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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苏联模式显然是个一团糟的模式，当初孙国父的「以俄为师」，和后来毛舵手的「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如今已过去五十年到快一百年了，让一些「事过则知」的聪明的「司马懿」们，今日再回头一看，才知道当年拜错山门，而大呼负负，但是为时已晚，为之奈何？可是读者贤达，你我能错怪当年的孙公毛公吗？你我今日也都是一些不大不小的「司马懿」也。我辈当年，如果也有幸地加入了孙公蒋公的青年团、救国团；或做了毛公毛婆的红卫兵、三八式，还不是跟着去起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台湾的名作家柏杨，原来不就是这样的革命青年吗？后来头脑清醒了，才恍然大悟。乖乖，这一「恍然大悟」，对他有多大的代价啊。笔者不敏，近十年来在海外、在大陆，也碰到过几十几百个柏杨。大家痛定思痛，今日也都恍然大悟了。一错三十年、五十年，一辈子也就过去了，恍然大悟有屁用？个人如此，国家民族就惨不忍言了。
毛公是老一辈人物，他活到七十年代就翘辫子了；转型阶段未到，所以他是至死不悟的，也是真正的「死不改悔的」。他至死也不知道他找错了鬼谷子。拜错了山门，画错了蓝图，所以就只能打天下，而不能治天下了。我们贵国从君权神授的绝对帝制转向高度代议民主制，为时至少要两百年。在这两百年中，我们不断的犯错，不断的迂回，原是历史发展之常规，怎能怪得少数英雄人物呢？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毛之不幸是他掌权于转型中期，歧路亡羊，不知道转型后的中国是怎样的一幅远景，可说是终身尚未闻道，就溺毙于三峡之中，做了个胡涂鬼。悲夫，我们这些后辈司马懿，怎能以「现时观念」（present…mindedness）来厚责古人。历史发展的阶段未到，虽贤者不知也，如之奈何？只是我国古史家，有所谓「诛心之论」。毛氏晚年为其方寸之私，要保权保位，而把个现代中国，弄到真正的「人相食」和「易子而食」、「父子相斗」、「夫妇告密」的绝境，冤死者数千万人，受害者逾亿，那就是其心可诛的无赖和独夫了。在十二亿同胞之前，历史家这样评毛，不算不公平吧。
只有「较好」，没有「最好」
再重复一句，在现代的文明世界中，所谓民主政治和极权政治，最显明的区别，就是政治权力转移（甚至于政策的转换）过程中，杀人和不杀人的区别了。人民中国既然选择了苏联的极权模式，那么政治权力的转移，乃至正常政策的变换，也就非杀人不可了。因此人民政权在建国之初的七年（一九四九─一九五六）一帆风顺之后，也发生了「七年之痒」，不但政策要变换，政治权力的转移也走上台面。现代政治观察家不知说了多少遍：集大权于一身的独裁者，未有不滥用其权的。为着集权不被滥用，所以才有人想出鬼主意，让他们彼此牵制，来他个「三权分立」或「五权分立」嘛。这在现代政治学理上，便叫做「制衡制」（Check & Balance）。权力有了制衡。有权力的政客，才不致滥用其权。
这宗老生常谈的学理，不但毛泽东嗤之以鼻，连喝过洋水，爱吃法国面包的邓小平，照样不懂。邓就说过，三权分立，等于是三个政府，没有效率，在中国不能采用。最近朱镕基总理不也说过，他派出来的人，比选出来的人，更为适当吗？这话原都是绝对真实的经验之谈，若不见，今日柯林顿大总统煞费苦心所签订「禁止核试条约」，签了字，还不是被美国参议院的政客，三下两下就否决了吗？八十年前的威尔逊总统曾手创了一个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国际联盟」，但是美国国会和法院，却偏不许美国加入这个国际组织。朋友，这是什么个国家呢？不是邓小平所说的「三个政府」，是什么个东西呢？
