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掳掠、十恶不赦的卖国贼和刽子手本质，歌颂了共和军司令郭文和政务委员
西穆尔登的智勇双全、矢忠革命、坚守原则的人民英雄特征。但当革命军节
节胜利，最后把朗特纳克匪帮包围在一座古堡里，朗特纳克也伺机从地道里
逃脱时，小说却描写朗特纳克被一个母亲的呼救声所感动，为从大火中救出
被他从革命军中抢来作人质的三个小孩而返回被捕。出于对朗特纳克的这种
人道主义行为的敬重，郭文竟半夜私自把他放走。西穆尔登为维护革命纪律
不得不下令枪毙郭文，但同样出于对郭文的人道主义行为的敬重，在行刑的
枪声打响时，他也开枪自杀。这样，雨果主观上尽管意在宣扬“在绝对正确
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但客观上却形成了对革命行
动的贬抑，而且出现了革命者主动放走反革命元凶和自我处死革命首领的荒
谬现象。
（2）乔治·桑
跟雨果的基于人道主义的民主主义不同，把艺术看成是“情感和爱的使
命”的女作家乔治·桑 （1804—1876），在作品中所展示的则是牧歌式的民
主主义。
乔治·桑出身金融贵族家庭，在巴黎近郊田园牧歌情调浓烈的诺昂村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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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长大，极赞赏卢梭崇拜大自然的主张，从小惯于孤独的内心冥想。她 21
岁跟丈夫杜德望男爵分居后不久便到巴黎专门从事写作，一方面放任被压抑
的热情和自由追求，跟诗人于勒·桑、缪塞、音乐家萧邦等产生情天恨海、
悲欢离合的浪漫关系；一方面受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影响，宣扬人民至上、阶
级平等、阶级妥协和道德更新。1848年六月革命的失败和1851年的波拿巴
政变，使她的理想完全破灭。于是，晚年迁居乡下，从事面壁虚构的浪漫传
奇小说。
乔治·桑的作品虽缺乏雨果、巴尔扎克等法国一流作家作品的深刻意义，
但却别具一格。她的作品多达105卷，有戏剧、散文、书简，但主体是小说。
她的早期小说，如《印第安娜》（1831）、《华朗丁》（1832）、《雷丽亚》
（1833）等，多是纯粹以个人爱情为主题的爱情悲剧。女主人公们几乎不从
事任何事业，除恋爱外也没有任何目标。她们满怀幸福的憧憬和激情，舍生
忘死地去追求理想的爱情，但面对社会偏见或根本不值得她们去爱的对象，
结局几乎都以悲剧告终。小说没能更深刻地挖掘和展示社会矛盾，它们只是
作者自己的不幸爱情和不美满婚姻的体现，其实质只在表现资产阶级妇女的
自由追求和哀怨不满。
乔治·桑的较有价值的作品是中期空想社会主义小说和田园小说。前者
如《木工小史》（1840）、《康絮爱罗》（1843）、《安吉堡的磨工》（1845），
后者如《魔沼》（1846）、《小法岱特》（1849）、《弃儿弗朗沙》（1850）
等。这些作品，尽管多描写理想化的恋爱或牧歌式的爱情，男女主人公也多
是想象性的完美道德的化身和美化了的农村小业主，但它们已不象早期小说
那样只单纯是作者个人生活的体现或主观感情的倾泻，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展
现了19世纪法国资本主义的农村社会生活，表现了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对自
然淳朴生活和高尚质朴人性的歌颂，对空想社会主义社会和理想的人与人关
系的向往；同时，也较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金钱罪恶、残酷盘剥和
人性堕落。试以《安吉堡的磨工》和《魔沼》为例：
《安吉堡的磨工》以19世纪40年代法国农村为背景，主要人物是两对
劫后重圆的情人贵族寡妇玛塞尔与机械工列莫尔和安吉堡的磨工格南·路易
与农村暴发户的女儿罗斯。玛塞尔本是拥有大片田产的贵族太太，但一直过
