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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斯妥耶夫斯基生于莫斯科一所贫民医院的虔信基督教的贫苦医生家
庭，从小饱受贫病折磨，也自幼对宗教和下层人民具有深厚感情。1843年前
他在莫斯科寄宿学校和彼得堡军事工程学校学习，毕业后曾以准尉军衔到彼
得堡工程兵团工程局绘图处任职，但一年后即退职专事文学创作。这时期，
他关心社会政治运动，热衷空想社会主义理想，还参加了进步青年团体彼得
拉谢夫斯基小组。1848年，他因在小组集会上宣读充满反专制内容的别林斯
基给果戈理的信而被捕和判处死刑。但当他被押赴刑场时，当局又突然宣布
改死刑为长期服苦役。如此生死捉弄和十年西伯利亚苦役流放生活，既摧残
了他本就羸弱的身体，更动摇了他的并非坚定的革命信念。1859年他获准返
回彼得堡后，世界观便发生巨大转折，逐渐形成了一种认为俄国人民惯于忍
耐、顺从和笃信宗教，俄国不存在接受革命宣传的“土壤”的“土壤派”理
论。其创作也随之从描写小人物悲惨命运转向重点描写人物的病态心理和宗
教观念。
早在他被捕流放前发表的第一部著名中篇小说《穷人》（1846）中，他
就在着重描写城市下层人民的悲惨命运及其高尚情操的同时，多少流露出对
人物的紊乱心理状态的关注：写主人公小公务员杰符什金对周围人无端抱怀
疑猜忌态度，深怕被人窥见自己的贫困和对一个弱女子的慈父般感情。他流
放归来后所写的一系列小说，虽进一步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压迫、奴役、
凶杀、犯罪和道德沦丧，深刻批判了资产阶级的虚伪、自私、暴虐和贪婪，
大大加深了对底层平民生活苦难的关怀与同情，但对人物的近乎狂乱、痴癫
的病态心理和他们的忍耐、顺从及甘愿受苦受难的宗教感情的描写，也越来
越突出和执着，有的作品更旨在反对、歪曲乃至攻击革命者及其斗争。长篇
小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1861）写卑鄙奸残的瓦尔科夫斯基公爵使工厂
主史密斯一家和小地主伊赫缅涅夫一家历尽灾难，家破人亡，但史密斯的幼
女涅莉和伊赫缅涅夫的女儿娜塔莎却用一种倔强的忍耐和高傲的受苦来对待
凌辱和灾难，甚至认为只有“继续受苦才能换取未来的幸福……痛苦能洗净
一切”。《白痴》（1868）写自幼父母双亡的小贵族小姐娜斯泰谢先被贵族
托兹基霸占，后又因反抗买卖婚姻和蔑视金钱作用而被商人之子罗果静残
杀。但她的恋人梅思金公爵却象白痴般一心博爱忍让，甚至对杀人凶手也实
行宽恕。《群魔》（1871）真实地描写了俄国上层官僚和贵族资产阶级代表
人物的怯懦自私和道德沦丧，但主要用意却在把俄国进步青年形容成一群破
坏一切、毁灭一切的“恶魔”或无政府主义的极端个人主义者。《卡拉马佐
夫兄弟》 （1880）通过卡拉马佐夫及其三个儿子的家庭矛盾和卑劣性格，揭
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金钱罪恶和人欲横流，展现了以卑鄙自私、野蛮残暴、
① 高尔基：《谈谈小市民习气》，载孟昌等译《高尔基论文学》续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年版，第50—52
页。
② 鲁迅：《〈穷人〉小引》，《鲁迅全集》第7 卷，第4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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淫逸无耻、腐化堕落为基本特征的“卡拉马佐夫性格”，但又写长子德米特
里——一个乘人之危、道德败坏的军官，在被误认为是杀父凶手 （杀父凶手
实为卡拉马佐夫的私生子斯麦尔佳科夫）后，甘愿受罚服刑，并表示要“通
过苦难来洗净自己”。上述种种矛盾，在其代表作长篇小说《罪与罚》（1866）
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罪与罚》写一个贫穷的大学生拉恩柯里尼科夫杀死一个放高利贷老太
婆的故事。小说写拉恩柯里尼柯夫幼年丧父，妹妹被人诱骗，举家沦落街头，
生活苦不堪言。在困顿处境和尼采超人哲学的影响下，他逐渐形成了一套认
