
妨碍商业关系的侵权行为诉讼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形式是妨碍雇佣关系，另外一种是妨碍合同关系。在妨碍合同关系的案件中，又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妨碍他人定立合同，第二种是妨碍他人履行合同，上述的案件就是前一类案件。妨碍合同定立的侵权行为，简单的表述就是：一个人或者一个公司以恶意的方式妨碍他人与第三人签定一个合同。这里的“恶意”具有广泛的含义，核心点在于“没有法律上的权利或合理的理由如此行为”或者“非法的手段如此行为”。具体地讲，非合理性或者不当行为的判定标准有：第一，被告的行为不是一种公平竞争的行为，第二，被告的动机和目的是转移或者获取他人的商业利益。通常，法官要在如下两个利益之间进行平衡：一个利益是妨碍者行为的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另外一个是被妨碍者利益。为此，就需要全面考虑行为人的性质和当事人之间的关系。美国侵权行为法重述第767节给法官提供了三个方面的考虑因素：第一，被告的行为和动机，第二，当事人的利益，第三，被告行为中蕴涵的社会利益。在这个案件中，法官认为被告没有法律的合适理由来干涉原告的合同行为，因此被告存在着法律上的恶意，最后支持了原告。
假设被告真的是个“善人”，他“客观地”描述了原告房子的状况，那么他的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利益”，而应该得到法律的保护呢？法官没有分析这个问题。我们设想，如果此案发生在中国古代，会怎么样？这使我们想起了中国古代的“邻吴连坐制度”。根据《史记•；商君列传》，商鞅变法实行“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秦简•；法律答问》记载：贼入甲室，贼伤甲，甲号寇，其四邻、典、老皆出不存，不闻号寇，审不存，不当论。典、老虽不存，当论。按其含义，如果你邻居家有贼，你在家不去救，要治你的罪；你不在家，可以不治你的罪。但是，如果你是典或者老这样的地方官，即使你不在，也要治你的罪。应该说，中国古代的这种“好亲不如近邻”的观念与西方“与邻为壑”的观念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中国的热心人多，私人之间的秘密少，人际关系密切，你的一举一动都在他人的窥视之下；反过来说，一家有难，八方支援，你不主动去帮助，法律会对你进行惩罚。因此你很难干坏事，从而确立起一个文明礼貌的君子社会，这是中国人的理想世界。而且，这也被认为是中国的国粹之一。拿本案件的事实来看，一个人的经济利益，在一个中国人眼里不是一个人的事，而在一个西方人眼里，这可能是个人隐私，个人隐私不容他人侵犯。中国学生碰到此类案件，第一反应就是：这怎么可能？如果被告是客观描述事实，那么被告要承担责任吗？被告的“善举”有错吗？这也许是文化上的冲突。
第七部分窃取商业信息与经济侵权行为
张三与李四之间一个服务合同，王五“巧妙地”得到了这份合同的相关信息，其中包括服务的价格。王五利用这些信息与李四接洽，愿意以比张三更低廉的价格为李四服务。李四终止了与张三的合同，与王五签定了新的服务合同。张三把王五告上法庭，认为王五的“巧妙”方法实际上是一种不正当和恶意的行为，而王五认为自己行为是不可指责的正当竞争行为。张三能够胜诉吗？我们看下面真实的案例
原告是一家航空公司，从事货物航空运输服务。在它的航线上，原告依照合同为“联合包裹服务有限公司（UPS）”运输包裹。该合同规定：任何一方当事人在通知对方60天后，都有权终止合同。被告是另外一家航空公司的雇员，他对原告说，如果他能获得原告的商业运作的数据，如果能知道它的价值的话，那么他将有可能购买原告的飞机。原告因此提供了信息，其中包括原告与UPS的合同信息。原告的想法是：他所提供信息是一种机密，提供信息的目的是用于估计原告飞行的价值，从而确立一个公平的买卖价格，该信息不能由被告用作商业竞争的目的。后来，被告告诉原告，他不愿意购买原告的飞机。事后，被告向UPS发出一项要约，愿意为他们提供空运服务，并且可以接受比原告更低的价格。UPS终止了与原告的合同，与被告达成了一个新合同。原告提起了诉讼，指控被告的侵权行为妨碍了原告与UPS的商业关系。被告答辩说他只是在从事一项竞争的商业活动，因为按照原告和UPS的合同，只要给出了适当的通知，原告与UPS的合同可以依照任何当事人的意志而终止。UPS是自愿地终止合同，所以不发生侵权行为。初审法院做出有利于原告的判定，被告上诉到华盛顿上诉法院，卡罗法官给出了判决书。
卡罗法官认定，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着一种交易，也就是说，原告向被告公开了秘密信息，被告许诺“除估价和购买外不以其它目的使用该信息”；另外一个方面，该信息是“机密的”，不能够轻易得到，但是，被告在作出许诺之后不久，就以商业的目的使用了该信息。这样问题就是，被告的行为是否干涉了原告与UPS之间的商业关系？被告的行为是一种侵权行为，还是一种合法的竞争行为？
法官说，被告声称其行为是合理的，理由是第一，原告和UPS之间的合同，依当事人的意志可以终止；第二，UPS没有违反与原告的合同，只是按照合同条款将它终止；第三，公共政策鼓励和促进竞争性合同投标。但是，法官说，法院不同意被告的这些说法。不合理地干涉他人的商业关系，就会产生一种责任。这个责任不依赖于一份有效合同的存在，也不依赖于一个合同关系是否被违反，而且，一方当事人依照其意愿，按照合同条款终止合同的事实，也不能否定受害人就其损害提出权利要求。法律支持自由竞争的原则，但是“竞争”不是一个局外人不合理干涉他人合同关系的正当理由。一个贸易者有权合法地从事一项最激烈的商业竞争，但是当他超越界限，以“使其竞争对手在商业中遭致损害的恶意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