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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的一家作家俱乐部正在参加《三个人》一书的讨论会时，门突然被人撞开，一个
小伙子喊道：“边界开放了！”沧桑之变，竟在这一瞬间。一夜之间，我毕生献身
的世界土崩瓦解。当天晚上，千家万户的电视机里播放出柏林墙坍塌的画面。这道
曾巩固了意识形态对立的混凝土屏障没过多久沦为一块块碎石，被人们当做纪念品
收集。从现在起，我不得不去适应一个新的世界。迄今为止，它一直是我的敌人。
在这个世界里，我成了一个陌生人，一个来自破灭了的乌托邦的逃难者。
1990年1月15日，一群愤怒的人，其中有些人是有备而来的，冲进我曾服务过的
国家安全部内，抢走了里面的档案。这批材料随后落到西德谍报机构手里。其中部
分经过精心挑选的内容被泄露给了新闻媒体。由于一般老百姓只听说过米尔克和我，
每天针对我的攻击谩骂之声几乎不绝于耳，尤其是在前西德红军派的恐怖分子受到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庇护一事上。对于攻击我的人来说，找不到可以证明我个人与红
军派成员打过交道的证据无关紧要。凭我在国家安全部里的一个部门干过这一点就
足以给我定罪。
夏天，报复空气越来越浓。一项给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谍报人员大赦的法案在
波恩议会上受到阻挠，未获通过。我毫不怀疑，1990年10月3日德国统一之日，也是
我被捕入狱之时。征求了律师和朋友的意见后，我决定暂时离开德国一段时间，希
望能够在国外继续想办法保护我的老部下。他们中最后一批人于1990年4月离开国家
安全部。动身前；我给联邦总统魏茨泽克、外交部长根舍及勃兰特分别写了信，表
示决不想再次漂泊海外：
德国是我父母的祖国。经历了海外的长期漂泊后，他们在这块土地上找到了自
己的事业和追求。柏林的地下长眠着我的父母和弟弟。对我来说，德国是我奋斗过
的地方，是我力量的源泉，也是我爱过恋过的地方。我在德国这块土地上既做出过
贡献，也有过失误，做过错事。我在写给联邦检察官冯·施塔尔的信中说：．
我和东德谍报机构的其他成员参与冷战的方式与其他谍报机构成员没有什么不
同。对我们这些人来说，冷战似乎还在继续，非要决出个输赢胜负不可。败者的下
场就是受到无情的报复。
我想清楚无误地说明，虽然我可能会暂时离开德国一段时间，一旦得到可以受
到公正审判的保障，我会毫不犹豫地返回德国。与此同时，我还把这一决定告诉了
克格勃柏林站站长诺维科夫。他微微一笑，说克格勃已经知道西德当局企图以免于
起诉我为条件换取我向他们泄露机密，并对我拒绝合作的立场感到欣慰。他没有透
露克格勃是怎么知道的。诺维科夫向莫斯科汇报了我们会晤的情况。几天后，我收
到他的一个口信，说任何时候我遇到危险都可以找克格勃。
我和诺维科夫一致认为，危急关头我和妻子自己想办法逃离德国，以避免造成
苏联人插手的印象。必要时，我可以拨一个秘密电话号码，克格勃会助我们一臂之
力。事到如今，这已是我们能够指望的最大协助了。我当时仍心存一线希望，在欧
洲避上几个星期的风头后，待德国国内的迫害浪潮平息下来即可回国。
9月28日，距德国统一还有6天，我和安德烈她悄悄打点好行装，动身去奥地利。
我们持的是真护照，开的也是自己的车。我可不想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违法行为被
人抓住，因此出国旅行从来不持假证件。我们像夏末去山区度假的旅游者一样，驾
车驶向德奥边界。边防警察漫不经心地扫了一眼我俩的证件，挥手放行。待车子驶
到警察视线之外后我停下车，与安德烈姬紧紧拥抱，好似一对寄宿学校逃学的顽童。
随后的两个月里，我和安德烈哑开车在奥地利乡村转来转去，专拣小旅店或私
