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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这一制度如果认真地执行起来（像美国开国时的华盛顿、亚当斯、杰斐逊一样），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开国领袖，一个接一个的接下去，未始不能替人民中国慢慢地建立出一个稳定的接班制度来。在一个「国家强于社会」的国度里，先把中央政府稳定下来，其下各种制度，随之渐渐的纳入正轨，如此，则转型期的中国，就可迅速的驶出这个可怕的「历史三峡」了。不幸的是，在这段帝制转民治底转型运动的中期，接班（帝制时代叫做「立储」）问题，便是个最难解的问题。原先的真皇帝都解决不了，如今半皇帝、假皇帝，所谓主席、总统者，就更难解决了。下章再专论之。
建国初期的党政组织和意蒂牢结
人民中国在建国初期，究竟做了些什么事呢？一般说来，它和汉唐宋明等传统朝代，也是大同小异的。大同者，还是毛泽东所说的「千载犹行秦制度」：一个皇帝高高在上，中央集权的北京政府，由三公九卿组成一个庞大的「职业官僚」（Professional Bureaucracy）体系。地方政府则郡县乡镇三级制一竿到底。「下级服从上级，全国服从中央」，这一制度，两千年未变，而人民中国继承之也。只是在遴选候补官吏的制度上，它所采取的却是一种带有时代性的「入党做官」的办法。推行起来，比帝制时代的「九品中正制」和「科举考试制」，还要落伍一点罢了。
另外迭床架屋，他还有一套，和政府机构平行，而更具决策权力的党的机器。在通常的情况之下，一省的行政首长应是省长；一校的首长应是校长；一个公司的首长，应是总经理。可是在共产中国，则一省首长却是共产党的省委书记；一校则是校委书记；公司工厂，也是厂委书记。甚至学生自组的学生会，也是书记当家。「六四」在天安门领导闹学潮的王丹，原来便是党中派出管治学生的党小组的书记。他年轻气盛，却承继了北大自由主义的传统，舍鱼而取熊掌，才在党内造起窝里反，而享名世界的。
这种以党为大，党指挥枪；党指挥政，指挥一切，在「进城」前，都是必需和有效的。进城以后，富有天下，把一时权宜之计，当成永久性的制度，就要出纰漏了。毛公所以在历史上，以独夫终篇，便是打不开这个死结的结果。国民党还有个「还政于民」的口号。共产党则是在全世界共产主义还没有实现，全世界资产阶级还未消灭之时，则是一党专政到底，决无还政于民之心。这也可能就是共产主义极权政治的死结罢。
不过话说回头，当年国民党搞「以党治国」，还搞不到共产党这个水平呢。蒋介石以前曾批评过王安石，说王安石变法之所以失败的原因，便是他少了个中央政治学校，没有训练出足够的干部，来执行他变法的政策。但是在训练干部上，毛公可能就要暗笑蒋公是小儿科了。在搞「土法炼钢」时，毛就吹牛说，他一次能送「九千万人上阵」。蒋介石搞土法炼钢，中央政治学校能训练出多少干部呢？
蒋、毛二公俱往矣。青岛康有为墓里，老康遗骸的头骨，也被红卫兵弄丢了。他们三位都是「毕其功于一役」的一次革命论者啊。现在我们不叫变法，叫转型。从帝制遗规，转出个民主法治，要智慧加机运，再加实验时间；横的好的要移植，纵的好的也要承继。如此，至少要两百年，才能慢慢地「变」出个新「法」来。哪能一蹴而几？读者公婆，请稍安毋躁，中国还要再实验四十年，我们就可能有个象样的民主制度出现了。否则就再等一百年，它迟早是要出现的，急有何用？
农村土改和都市工商改造
至于土地政策，人民政府所采取的也只是王莽的新朝（公元九年─后二十四年）所实行底「复井田」的土地公有政策。它先搞「土改」，从事分田。分久必合，然后进一步组织「合作社」，和吃大锅饭的「人民公社」。这本是共产主义的基本理想；甚至也是传统儒家所谓「大同之治」的教条。国共两党都列为最高理想的。中共建国以后，按照宪法和党章，也是要亦步亦趋，加以推行的。不幸的是中国共产党迷信和曲解了马克思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偏信了列宁主义阶级仇恨之说，建国以后，以政府统治机器，泰山压顶的力量，关门杀狗，一举把「地主」屠杀了八十余万人（实际数目显然远大于公开的数字）。