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市内出现了匿名大字报，谴责在他背后拆台的行径。北部城市居斯特罗的邮局截获
了一封三位年轻姑娘试图发给勃兰特的慰问电报。上面说：“我们希望你的继任人
有勇气完成你开创的事业。”无论东德还是西德，皆把勃兰特的下台看做是一场灾
难。我主管的情报局成了众矢之的。
与此同时，还有一种截然不同的观点，认为纪尧姆打入西德总理办公室是我一
生当中最辉煌的成就。勃兰特的崇拜者们前东德不乏其人不能原谅我在他
下台一事上起的作用。为了以正视听，我必须在此特别说明，我把纪尧姆一案视为
当时我们遭受的最大的失败。我们在勃兰特倒台一事中扮演的角色好比是将足球踢
进自己的大门。我们既不希望，也没有策划勃兰特下台。然而一旦事态发展起了连
锁反应，就难以再制止。我又该在哪个节骨眼上喝令停止呢？
政治与情报工作之间的关系常常别别扭扭。从安德罗波夫上台一直到戈尔巴乔
夫时期，我们遵循的一项基本方针是：间谍活动不应妨害缓和。与此同时，我们又
面临搞到北约秘密的越来越大的压力。这正应了一句古老的俄罗斯成语：既要给熊
洗澡，又不能弄湿了它的皮毛。在此情况下，明哲保身的最佳办法就是无所事事。
我的一些同事很了不起，一生成绩平平，风平浪静。成功者既会得到奖励，也会受
到惩罚。
勃兰特辞职两周后，我试图振作起来，在日记上写了下面一段话：
勃兰特在我们这个时代和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留下了自己的足迹。他一生硕果累
累。现实政治的弊端更衬托出他人格的可爱。而我们无意之中却扮演了复仇女神的
角色。
人们现在当然可以理直气壮地问，让纪尧姆留在勃兰特的办公室难道不是代价
太高，风险太大了吗？凡事自然要从最坏的角度考虑，从一开始就应想到一旦失败，
会付出什么代价。但真的可以做到这一点吗？走到哪一步应该罢手不干？照此推论
下去，所有国家的情报机构都得关门。可我并没有看到有哪个国家这样做，至少是
现在还没有。
多年后，我还将有机会亲自感受到勃兰特的宽宏大量。1993年他去世前不久，
在一次宣布出版他1991年撰写的回忆录的法文版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反对对我进
行刑事起诉。我本来希望有机会亲自向他道歉，但他不想见到我或是纪尧姆，回函
说：“那样会使我太痛苦。”
1995年夏，纪尧姆久病不愈后去世。我在柏林新建的马察恩墓地参加了他的葬
礼。墓地周围是一群高层建筑，如今成了昂纳克梦想中的工人共和国的混凝土遗迹。
简短的葬礼就要开始了。这时，大门被砰然撞开，一个人旋风般地走了进来。我转
过身，希望进来的是克里斯特尔或皮埃尔，那个早熟的孩子。他所了解的父亲只是
个假象。真正的父亲却是一个兼有双重身份的人。然而当他明白这一切的时候，隔
阂已经铸成。间谍活动毁了不少人的生活，尤其是孩子。这些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
所受到的伤害更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然而克里斯特尔和皮埃尔都没有露面。两人拒绝出席葬礼。旧日深深的创伤难
以在纪尧姆去世前弥合。刚刚走进来的人是纪尧姆的第二个妻子埃尔克，我们挑选
照顾他的那位女护士，也是他余生所爱的人。她默默地坐着，对人们好奇的目光视
而不见，沉浸在对她所爱的那个人的回忆里。对她来说，他不是什么赫赫有名，抑
或臭名昭著的大间谍纪尧姆，而是一个领取养老金的人，一个眼看自己熟悉并为之
献身的制度分崩离析，试图找回人生意义的老人。我和埃尔克一起走了出来，来到
无人照看的墓地，看着棺木徐徐沉入穴中。按照共产党人的传统习惯，我将一支红
玫瑰投入墓穴。
隐面人
第十章 背叛这剂毒药
背信弃义绝非像我们希望的那样只是偶尔发生的事。日常生活中，亲朋好友常