人出租房间住宿。有时，奥地利左派圈子里的老朋友请我们住在他们家里。我和安
德烈娅都没有化装。10月3日我逃离德国的消息传出后，各家报纸的头版经常可以看
到我的照片。不消说，旅馆大厅和服务台都摆放着这些报纸。奇怪的是，似乎没人
想到我就是这个失踪的“头号通缉犯”。有几次安德烈娅注意到有人仔细打量我，
或有人小声惊叹。这种时候，我们便立即转移他处。这段经历极不寻常，既让人提
心吊胆，又其乐无穷。说来也怪，我竟有一种返老还童的感觉。不过我深知我俩不
可能像美国的邦妮和克莱德这一对年轻罪犯一样永远同警方周旋下去。
我们想再试试能否去以色列，但没有结果。以色列人曾许诺过给我签证，可到
了维也纳后又杏无音讯。我不想为了拿到以色列签证在奥地利首都久留，以免引起
别人的注意（直到1995年，我才去成以色列。以色列的《晚报》报社邀请我与一批
摩萨德的退休官员会面并会见前总理沙米尔）。一天晚上，我和安德烈娅在下榻的
一个奥地利村子吃晚饭。望着她那张楚楚动人又忧心忡忡的脸，我意识到眼下只剩
下去俄国这一条路了。我当时仍抱有一线希望，戈尔巴乔夫会在他的朋友科尔面前
为我们求情。我在奥地利给戈尔巴乔夫写了一封信，但一直没有回音。1990年11月，
我翻出逃离德国前克格勃在柏林给我的那个秘密电话号码，拨通了电话。接电话的
是个俄国人。我按事先约定好的暗语告诉他，需要克格勃帮助的时刻已经来临。
两天后，一位俄国代理人在匈牙利边界接上我和安德烈娅，开车横穿匈牙利平
原。路上休息了一天，我们一行三人开车经乌克兰驶抵莫斯科。虽然浑身精疲力竭，
却有如释重负之感。逃亡的日子终于结束了。
抵达莫斯科后，舍巴尔申在位于亚塞涅沃的外国情报局总部设宴为我们接风。
宾主共同举杯，庆祝我安然脱险。然而席上的气氛却显得颇为拘谨。主人为我没有
得到戈尔巴乔夫更多的帮助感到尴尬。老熟人克留奇科夫没有出面见我，只通过费
林和苏共中央向我转达了他的问候。这位克格勃首脑告诫我不要回德国。显然，苏
联上层内部对我投奔苏联一事内心不无矛盾。一方面，出于过去的情谊，他们感到
向我提供庇护义不容辞。另一方面，又不想张扬此事，以免损害与波恩这一更重要
的关系。
一向对我有求必应的莫斯科各部门开始给我吃闭门羹。或者说，按照俄国人的
惯常做法，对我的请求不置可否。有生以来我还是头一次在苏联受冷遇。为了写这
本书，我需要查阅一些旧日的北约文件。这批文件当初还是我手下的间谍搞到的，
并由我转交给莫斯科。到头来这批文件我连个影也没看到。当然，俄国人并没有一
口回绝我的请求，只是婉转地告诉我说，“出于技术上的原因”，无法拿到当初我
亲手交给莫斯科的这批文件。
逗留苏联期间，我竭力为以前的老部下、间谍和我本人寻求政治和法律上的帮
助。此外，还走访了青年时代的老朋友，并为撰写一本烹调书收集俄国菜谱。我儿
子萨沙当时由安德烈娅与前夫生的女儿照管。他也不时过来看望我们。
一直到1991年8月，我们在莫斯科过得十分惬意。然而我极其思念在德国的家人
和同事，渴望回到他们中间。留在苏联意味着隐姓埋名了此一生，与流亡者没什么
两样。入夏，苏共中央邀请我和安德烈妞去黑海海滨雅尔塔专供要人住的一栋别墅
度假。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也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度假。这是他作为苏联领导人
度过的最后一个假日。正是在这里，一个由部分政治局委员组成的代表团不期而至，
向戈尔巴乔夫宣布免除他的一切职务。策划这场政变的不是别人，恰恰是克格勃首
脑克留奇科夫c
克留奇科夫不是我意中的克格勃首脑。可我万万没想到像他这样的聪明人居然
会卷入到一次如此拙劣的行动之中。无需是谍报首脑即可一眼看出，这件事从一开
始就是一场闹剧。政变的失败意味着我已山穷水尽。在此之前，我的律师曾两次找
到我，商讨返回德国的时机。做出离开苏联的决定已迫在眉睫。显然，戈尔巴乔夫
在台上的日子不多了。叶利钦很快就会大权在握。我根本不指望从他那儿得到任何