再看看台湾今日的政治，台湾今日学美国的三权分立，学的不能再像了。但是台湾这个蕞尔小岛，如今已被几百个政客，吵得天翻地覆。最近还要把个老顽童李敖哥，也拖出来竞选总统。李敖是绝对当不上总统的，但是也可因此名垂史册，因为他毕竟也是中华五千年史上，没有当上皇帝的黑头皇帝之一，跟林彪一样，纵使是在温都尔汗折戟沉沙，也是留名青史的。敖之，敖之，凭你这个嘴巴，你应该是下蚕室，遭阉割才对。今日你居然也当起候补皇帝来，跟邓小平一样，我辈同行，为尔骄傲焉。
不过话说回头，大陆这么大，如果也照台湾这样吵起来，那还得了？不说别的，这样吵来吵去，对财力人力，也是个无谓的浪费嘛。美国这个世界第一富强都浪费不起，暗中还要搞「中国献金」；中国哪浪费得起呢？所以大陆上的江主席，望而生畏，因此要提出个「四不」原则来，不许台湾用台湾制度来「吃掉大陆」。朋友，你说江主席，杞人忧天？台湾行得，大陆行不得？真的，台湾吵得，大陆就是吵不得也。台湾只是个茶壶嘛，茶壶内起了风波，不会把茶壶弄裂也。大陆是个大水缸，水缸搅起风波来，就难免要缸破水流，无法收拾了。所以老江看茶壶而生畏，是不难理解的。试想今日大陆，如果也要找出个李敖哥来竞选一番，岂不天下大乱哉？所以老江要恢复「立储」旧制，也是另一种实验也。可是江主席今日在学袁世凯，来搞个「金匮石室」制，也是令旁观者担忧的。学不了威尔逊，就回头学袁世凯，总归是不大对劲嘛。这分明就是「转型期」所特有的现象了。
总之，一个可行的政治社会制度之诞生，原是智慧与机运相结合，经过反复底长期试验，才能慢慢地磨练出一个「定型」来（像传统中国的科举文官制，和近现代在英语民族国家中所施行的选举代议制）。纵使如此，也没有哪一宗制度是十全十美的。人类的社会生活中，朋友，只有「较好的制度」（better system）；原没什么「最好的制度」（best system）。我们中国一行两千年的考试制度，就是个「较好的制度」，不但孙中山主张加以承继，今日大陆的共产党还不是要继续利用？更在扩大实行之。（注意：毛泽东却把这一制度恨得牙痒痒的反对到底，文革时期，那位教育部长张铁生原来就是一个在考试制度中「缴白卷」的烂考生。）因为考试制度，毕竟是比入党做官，较好的制度。西方民主政治的理论家，一向也没有说过，「民主政治」这位「德先生」是个最好的制度，而只是个较好的制度罢了。一个在文化转型期中的民族，总归要通过很长的时间，才能实验出一项适合他自己的较好的制度来，在目前中国，把李姓两位总统（李登辉、李敖）都弄得方寸大乱的「英美式竞选制」，和大陆上从电视连续剧上学来的雍正式的「立储制」，似乎均有待改进，才能实验出一个「较好」的和适用的「定型」制度来。所以笔者才敢擅自预料，我们要驶出这个动乱不定的「历史三峡」，恐怕还有四十年的实验要做呢。
从集体领导走向个人独裁
总之，时隔四十年，回头一看，从毛公于一九五八年所搞的第一次罢相运动之后，直至今日，大陆上还未实验出一个稳定的、较好的制度来。相反的结果却是，毛周二人这一无声之斗，在人民中国的政治制度的发展上，却突然划出一道休止符。自此以后，共产中国的一切设施，皆以毛某的一言为定，举国上下，就再无政治体制之可言了。落笔至此，我不禁想起，在文革末期，第一次返国时，一位国内教授级的朋友接待我时说，「我们虽然没有法律，我们有政策也是一样的。」
读者同意否？人民政府自一九四九年定鼎北京之初，制度上虽未尽如人意，然趋势上则一切看好也。至少在中央人民政府最高决策层次，看来是团结无间、行动一致的集体领导也。人民政府不是个民主政治，但至少是个现代化的「集体领导制」（a modern aristocracy）。在中央政治局内，高层的领袖们，为国为民，还可集思广益的，制订和执行一些有效的「政策」，可是在这次一九五八年的罢相争执之后，毛泽东虽驱周未成，却树立了他个人的绝对权威。自此以后，在国政决策中，连国务总理周恩来，都不敢随意发言（见前篇末节），他人可知矣。如此一来，毛泽东就逐渐走向唯我独尊、荒淫无道的暴君行列，历史三峡之水，在漩涡中倒流，中央人民政府就变成变相的帝王专制的朝廷了。