为人“不作奴隶，就作统治者”和可用“杀富济贫”手段来改造社会的“犯
罪理论”，并因此杀死了一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但事后，他又因深受“良
心”责备而陷于半疯癫境地。后来，他结识了为养家活口而被迫为娼的妓女
索菲亚，在索菲亚的那种以自我受苦来减轻别人苦难的宗教精神感召下，他
终于主动去官府自首，并在流放中跟索菲亚一起在受苦受难和悔罪博爱中找
到了精神上的平静。小说震撼人心地揭示了城市贫民的悲惨遭遇，也深刻批
判了尼采超人哲学的残暴荒谬和反人道的本质。但小说的描写重点却是把主
人公放在精神和肉体的“罪”与“罚”中使其饱受内心的痛苦折磨，并把忍
耐、顺从和受苦受难当作改造人和社会的唯一手段。小说情节曲折，发展迅
速，尤擅用内心独白、梦境幻境和主观直觉手法去描写主人公的心理状态，
①
而且作者在这种描写中还往往以“残酷的拷问官”的面目出现，使其带“精
②
神苦刑”的性质。这一切，也都集中表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突出艺术特色。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贫病坎坷，直到1865年才拥有一个幸福安宁的家
庭，到晚年才勉强还清了债务。
① 鲁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事》，《且介亭杂文二集》，《鲁迅全集》第6 卷，第405 页。
② 鲁迅：《忆韦素园君》，《且介亭杂文》，《鲁迅全集》第6 卷，第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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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
（1）别林斯基
维萨里昂·格里哥利耶维奇·别林斯基（1811—1848）是19世纪俄国著
名的文学批评家、哲学家和革命民主主义者。他生于贫穷的军医家庭，童年
在偏远小城谦巴度过，自幼酷爱历史、地理和文学。1829年他以官费生资格
考入莫斯科大学语文系，但 1832年即因写作有强烈反农奴制倾向的剧本《德
米特里·卡里宁》被学校开除。这之后，他便投身文学界，为《望远镜》等
许多报刊撰稿，并先后在莫斯科和彼得堡主持《莫斯科观察家》、《祖国纪
事》文学批评栏及《现代人》杂志的编辑工作，在团结进步力量，宣传革命
民主主义思想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他也不断遭到沙皇政府的监视迫害，
以致终身贫病，年仅37岁便不幸病逝。
作为一个哲学家和民主主义革命家，他曾经历了由唯心主义到唯物主
义、由启蒙主义到革命民主主义的转变过程。30年代他受谢林、黑格尔唯心
主义哲学影响，曾从“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一切合理的都是现实的”的
黑格尔命题出发，错误地认为世界是“绝对观念”的体现，专制制度既是现
实的，便也是合理的。40年代以后，在逐渐兴起的俄国农民解放运动和德国
唯物哲学及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他很快转而认定思维只是客观
存在的主观反映，专制农奴制是世上现有制度中最反动落后的存在，而且不
可能通过和平改良道路来改造它，只有民主革命运动才能导向没有人剥削人
的社会。不过，在人类历史的看法上他还没彻底摆脱唯心主义的束缚，故有
时仍认为社会的发展取决于启蒙教育，在分析社会现象和文艺问题时也往往
具有抽象的人性论观点。
别林斯基的主要历史贡献在于以文艺批评活动来反对沙皇农奴制度。作
为一个文学批评家，他尽管也曾一度片面强调艺术的客观性和无目的性，但
很快便转变成具有深厚历史感和鲜明针对性的俄国现实主义美学和文艺批评
的奠基人。在《艺术的观念》（1841）、《诗的分类和分科》（1841）、《关
于批评的讲话》（1842）及若干文学批评论文中，他不仅肯定了艺术的现实
性和社会性，断言：“一切艺术的内容都是现实”，“生活永远高于艺术”，
“剥夺艺术为社会利益服务的权利”就是“使艺术失掉它的活力和思想”；