着简朴的生活，其放荡荒淫的丈夫布朗西蒙因争风吃醋死于决斗后，她更一
心要与挚爱的机械工列莫尔结婚。列莫尔原也是有产者的儿子，父亲死后，
为恶绝资本主义的钻营牟利和实践自己的空想社会主义理想，竟把财产全部
分给父亲的工人，自己去当了一名机械工。他也很爱玛塞尔，但考虑他俩经
济和社会地位状况悬殊，怕婚后酿成悲剧，曾一度拒绝玛塞尔而出走。玛塞
尔决心赴领地清理财产过平民生活，发现富农布芮可南正利用她丈夫生前的
债务要廉价吞并她的产业。她本可逃离布芮可南的吞并圈套，但为促成磨工
格南·路易与布芮可南女儿罗斯的因贫富悬殊而濒于破裂的婚姻，她毅然同
意按布芮可南的条件出卖领地，以换取布芮可南允诺罗斯的婚事。这样，玛
塞尔终以平民身份跟列莫尔幸福结合，格南·路易因意外获得一笔钱财也跟
罗斯建立了美满婚姻，而布芮可南却因遭火灾家财几乎毁尽。小说表现了对
金钱和等级的厌弃，并在人欲横流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描写了一个出污泥而不
染的小团体，让他（她）们在优美的自然环境中过着互敬互爱的空想社会主
义的田园生活，还把有产者自愿放弃财产或让道德高尚者掌握财产以改造社
会当作实现这种空想社会主义生活的途径。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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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倡导的不同阶级以爱为基础和动力以达到亲善和平等的社会思想，也显然
是作者的牧歌式民主主义的体现。不过，作为这一切的对照，小说对资本主
义社会“一切都可以出卖”的金钱万能现状的揭露，对以布芮可南为代表的
资产阶级的贪婪、卑劣、狡诈及占有欲窒息了人的正常感情的描写，却也在
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被雨果、巴尔扎克等所深刻揭示了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本
质。
《魔沼》同样是一曲朴实的爱情凯歌。年轻富有的农夫日耳曼不幸丧妻，
在前往邻区一个有钱的寡妇家相亲续弦时，他带着小儿子跟一个到该区当雇
工的其貌不扬的同村少女玛丽同行。途中，因迷路，他们被迫在森林中的魔
沼旁住了一夜。饥饿、疲惫、寒冷，使日耳曼充分认清了不引人注意的牧羊
女玛丽身上所蕴藏的人间少有的温情和道德上、精神上的美。而这些，又跟
第二天在有钱寡妇家所见的种种虚伪庸俗景象形成鲜明对比。于是，他决心
向玛丽求婚，小说也以他俩的幸福婚姻结束。作品的主题，显然也在歌颂来
自劳动和大自然的纯朴高尚心灵，谴责被金钱和社会所毒化了的人性。主人
公们的幸福结局，显然也鲜明地具有乔治·桑式的爱和善战胜丑和恶的浪漫
色彩。不过，小说并没有着力描绘小生产者的现实生活，在肯定农民的淳朴
状态的同时，对农民生活也多有理想化和美化。因而，小说也仍属作者的牧
歌式民主主义的体现。
在乔治·桑进行创作的时代，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已在法国占据优势。她
的创作虽不像拜伦、雪莱那样热衷异国环境和神幻人物，但仍始终坚持重主
观、重理想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她曾明确宣称自己跟巴尔扎克描写人物事
件的不同在于他是按他“所眼见的”那样，而我是“按照我希望”或“应当
①
的”那样。因此，她尽管写了农村小生产者的环境和人物，但着意并非他们
的现实存在，而是他们的主观理想化了的情感状态。其创作源泉也同样主要
不来自生活现实，而来自作家的主观抒情。她不象巴尔扎克那样仔细去观察、
分析生活，也不象巴尔扎克那样刻意去提炼能表现本质意义的生活细节和典
型形象，而是在表现个人的主观体验和牧歌式社会。从这个意义上看，她所
表现的并非现实主义的严格的生活真实，而是自己的“情感和爱”；她所塑
造的也并非现实主义的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而是理想化了的浪漫主义的非