本来嘛，对去古未远的中国来说，帝王专政，正如民国初年，来自美国的宪法顾问古德诺教授所说的，不但不是个坏制度，而且是个可行的制度。但是要采取这个制度则必须有两大前提：第一是人选的问题。做皇帝的人一定要具有中国古代传说中深具圣贤资质的尧舜。不幸在中华五千年史中，也只出现了这两个传说中人物，以后就再也没有了。要不那就出个希腊哲学中所要求的「哲学家皇帝」。而在中国历史传说中，除掉周文王之外，也就再没有第二个皇帝哲学家了。毛公坐在此龙座上，显然两者皆不是。
搞帝王专制政体的第二个前提则是，帝王专制，一定要有个铁定的接班制，庶几在老王死后，小王可以和平接班。没有这两个关键性的前提，那末帝王专政，就是现代文明中最坏的制度了。不幸的是，在我国第二次文化大转型中期，出现了帝王专制的回光反照的毛泽东政权。毛泽东基本上是个没有帝号的皇帝，甚至比皇帝还要皇帝呢。我想我们这项看法，今日大陆上千百位党史专家，也会完全同意的吧。
封建王朝的「宰相」是怎么回事
再者，在中国有两千年之久的帝王专制史上，唐太宗李世民应该说是最好的皇帝之一吧。但是一部资治通鉴也告诉我们，纵是圣主明君像李世民那样，有时也会滥用其权的。世民就时时自吹他「身兼将相」，偶尔也就有点得意忘形，可是他一看到那位守正不阿的宰相魏征，他就会立刻收敛的。有时他也为这个碍手碍脚的宰相，感到厌烦，要把魏征「罢」掉。相不到李世民却有个贤淑而有见识的老婆长孙皇后，他每次要把魏征罢相时，都被皇后苦谏而止，所以唐朝的「贞观之治」，卒能全始全终，造福万民，永垂史册。这和它那「较好」的宰相制，也是分不开的。
再回头检讨检讨我们及身而见的，红色帝王毛主席。中国今日已非帝制时代，搞搞集体领导的政府，已经是不得已而为之。统治者实在不能再模拟皇帝了，而我们毛主席却热中为之。真的要做皇帝，那么您就学学好皇帝李世民也好嘛。毛公原来也的确有个魏征嘛，可是他偏把这个魏征，糟踢成一个和稀泥的周恩来，最不幸的他还讨了个糟糕透顶的老婆，她不但不能像长孙皇后那样，来致君尧舜上，她还要助纣为虐，把个老公弄得桀纣之不如，桀纣之君，荒淫无道，也不过搞点酒池肉林，逞逞私欲罢了。不像毛主席还要唱高调，来搞什么「大跃进」，把无辜的农民，饿死数千万，接着再搞个「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又把另外的几千万人弄得家破人亡，这就是传统史家所说的「桀纣之不如」了。我们实在无心要诅咒毛主席也。但是这也是过去五十年中，铁一般的历史事实，我们既吃写历史的这行饭，又怎能昧着良心，硬说它不存在，视而不见的，加以回避呢？一直被写历史的人，承认为国史正统的当国者（legitimate rules），也不应该讳疾忌医，否认这些铁的事实嘛。历史就是历史，任何人想回避都是徒劳无功的。身为当国者，更应引史为鉴，不为暴君、昏君恶政护短，才能开辟出一个真正的民主政治的新世纪来。如反其道而行，在历史三峡中逆水行舟，那就永无出峡之望了。
「大跃进」的序幕
现在再让我们回头大略的看看，毛主席的「大跃进」是怎样搞起来的。得机再辟专题作较详细的处理。大跃进的前奏曲，最早发端于一九五五年的冬季「一五计划」接近尾声之时。「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中共在毛氏有生之年，所搞的所有的五年计划中，最成功的一次；也可说是唯一做出结果来的一次。一九五六年全国工业增长指标，竟高达十八？七％农业也增产至三？八％。这项高指标的成就，虽然也包括「恢复生产」（rehabilitation）底数据在内，但是全国工农业生产，史无前例的增长则是铁的事实。
［笔者附注：在大跃进进行期间，中国大陆对国家经济情报，高度保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