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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笔者于一九三九年高中毕业之后，曾与同班同学三人结伴从湘西的永绥县，步行往干城县的所里镇，参加全国各大学统一招生考试。循传统的驿道，我们翻越崇山峻岭南向走去。中途见路旁一木牌，上书「疫疠地区，禁止通行」。但是我们这四个外省青年，不认得第二条路，加以年轻，又要赶路，我们就不顾一切的继续前进，并进入一个有商铺民居数十家的小镇。时值盛夏，家家门窗都敞开着。我们竟然发现每家都有死人，有时且不只一个。有的还在半死的状态中，痛苦的呻吟着。全镇不见行人，简直是个鬼城。我们四人大惊，乃加快步伐脱离了该镇再南行十数里，进入另一熙熙攘攘的小镇。我们在一小茶馆里探听前一小镇的情况，才知道是鼠疫流行。一旦发生，全镇居民会死光。其中还有个「四口五尸」命案。多出的一个尸体，据说是前晚路过该镇，借宿的客人。故事真令人毛骨悚然。这才使我体会到古史上所记载的所谓「大疫」的涵义。
四年之后，我大学毕业了，又与安徽同乡七八人，乘轮穿三峡至香溪（王昭君故乡），「起坡」，再翻山越岭，穿过河南省，走回安徽去「办学」。一日清晨，我们正循一条笔直的河南公路步行前进时，忽见前面地平在线有一阵烟雾。同行有经验的路人齐声说「蝗虫，蝗虫」。果然不久这阵蝗虫竟向我们迎面飞来。始则是零星的先遣部队，接着便是大批人马，遮天盖地而来。那时原是七月盛夏，河南大平原上骄阳似火。可是蝗虫一来，顿时天昏地暗，日色无光。只见千万个知了（蝉）大小的肥肥的蝗虫，圆睁两个大眼，瑟瑟有声的扑面飞来，当飞至你面前一两尺时，乃绕你而过，两不相撞。那时我们手持竹杖，乃挥舞迎击。可能由于气流的关系，蝗虫千万，却十打九空。偶然击中，则把牠打得粉身碎骨，队伍小乱。这队蝗虫似乎有个总司令。大军前进之中，如碰到绿油油的农作物（我们所见到的是一片占地数亩的苞谷田），总司令一声令下，万千小卒，顿时落下，只听苞谷田内一片瑟瑟之声，群虫争食。十余分钟之后，似乎又是一声令下，万千小卒，立刻起飞，剩下的苞谷园，只见断壁颓垣，一片荒丘。乖乖，此情此景，真是不见不信。我记得蝗虫起飞之后，还看见一位农村老大娘，手持一脸盆，坐地啼哭。她原先以为敲脸盆，可以吓走蝗虫，谁知蝗虫根本没有理她呢。
「他们唱戏给蚂蚱哥看，」她哭着向我们诉苦说，「俺叫牠蚂蚱爷，牠还是要吃俺庄稼。」……「大蝗，大蝗」，历史书上的「大蝗」，不亲眼看到，怎知是怎么回事？
至于史书上不断记载的「大饥，人相食」、「民易子而食」、「饿莩遍野」，一类的故事，我们又怎能相信它会在现代和当代中国出现呢？现代中国虽贫富悬殊，但是幅员广大，贫民流浪乞讨，饥荒岁月，又何至于弄到饿死千万人，乃至人吃人，和吃自己儿子的程度呢？我们尤其不会相信它会发生在为穷人翻身而革命的、毛主席领导之下的人民中国。更是做梦也不会想到，饿死却全都是最可怜的，也正是中国共产革命，最要替他们「翻身」的贫下中农呢。谁知天下事很少是按照人类思维逻辑发展的。想象中所最不会发生的事，偏要发生。毛泽东所一手制造的人为的饥荒，全国一下就饿死农民数千万人，可能是中国史书上所记载的历朝饿死人的总数而有余。这一桩人民共和国五十年史上，任何人也涂抹不了的铁的事实，按理党史、国史，对人民都应该有个正确和忠实的交代。但是数十年来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和党史家、国史家，都讳莫如深，不愿提起。非提不可时，就以「三年自然灾害」，一语搪塞了事。这件空前绝后的民族大惨案，似乎在今后的民族史上打个「马虎眼」，就可以蒙混过去了。这如何使得呢？历史就是历史嘛。将来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至少也得照司马光的老办法，上笔流水帐嘛。书曰：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后十年，主席毛泽东推行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政策失当，引起全国饥荒，三年（一九五九─一九六一）之内，饿死农民三千万，「人相食」、「民易子而食」。