帮助。
8月底，惊魂未定的戈尔巴乔夫返回克里姆林宫后，我约见了暂时代理克格勃首
脑的舍巴尔申。名誉扫地的克留奇科夫这时已被逮捕。舍巴尔申面对形势的骤变显
得迷惘不解。苏联国内局势乱成一团。克格勃内分裂成支持和反对政变的两派。这
种时候，他自顾尚不暇，哪里还有心思管我？不过兴许他会念及过去共事的旧情，
最后一次挽留我？
我向舍巴尔申透露了打算返回德国的想法。他认真听我说完，然后两手一摊，
做了个俄国人典型的无可奈何的手势。“米沙，这里的情况你都看到了。我们虽是
老交情，可眼下也帮不了你什么忙了。谁料到事情弄成这个样子！愿上帝保佑你吧！”
我和安德烈娅决定返回德国前先在奥地利歇歇脚。一是为了松弛一下过去几周
紧绷的神经，二是在这里更便于与我在德国的律师取得联系，为我尽可能不声张地
返回德国做好安排。可惜这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苏联人在我离境后发表的一项正
式声明中泄露了我的去向。他们倒不是想有意陷害我，而是疏忽大意所致。奥地利
警察和谍报机构接到命令，将我逮捕并移交给德国当局。
可我无意让摩拳擦掌等我回国的新闻界这么快就如愿以偿，于是又一次在奥地
利同警方玩起了捉迷藏。报界评论员和漫画家先是感到滑稽，随后开始对奥地利当
局的无能冷嘲热讽：在自己小小的国家里，居然连一个退休的谍报头子都抓不到。
报上天天可以看到有关我的消息。后来简直成了一场闹剧。我和安德烈娅于是来到
维也纳，主动到警察局投案自首。奥地利警察客气极了，安排我们在一个避开记者
的地方住下。离开德国将近一年后，我在律师的帮助下做好了回国的准备。
德国当局当然不甘心就这样让我悄然无声地回国。我们来到位于拜恩一格梅因
的德奥边界后，德国一侧的警察已恭候多时。他们客气地示意我下车，敷衍了事地
搜查了行李。一位官员面有难色地解释说，这是为了查看里面是否藏有武器。我的
大儿子麦克尔赶到边界为我们送行。我和安德烈娅跨过边界后，被带入一辆奔驰防
弹轿车。我们自己的车交给了麦克尔。我坐的车后面跟着另一辆奔驰防弹轿车，里
面坐着检察官和我的律师。
德国当局安排我们在距边界不远处的一家旅馆稍事休息，准备了小吃和饮料。
检察官在旅馆大厅神情肃穆地向我宣读了逮捕令。随后，我们一行人来到卡尔斯鲁
厄最高法院所在地。虽然抵达时间已很晚，检察官还是设法获得法院批准，立即将
我下狱。午夜前不久，我被关进了卡尔斯鲁厄监狱里惟…一间上有双重铁栏杆的囚
室。11天后，律师把我保了出来。检察官定的保释金高得吓人，而且条件非常苛刻。
借助朋友的帮助我才筹到了这笔钱。
我先后两次去莫斯科，并呆了较长的时间。第一次是1990年春天，第二次是从
1990年11月一直到我回国。外界谣传说，我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谍报机构的档案材
料交给了克格勃。由于这批材料不知去向，人们猜测纷纷。于是有了以上的传言。
可惜情报局的制度不允许这样做。东德垮台时，我已退休3年。新局长是我一手挑选
的格罗斯曼。他工作勤奋，深受局内年轻人的喜爱。我从未打算退休后继续垂帘听
政。格罗斯曼也清楚地表明，他不想受到任何人的牵制。偶尔，他会就我在任时经
手的一些活动征求我的意见，但绝大部分时候喜欢自行决定。不过我把办公室的钥
匙交给格罗斯曼时特别叮嘱过他一点：万万不可把间谍档案存入电脑光盘。电脑热
刚刚兴起的那几年里，局里一些机灵鬼抱怨说，情报局的档案存储系统太笨，使用
起来极不方便。我没理他们的茬儿。由于新闻界危言耸听的报道，现在几乎无人不
晓，东德国家安全部在档案库里存放的档案长达几英里。我并不否认，东德国家安
全机构染上了一种癖好，四处搜集整理本国公民和海外敌人的黑材料。不过我要提
醒撰写头条新闻的记者们，东德国家安全部档案占地如此之大的原因之一是它的电
脑化程度极低。中央情报局的档案恐怕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