同时也阐述了艺术创作和文学批评的一般规律和特征：提出艺术是“寓于形
象的思维”的著名论断，断言文学是艺术的最高形式，认为“典型化是创作
的一条基本法则”，要求人物塑造“既表现一整个特殊范畴的人，又是一个
有个性的人”，主张“内容与形式的生动的有机结合”和思想性与艺术性的
内在统一。在《文学的幻想》（1834）、《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
篇小说》（1835）等早期文学评论论文中，他不仅系统考察了俄国文学从18
世纪的古典主义、感伤主义到 19世纪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民族独创
性”的形成、发展过程；而且据果戈理等作家的创作实践，提出了在“合乎
时代精神需要”和“赤裸裸的真实中再现生活”，“从平凡的生活中吸取诗
意，用对生活的忠实描绘来震撼心灵”的现实主义创作理论。在其主要著作
《亚历山大·普希金作品集》（1843—1846，共11章）、《乞乞柯夫的经历
或死魂灵》 （1842）、《答〈莫斯科人〉》（1847）、《1846年俄国文学一
瞥》（1847）和《1847年俄国文学一瞥》（1848）中，他更在对普希金、果
戈理及新起的“自然派”作家赫尔岑、屠格涅夫、冈察洛夫、涅克拉索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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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及其作品的精辟分析的基础上，揭示了俄国现实主义
文学形成的深刻社会历史原因，肯定了普希金在俄国文学中的承先启后地
位，论述了以果戈理为代表的俄国“自然派”的形成过程及其特征，并从理
论上论证和捍卫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面向现实”、“描写普通人”
及批判农奴制罪恶等正确方向，有力地批驳和否定了俄国斯拉夫派、贵族自
由派对果戈理及“自然派”的攻击和污蔑。这一切，使俄国进步文学，在黑
暗反动的三、四十年代，竟能通过“鞑靼式的审查制度”，出现空前繁荣的
战斗局面。1846年，当果戈理发表了错误的《给友人书简选》时，他在《给
果戈理的一封信》 （1847）中，更在怀着“沉重的内心痛苦”严肃地批判果
戈理的错误的同时，明确指出俄国当前最迫切的问题不是维护或改良现存体
制，而是废除农奴制度和在人民中唤醒“人类尊严感”。这封信提出了俄国
革命民主派推翻沙皇专制农奴制的战斗纲领，被当局视为号召人民起来革命
的檄文，以致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彼得拉谢夫斯基小组成员单在集会上宣读这
封信，便遭到沙皇政府的残酷迫害。
别林斯基是俄国解放运动中“完全代替贵族的平民知识份子的先驱”（列
宁语）。他的文学批评论文，不但密切结合现实斗争的需要，且极富广泛的
概括力、深刻的洞察力和生动的表达能力。读他的作品，常象在阅读一部形
象的文艺论著，既能获得深刻的思想启迪，又能获得美的艺术享受。
（2）车尔尼雪夫斯基
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 （1828—1889）是比别林斯基
更卓越、伟大的俄国唯物哲学家、文学理论家、作家、革命民主主义者和农
民革命家。他不仅达到了当时欧洲资产阶级哲学、文学、政治经济学的最高
水平，而且有着艰苦卓绝、不屈不挠的革命人生，曾被人比喻为因偷火给人
类而自己长期受苦的普罗米修斯。
他出身于萨拉托夫城的一个牧师家庭，18岁入彼得堡大学语文历史系研
究哲学、历史、经济学和文学，跟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接近，并开始钻研空
想社会主义学说。大学毕业后他先是返萨拉托夫教中学语文，因思想进步遭
学校当局非难，不久即被迫离校迁居彼得堡。1854—1862年他主持《现代人》
杂志的编辑工作，发表了一系列以反专制农奴制为政治背景的美学、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