根据对当前中国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发展的趋势来推测，笔者个人曾一再强调，中途如无重大意外出现，再有半个世纪，我国史上的第二次政治社会文化的大转型，可能就会顺利完成（最近北京的江泽民主席也曾说过类似的话，真是大略相同）。到时与世界列强轮流坐庄，说不定也要和今日美国一样，来他个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呢。人类历史的发展，本来是风水轮流转，三百年洋东转洋西；季候风倒吹起来，化西风压倒东风，为东风压倒西风，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嘛。一桌麻将，哪能让一家霸庄到底？
新文艺和新史学
根据近二十年海峡两岸学风丕变的趋势来推测，我们更可正确的预料，今后四十年中，一个空前绝后的新的「文艺复兴运动」（Chinese Renaissance），要在中国出现。在这项新的文化运动里，历史学必然是个重要的组成部门，到那时近百余年来在中国历史上躲躲藏藏的，真正的牛鬼蛇神（不是被红卫兵捉进牛棚的假的牛鬼蛇神），试看剃头者，人也剃其头，是其是，非其非，都要在历史上暴露原形。自己把头插到沙里去的权威人士，总要被将来的史学博士生拖出来，重见天日的。
【笔者附注】半个世纪以前，反对共产党最激烈的「西山会议派」中坚份子的邹鲁的幼子邹达兄告我，他父亲的传记，现在已是北京大学历史系里的博士专题。一叶知秋，这一消息，已足够把北大治史的学术自由，推向世界最先进的学术行列。邹鲁可以构成博士专题，将来谁又能阻止张玉凤女士，成为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博士生们，研究的对象呢？如此发展下去，那么历史上的鸵鸟先生，恐怕一个个插在沙里的头，都要被拖出来了。五四以后传统史学中的「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个教条，早被丢到茅坑里去了。但是看现在的史学趋势，这一教条似乎还有余热。司马光作通鉴，评价历史人物说：「德胜于才，是为君子；才胜于德，是为小人。」不管时代如何变换，君子和小人，毕竟还有其若干客观标准的。有意留名青史者，其三致意焉。
所以把饿死三千万农民的人民公社的灾祸，推给上帝，说是出于「三年自然灾害」，这就是一种鸵鸟政策，可以自装胡涂于一时，三二十年之内的历史家，会把它揭发的盆底朝天的。但是在人民政府公布全部档案之前，历史家单凭堆积如山，而难免于鸡零狗碎的个别史料，是很难写出一部，有系统底专著（monograph）的。所以笔者在拙著上篇里，只三言两语，言其大略。可是现代历史学的书法，原有宏观微观两种方式，在人民政府有关「大跃进」这段国家档案正式公布之前，宏观治史虽不无困难，可是积小成大，把千万件个别史实，用计算机统计起来，由小看大，见微知着，还是可以窥其全豹的。只是此一法则还是工程浩大，有待于集体研究计划（prehensive Research Projects），众志成城，始可略窥堂奥，非一二退休老教授，私家治史，力所能及也。所以在本篇里，我们只能略谈如上述的「大疫」、「大蝗」等，丝微的一手史料，聊供当今的读者和将来的史家，作为个人观察的参考，余则藏拙，以待来者。
安徽饿死人的实例