令我们失望。工作单位里，亲密的同事因为利害冲突或反目为仇，或暗射冷箭。这
是生活中丑恶然而却是可以预料的一面。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背叛祖国是一种公
民所不齿的行为，无论他们对自己生活在其中的制度持何种看法。我跟形形色色的
叛徒打过交道。他们背叛祖国的动机从崇高到卑鄙，前面讲述过的男男女女也不例
外。他们或出于意识形态、经济或政治动机，或纯粹出于个人目的向外国出卖机密
情报。
有一类背叛尤其令人骨寒齿冷，特别值得研究。这就是身为一国谍报人员而向
外国谍报机构出卖秘密的叛徒。有些人以为，干谍报这一行的人平时对同事就没有
什么信义可言。一朝自己内部出了叛徒，也不会大惊小怪。其实不然。背叛对任何
一国谍报机构来说都是一剂毒药。而防毒疫苗的效力却十分有限。
一个谍报机构的心理文化与一个氏族或部落的文化相仿。所有成员为了某个宏
大目标或出于一种认同感凝聚成一个整体，不管这种认同感是意识形态上的还是其
他方面的。一旦他们中间出现缝隙，猜疑的毒水就会渗透进来。潜伏在敌国的间谍，
即使自己的工作与叛逃者毫无关系，下次走近秘密投递点（秘密投递或接受信件、
口信或微型胶卷的地点）时，或是通过收音机收听总部发来的密码指示时，也会心
有余悸，战战兢兢。一次重大叛逃事件发生后，征募新成员也变得极为困难。
背叛事件对于谍报机构的头头来说后果同样严重。一旦出了事，谍报机构马上
成了本国政治家注意的目标。例如，艾姆斯一案曝光后引发的地震几乎使中央情报
局完全陷入瘫痪。谍报机构的一员叛逃时，背叛的不仅仅是他认识的男男女女，而
是这一谍报机构的所有成员。当然，有各种办法可以尽量缩小这种风险。比如，可
以在单位内创造一种浓厚的战友般的气氛，一种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互助协作精
神。要么是利用童年时结下的友谊，无论是源于共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信仰，还是
小时侯在一起长大的经历。任何想叛逃的谍报人员会觉得这样做无异于背叛自己。
中央情报局由大量来自美国东海岸各州的白人所主宰也好，英国谍报机构内的牛津
和剑桥小圈子也好，苏联谍报机构内子承父业的现象也好，均是防范背叛的手段。
由于叛逃后果极其严重，稍有可疑迹象就要认真对待，绝不可掉以轻心。我从
来没幻想过，我手下的人个个都不食人间烟火。不过我跟东欧国家的谍报机构打交
道时认识到，谍报首脑极不情愿承认他们内部可能埋有定时炸弹。
社会主义各国的谍报机构中，彼此关系最难处的当属东德和波兰。不管波兰共
产党人对莫斯科和它的盟国多么忠心耿耿，欧洲历史上波兰人对德国以及俄国强权
的憎恶注定了两国关系不可能没有伤痕。我们与波兰同事的合作既需要娴熟的谍报
工作技巧，又需要高超的外交手腕。
一次，我从隐藏在西德谍报机构里的一名鼹鼠那儿获悉，波兰内政部的一个高
级官员向波恩驻华沙大使馆解码处的一位官员表示愿意为西德当间谍。我决定微服
私访，亲自向波兰同事通报这一消息。波兰国家安全部副部长什拉赫齐茨早就请我
去波兰国家安全部专用的上西里西亚动物保护区共度周末，一起狩猎。我于是借此
机会前往。我俩在夜幕的掩护下，躲在树丛中等待公野猪出现时，我告诉了他这个
消息。我们一致认为，最佳办法是私下跟他手下的反谍报机构的首脑一起设一个圈
套。由我手下的人扮成西德特工诱他到某地接头，然后把他当场抓获。
见到波兰反谍报首脑时，我才发现，什拉赫齐茨为了向我显示他多么重视这件
事，还邀请了一些高级官员与会，协助我们制定具体方案。不消说，厨师多了反倒
毁了一锅汤。我们设了一个圈套，然后在预先定好的接头地点一家花店守株待
兔。可他人未露面。下一次约会他又没有上钩。显然，波兰国家安全部内有人走漏
了风声。后来听说这个怀有二心的波兰叛徒改投英国人。我无意从头到尾再走一遭，
把这案子交给波兰人自己去处理了。