凡环境和非凡人物。
（3）大仲马
大仲马（1802—1870）是19世纪上半期，用浪漫主义的精神和方法，创
作历史剧、历史小说和通俗小说的著名法国作家。他早年丧父，没受过正规
的教育，几乎在家乡的大森林度过童年，全靠当小职员时刻苦自学取得丰富
的文化历史知识。40年代前，他主要从事戏剧创作。一生共写了55部正剧、
3部悲剧、23部喜剧、4部通俗剧、3部喜歌剧。要者有以法国16世纪下半
叶的宗教战争为背景，揭露封建专制黑暗和贵族阶级丑恶的历史剧《亨利三
世和他的宫廷》（1829）；描写拿破仑生活经历和塑造拿破仑宏伟形象的历
史剧《拿破仑·波拿巴》（1831）；谴责复辟时期社会偏见的爱情悲剧《安
东尼》（1831）；揭露路易十世王后荒淫残暴的诗体悲剧《奈斯尔之塔》（1832）
等。这些剧本完全抛弃了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剧情不再限制在24小时内，
① 乔治·勃兰总斯：《法国作家评传》，国际文化服务社1951 年版，第1 — 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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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不再限于固定场所，人物语言也不再矫揉造作，主人公也全都富于“使
男人和女人战栗”的浪漫主义激情。但1838年创作剧本《冶金学家》完全失
败后，他便逐渐转到创作历史小说上来。所写历史小说数量也极多。主要包
括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叙述贵族侠士达达尼昂一生事迹的三部曲《三个火
枪手》（1844）、《二十年后》（1845）和《布拉日隆子爵》（1848—1850）。
第二部分是描写纳瓦尔的亨利的三部曲《玛尔戈王后》（1845）、《蒙梭罗
夫人》 （1846）和《四十五卫士》（1848）。第三部分是反映法国君主政体
腐败和衰亡的系列小说《约瑟·巴尔萨莫》（1846—1850）、《王后的项链》
（1849—1850）、《红房子的骑士》（1846）、《昂日·皮都》、《萨尔妮
伯爵夫人》 （1853）……等。这些小说，表现了大仲马的丰富想象力和编织
故事的高超技巧。故事情节不但曲折生动，人物形象也多带传奇色彩，且个
性鲜明、感情丰富，具有浪漫情调。如脍炙人口的著名小说 《三个火枪手》
以17世纪90年代法国封建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为背景，写主人公达达尼昂
跟密友阿托斯、波尔托斯和阿拉密斯等三名火枪手，在王后和红衣主教黎希
留的明争暗斗中协助王后多次出生入死，扶危破难。不仅故事曲折多姿，达
达尼昂的热情机智、见义勇为，阿托斯的冷静沉着、嫉恶如仇，波尔托斯的
大胆鲁莽、感情外露，阿拉密斯的风度翩翩、柔和沉静，乃至女间谍米莱狄
的美艳娇媚、阴险狡诈，都十分鲜明生动。因此，这些小说适应当时报刊杂
志的广大读者的需要，多以通俗小说专栏的形式在报刊杂志发表，大仲马也
成了拥有最多读者的著名通俗小说作家。不过，大仲马在编写这些小说时，
尽管常要去发生这些历史事件的地方去考察，但他并不尊重历史，而是只把
它当作“挂小说的钉子”，一切都服从他的感情和作品情节的需要。如《三
个火枪手》中的王后在历史上属保守的大贵族，黎希留主教属巩固中央集权
的进步势力，而小说对他（她）们却作出了与历史相反的评价。总之，他的
小说并不致力于对丰富的社会生活作广阔生动的描绘，而是以丰富的想象、
炽烈的热情和离奇曲折的故事来吸引读者。他拥有最广大的读者，但在法国
文学史上并不享有崇高地位。
在大仲马的众多以情节取胜的通俗小说中，比《三个火枪手》读者更广、
影响更大的是长篇复仇小说《基度山伯爵》（1844—1845）。小说以王政复
辟和七月王朝时期为社会背景，描写青年水手爱德蒙·邓蒂斯只因替信奉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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