发生在四十年前中国的「大饥，人相食」的史实，因为死人太多，每一个华裔家族，几乎是没有不受冲击的。笔者本人便出身于一个农村大家族。我自己就有个亲堂弟德譓全家饿死。原来先祖有子六人，生我堂兄弟十八人。我则居长，德譓行三。战后我考取留美，德譓尚在高中。「解放」后无力升学，乃在家乡落户当农民，并娶一村姑为妻，生有子女二人。土改时分得若干土地，自耕自食。「三分自留地，几只老母鸡，一对好夫妻，两个小把戏」，作个新时代、新农民，在「公社化前土改后」，也倒颇能自安自得。不幸一九五八年底被编入公社，吃大锅饭，一九五九年春「青黄不接」，公社无米为炊，把自己的口粮，种籽粮也早已上缴，全家断炊。德譓不得已乃往合肥市，寻觅亲友以图借贷。盖当时城市居民口粮，政府尚保证供应也。然此时城市亲友也家家缺粮，借贷无门。德譓乃加入盲流，拟在城市乞食维生。然因无城市户口，乃被公安赶回乡下。德譓向警察诉求，如被迫还乡，三数日便会全家饿死。据说警察告诉他，饿死也得在乡间饿死，不能死在城内。德譓被逐还乡之后，不出三数日，一家四口便同时饿死了。
我在一九七二年底取得签证返芜湖探母，曾询及德譓。家人从老母以下都支吾其词，不敢实告。八年之后我再次以交换教授身分返国授课，此时已是改革开放时期，言禁大开，乡亲乃告我德譓饿死实情。一时情难自持，竟伏案大哭。读史数十年，初不知「大饥，人相食」的故事，竟亦发生在自己家庭中也？
从德譓之死开始，我才知道幼年期在农村的玩伴：小乌龟、小和尚、杨道士、小根子几乎全部饿死，死的情况各有不同。然死于公社缺粮，则无例外也。有些幸存者告我，当年饿死者往往以青壮年男子为最多。怪而询之，原来青壮男性，往往自信体健，不易饿死，有时寻点粮食，自己舍不得吃，不是喂老，就是喂小，而孩子无知，终日叫饿，为父心有不忍，为一家老幼，自己就永远挨饿了，偶尔眼前一黑，就一去不复返了。我在北京和山东，所听到无数的故事，都大致相同。
最不忍卒听的是，人死了留在家中不敢埋葬，因为饥民往往于夜间盗墓，偷吃死尸也。更无法卒听的是父母往往乘幼年儿女熟睡时，用枕头或被褥把他们闷死，然后与邻人交换「蒸」食。这就是古史上所说的「民易子而食」活生生的现代版。朋友，您说是夸大吗？实例至多，乡人言之凿凿，吾为之战栗不已也。
至于我安徽究竟饿死多少人，我记得在母省旅行时，面包车司机为我指点，某村死光，某村死一半，某村逃亡，始终无一人回村，他似老生常谈，我不忍卒听也。学界政界朋友，估计我省饿死者，盖在二百万与六百万之间。据说政府曾有统计。在官方数字公布之前，任谁亦不知其确数云。吾有一四十年党龄之老友，发誓在退休后，以余生精力，把他亲眼所见，我省饿死数百万人之实况写下来，留为信史。有他们这样的第一手著作，笔者三言两语，谈点皮毛，就难免隔靴搔痒，微不足道了。记绝对真实的所闻所知于此，只略备探亲之鸿爪也。
刘少奇升任国家元首
安徽省和山东省，在大跃进时是重灾区，受祸最惨。两省加起来饿死人数在千万以上。若与东西欧、南北非，或中南美诸小国人口相比，则全国人死尽矣。思之岂不惊人？那时其它各省受祸虽不如皖鲁两省之烈，然亦无一省幸免者，真是千古奇祸。人死得如是之惨烈，当时中共全党，亦为之震动。副主席等中央领导人，自刘少奇而下几乎全部出动下乡调查。对公社化「搞早了，搞糟了」（这是朱德元帅在全国视察后的评语），无不众口交责。毛泽东自已在出巡之外，并派其随身卫士，还乡密访。得报也是全国一片糜烂，军心不稳。根据后来文革期间红卫兵的「揭发」，当年各高干目睹灾情之严重，上「万言书」向毛氏抗争，固以彭德怀最为垂名史册，而个人情绪反应之强烈，刘少奇实更为义愤填膺；刘氏竟公然号召农民向党中央反击抗命。
【笔者附注】个人曾根据红卫兵后来所揭发的新材料，为刘君试作一新传，曰：「刘少奇，刘少奇集团，刘少奇主义，载「第一届中美『中国大陆问题研讨会』专辑」，一九七一年台北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编印，页一四三─一五六。笔者当时读史书的印象，认为彭信多系讲情说理，刘少奇在初开始时对毛氏胡作非为的抗议，则是义愤填膺，情难自己，十分情绪化。刘氏后来转而拥毛批彭，显然是毛氏在一九五九年春，向刘「让位」结果。而刘却因为这一让位，终至死于非命，比彭德怀伤残至死的下场，有过之无不及。
全国各省大批饿死人毕竟是件大事，在群情激愤之下，祸首毛公也知道情况严重，而思有所补救。尤其是数十年来，和他最亲密的同乡、同学、同志，一文一武的两大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