这种阶级净化的革命手段，和近时科索伏的种族净化，实是异曲同工。如此以滥杀方式来解决社会和政治问题，近百年来的人类历史已充分证明，不但不构成一项解决问题的办法，它底并发症和后遗症，尤其可怕。因为杀人是有瘾的。「我好杀人人杀我，头颅一样滚瓜红」，杀仇人杀红了眼，下一步就要杀自己的人了。据说张献忠每天都要杀人。等到杀得无人可杀时，他每天就要在自己的队伍里拨出人来，以供屠杀。共产党当年把阶级仇人杀光了，就开始杀自己的同志了，可能也是同样心理变态的结果。尤其是毛公迫不及待，为私为公，他都要立刻冒进，来大搞其公社化，终于演出一场饿死三千万贫下中农的大悲剧，更是不堪设想。此是后话，到时再说。
至于都市工商业的改造，周恩来、刘少奇、陈云和一些经贸专家都主张，先从公私合营做起，实事求是，慢慢化私为公，反对冒进。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九五三─一九五七）中，谨慎执行，全国经济随之复苏，实颇具开国气象。不幸「二五计划」（一九五八─一九六二），墨渖未干，便被毛氏一手推翻了。结果弄出三面红旗，土法炼钢等，势将传之千古的历史笑话。记得笔者于一九七二年返国探亲时，所见一家「国营照像馆」，那架最主要的黑白照像机，比我身边所挂的廉价的彩色照像机，还要老二三十年，我和外甥到一「国营餐厅」去排队买油条，等了半个小时，只买到数根冷油条的情形，如在目前也。
关于建设重工业的政策，中国向苏联学习，先搞军事工业，倒颇有可观。它集中全国力量，正如陈毅外长所说的，没裤子穿，也得发展原子弹。在一九六四年中国果然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两年不到，又爆炸了氢气弹，速度之快，足使美苏侧目；按着北京又搞起「航天」，发展「二炮」，送卫星上天。更是震动全球。这种成就，确是打破世界纪录的。也使海外华侨，挺起腰杆，扬眉吐气，从此不再做落后的「支那曼」（Chinaman）矣。但是这也是变相的「一将功成万骨枯」，我们的原子弹爆炸于「大跃进」之后。朋友，以三千万颗头颅换一颗原子弹，历史家执简书之，心头也是万般沉重的。
凡此，论者已多，经贸科技专著，亦所在多有，笔者今后有暇，当再略为分类综括之，以留信史。本篇就一笔带过，不再多叙了。
极权领袖的统治艺术
现在再谈谈建国初年的那些有名的「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和「反右」诸种运动。毛泽东当国二十八年，最大的特点就是搞「运动」。二十八年中可怜的中国老百姓简直可以说没有一时一刻不在胆战心惊的运动中讨生活。孔子的大门徒宰我先生就曾形容过，周朝建国初年的政策是「使民战栗」。在毛泽东治下的中国也正是如此。到毛的晚年，不特人民战栗，连党的老干部和超级老干部像刘少奇、彭德怀、邓小平、贺龙、林彪、陶铸、彭真、郭沫若、潘汉年、陈伯达和他们底夫人们、子女们，甚至周恩来和邓颖超，也都无时不在战栗之中。周恩来就感叹地说「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邓小平说他能活下来，实在是「命大」。小心翼翼，靠「命」过日子，能不战栗？
但是毛主席究竟有什么神通，一个人能把全国全党，都弄得生活于战栗之中呢？社会科学家对这一问题的解答，就十分简单了。那是极权政治，尤其是现代化极权政党的基本性质嘛。极权政党是一部无坚不摧的统治大机器。任何强人，抢得了这部大机器的操纵权，谁就可以和尚打伞，为所欲为。始则是为国、为民、为党、为革命、为主义，运用此一大机器来清除异党和异端。但是绝对权力，绝对腐化，掌握绝对权力者，未有不滥用其权的。尤其是掌权过久，孤独多疑，老年昏聩，发生偏执狂（Paranoia）的大独裁者，更会胡作非为。为着清除「异己」，那就白刀进，红刀出，无恶不作了。