我从来没觉得，我们情报局固若金汤。通过早期的叛变事件我已经领悟到，我
手下的人并不比其他谍报机构里的人圣洁。但我认为，把我们连接在一起的共同信
仰具有极大的凝聚力。战后两个德国的谍报机构都面临一项艰巨任务：在其成员中
树立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和集体荣誉感，从而最大限度地缩小内部变节的风险。这
方面我们做的比西德人好一些。西德一直把谍报机构看做是文职政府部门的一部分，
不像我们那样，培养谍报人员彼此以战友相待。考虑到谍报工作的危险，引入战友
意识十分恰当。 每一次叛变都有前因后果，给人的教训也各不相同。对我打击最大的一次叛变
发生在1979年。当时正值冷战时期，欧洲紧张局势达到高峰。叛逃的人是情报局内
最秘密、也是最卓有成效的处之…科技部下面B处的一名军官。
1979年1月19日是我的生日。那一天我正在卡尔·马克思城与当地的谍报首脑开
会。会议刚开始，就有电话找我。打电话的是我的一位副手。电话里明显可以听出
他声音的紧张。“科技部有人跑了，”他半句废话都没有。我听后一怔，随口骂出
一串儿脏话。我想，世界上任何一国的谍报首脑遇到这种事八成也会作出同样的反
应。“头儿，还有更糟的呢，”电话另一端的人接着说。“保险柜打开了。有些文
件已不见。而且边界特别通行证也他妈的没了。”他指的是每个处的工作人员需要
去柏林主要边防站弗里德里克大街边防站办事时用的通行证。每个处只有
一个。东德边防军允许持这一证件的人到该边防站西德那一边。
就在两天前，我还按老习惯在新年之初给我们局的负责官员讲了一次话。“同
志们，我们要时刻牢记，敌人钻入我们的心脏才是最最致命的。”当时我这样讲不
过是想引起大家的警惕，不料居然被我言中。我深为震惊。尤其令我痛心的是，此
事发生在科技部。我一向认为，如果我们在科技领域落在西德后面，谍报工作再出
色也是白搭，因此平时对该部的工作特别关心。
询问边防军后才知道，使用这张通行证的时间是头一天晚上9点30分。等到有人
觉察时，叛逃者早走了12个小时了。叛逃的时机是深思熟虑过的，一个冬天的假日
周末。位于诺曼大街上的戒备森严的情报局总部里，工作人员忙成一团，急着查看
B处人员的休假安排，然后一一给他们家里打电话，辨明哪些人正在休假，哪个人是
叛徒。
他们拟了一个可疑者名单。3小时后，我返回东柏林时，已真相大白。叛逃的是
负责核物理、化学和细菌学的第1分处的施蒂勒大尉。他是该处最精明强干的官员之
一，为人随和，富于自信，叛逃前刚刚被任命为该处的党委第一书记。通常只有特
别可靠的人才能担任这一职位。毫无疑问，施蒂勒的叛逃是过去几十年里最严重的
一起叛逃事件。（1959年，主管从基督教民主联盟人士那里刺探情报的马克斯·海
姆少校叛逃，导致我们10余名间谍被捕。1961年，负责渗透西德境内的美国组织的
官员沃尔特·格拉斯叛逃。我们的一些谍报活动为此夭折。两人均定居西德，不时
应西德谍报机构的请求为他们出谋划策。）
情况十万火急。我们立即采取了一切应急措施，向施蒂勒分管的西德境内的间
谍和耳目发出警报，指示他们果在家里，销毁一切对他们不利的文件。与此同时，
我们局的分析员仔细核对档案，查明施蒂勒带走了哪些文件。这是一场比速度的竞
赛。西德谍报机构动手捕人之前，我们必须尽快通知处境危险的人。
我们很快查明，施蒂勒带走了载有告密者名单的材料。其中包括供整个科技部
参考的关系名单、一些间谍和耳目最近提供的情报摘要以及他们的化名。单凭这些，
还不足以知道这些间谍和耳目的身份和工作地点。然而西德的反谍报机构可以通过
这批材料更好地判断一些怀疑对象是否是我们的人。坦率地说，施蒂勒这家伙确实
胆子不小，叛逃前做了精心的准备。带走这批告密者的档案材料无疑是为了逃到西
柏林后可以给对方献上一份见面礼。显然，他是铁了心地要跑，不惜冒被抓住后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