当然，权力滥用，也是个绝大的政治艺术。我国古代的「法家」，和西方现代的「马基维利主义」（Machiavellism）都曾把这一项艺术发展到最高峰，而大独裁者们，都是这一行道的好学徒和最高手，否则他们也吃不了这行饭。在近现代中国里，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三雄，都是这一行的九段高手和掌门人。他们手段之高明，耍起来，往往令历史家，甚或他底政敌，都拍案叫绝。我记得李宗仁往往斗不过蒋介石。在斗败了之后，他反而佩服蒋制胜的本领。说到精彩之处，李德公常时把大腿一拍，然后翘起拇指，向我说：「蒋先生这着高明。」其实李宗仁先生在此行道并不低能也，但他自叹不如蒋。其实蒋的本领到毛，还差得远呢。朋友，相信吗？
镇反、肃反、三反、五反
毛泽东就凭这部大机器取得了政权。他也就靠这部大机器来建国治国。在建国之初，他是利用这部大机器，来清除国民党留在大陆的残余势力，即所谓「镇反」、「肃反」是也。中共在夺取政权，尤其是志愿军入韩之后，从一九五○年十月开始，一搞两年，其镇压反革命和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之彻底和残酷，真是古所寡有，今亦无双。虽德苏两国亦相差远甚。数十年来北京的官史家为此一政策辩护，说是国民党和美帝不甘失败，在大陆留下大批特务，从事破坏和暗杀，猖獗到阴谋「炮打天安门」的荒谬程度。据说中国人民抱怨政府「宽大无边，有天无法」，政府不得已而为之，才开始镇反肃反的。
其实，战败了的国民党，当时之不服输，信或有之。但是国民党尸居余气，败兵之将不足以言勇，衰迈的老K，当时无此潜力与气焰也。美国想派遣间谍向大陆渗透，也是事实，然碧眼黄须者，究系异族，搞搞调查研究，窃听收买，行有余力也。搞炮打天安门，若非编导侦探演义，就是撰写科幻小说了。此阴谋如为事实，则愚蠢不堪矣。
当时中共搞残酷的镇反、肃反底真正原因，则是报仇雪恨。国民党当政时杀的「赤匪」也够多了，毛、周也虎口余生，几遭不测。如今变天了，以牙还牙，辱其大，杀其小。非尽屠万恶的「项氏之臣」，不足以雪心头之恨。再加以向苏联联共学习，「把革命进行到底」成一时风气，中共对异党异派之残酷镇压，一杀数十百万人，就青出于蓝了。凡此，将来公正的历史家，都会作专题处理的，本篇就三言两语的带过了。
国民党和美帝的特务，赶尽杀绝之后，共产党整肃矛头就指向党内的异派和贪污干部，以及党外的奸商。这就是所谓「三反」、「五反」了。
三反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一九五一年年底由毛泽东下令推行的。在运动进行中，处决了贪污有据的高干刘青山和张子善。前者是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后者是天津地区行署专员。二人都是三十年代就出生入死的地下党，解放后位据要津。二人的处决，使全党全国耳目一新。政肃风清，新朝究非前朝可比。
五反则是三反之扩大。反的是所谓「五毒」：行贿、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盗骗国家财产、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五反目的是整肃市场上之不法商人的。大都市中的各级商场和各样商人，本来是最复杂的一个社会阶层。商人有钱，官僚有权，再加个黑社会从中勾结，这就是台湾今日之所谓「黑金」了。黑金猖獗，那任何革命政权都要腐化了。中共初进城时，就立刻体验到这腐蚀之可怕。五反运动虽然也是血迹斑斑，却颇收一时之效，为所谓「过渡时期总路线」之提出与施行，与「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之扩大，铺平了道路。
总之，开国初年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毛泽东领导之下，确有其一番朝气。当时朝野两方对社会主义制度之优越性与可行性，也从不怀疑。毛氏利用其无坚不摧的共产党那部大机器，来雷厉风行地施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全国上下地无不俯首帖耳、心悦诚服地跟着共产党走。到五十年后的今日再反之，吾人固知，社会主义，尤其毛派社会主义，实为一大空中楼阁的乌托邦也。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