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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方面他的改革设想是与农民合作经营，均分红利，以共同富裕的不流血革
命来缓和阶级矛盾。显然，他的这种思想是不符合历史规律的空想主义，是
不可能成功的。列文改革失败后，即陷入虚无主义、悲观主义深渊，最后又
从宗法农民弗克尼奇身上领悟到要“为上帝、为灵魂活着”，要“爱人如己”，
感到“上帝”就在自己心中。列文及其道路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作者这一时
期的思想和生活。它既表现了19世纪后半期俄国社会的巨大变动，又“暴
露了他 （作者）不理解产生俄国所遭遇的危机的原因和摆眺这个危机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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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法” ，表现了作者的“悲观主义、不抵抗主义、向‘精神’呼吁”。
《安娜·卡列尼娜》在托尔斯泰创作的发展过程中，无论思想或艺术方
面，都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思想方面对贵族资产阶级的批判比过去加深
了，但还未达到后期作品那样强烈的程度，阶级调和、宿命论、不抵抗主义
说教比前期加重了，但还没达到《复活》那样严重的程度。艺术方面已清楚
体现了托尔斯泰通过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来探索人生意义和社会出路的创
作特点。其次，作者一贯擅长的通过人物心理描写来刻画人物的艺术手法也
有明显体现。如安娜临死前长达数万言的内心独白，以其思维的间断、跳跃
性，表现了安娜内心失去平衡后的剧烈活动，并以其独特的思维规律和思维
结构，把安娜纷乱的思绪、复杂的感情，通过她的印象、感觉、回忆，联想
有机地展现了出来，增强了人物的艺术感染力。另外，该小说还通过一连串
的心理细节刻划，来反映人物心灵发展的辩证过程。这种“心灵辩证法”是
作者可贵的艺术探索与独创，体现了作者高超的艺术才华。
《复活》是托尔斯泰晚年花了10年功夫，六易其稿而写成的一部震撼
人心、轰动当时俄国文坛的长篇巨著。它艺术地概括反映了19世纪八九十
年代俄国的社会生活，完整地体现了托尔斯泰后期的社会政治、经济宗教和
道德伦理观点，以其对沙皇专制制度的猛烈抨击，以及其巨大的艺术力量将
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推向一个高峰。
《复活》的主要故事情节是描写贵族青年聂赫留朵夫在他姑妈的庄园里
诱奸了农奴的私生女邱霞·玛丝洛娃，然后又将其抛弃。而玛丝洛娃由于怀
孕而被赶出庄园，受尽凌辱，最后沦为妓女。后来玛丝洛娃在一件谋财害命
的案件中蒙受不白之冤被押上法庭，与担任法庭陪审员的聂赫留朵夫见面。
聂赫留朵夫良心受到谴责，决心为玛丝洛娃伸冤以赎回自己的罪过。但在上
述过程中他看清了沙俄上流社会的腐败和专制制度的惨无人道，于是决心与
本阶级决裂，并跟随被流放的玛丝洛娃到了西伯利亚，提出与其结婚。玛丝
洛娃被他的真诚悔过而感动，并革除了妓女生活留下的恶习，道德上也变得
高尚起来，但最后为了不拖累聂赫留朵夫，还是嫁给了同被流放的政治犯西
蒙松。聂赫留朵夫最后在《圣经》中得到启示，把“博爱”作为生活道德准
则，因而得到了人性的“复活”。
《复活》通过对玛丝洛娃一生悲剧及其冤案的描写，全面批判了沙俄社
会制度的各个方面，并表现了作者对社会不幸和罪恶根源的探索与如何消灭
这种不幸与罪恶的大无畏精神。如通过玛丝洛娃案件的错误审判过程，无情
地撕破了沙俄法律制度“神圣”、“公正”的外衣，暴露了其虚伪和草菅人
命的本质。站在被告席上的是受尽老爷们凌辱的玛丝洛娃，而主审和陪审却
是些荒淫无耻、冷酷昏庸的贵族资产阶级老爷。他们的审判根本不是申张正
① 列宁：《列·尼·托尔斯泰》，见《列宁全集》第16 卷。
② 列宁：《列·尼·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见《列宁全集》第17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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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而是愚弄压迫无辜者，草菅人命。对此托尔斯泰通过聂赫留朵夫之口指
出：“依我看，法律只不过是一种工具，用来维持那种对我们阶级有利的现
行的社会制度罢了！”批判可谓一针见血。其次，《复活》还把批判矛头指
向俄国整个官僚机构。一方面揭露了身居要职的官僚权贵们的精神空虚、道
德堕落、生活极端奢侈化，另方面暴露了他们的自私贪婪、卑鄙虚伪、昏庸
愚蠢和冷酷残忍的嘴脸。作者说他们失去了人区别于动物的“人性”，所以
“比强盗还可怕”。另外，作者在《复活》中还对沙皇专制制度的精神支柱
——官方教会进行了无情揭露，对人民生活痛苦不幸的原因从经济制度方面
进行了探索。他在描写农村破产情景时，指出农民不幸的根源在于被剥夺了
土地。因而他按照美国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亨利·乔治的改良理论，提出消
灭土地私有的主张，表达了千百万农民的观点与情绪。
但是，综观托尔斯泰在《复活》中表达的批判思想，由于采用了宗法制
农民的观点，所以虽然相当尖锐激烈，可充满矛盾和局限性。如他批判沙皇
专制的同时，又反对暴力革命，主张道德的自我完善；批判了官方的教会，
却又宣传宗教博爱主义，鼓吹新宗教；批判了土地私有制，却又寄希望于善
心地主的改革，等等。这体现了托尔斯泰在观察社会时不愧是目光锐利的巨
人，但在寻求解决矛盾的答案时却又渺小得多。这也正是他世界观矛盾的所
在。
《复活》围绕男女主人公的灵魂苏醒、精神再生，塑造了两个丰满而又
复杂的人物形象。
玛丝洛娃是托尔斯泰作品中第一个平民出身的女主人公，作者在她身上
寄予了深深的同情与关注。她是一个农奴的私生女，低下的社会地位决定了
她的悲惨命运。她少年时天真烂漫，纯洁美丽，对生活充满了憧憬。但当被
贵族青年聂赫留朵夫强暴又抛弃后，她就再也不相信上帝和善良了，后来沦
落为娼，更使她变了样。她每逢精神苦闷就抽烟喝酒，或找一个男人谈情说
爱以填补空虚的灵魂。直到被法庭错判流放，她与聂赫留朵夫的再次会面，
聂赫留朵夫的忏悔关怀，才使她的爱情又被唤起，埋藏在他内心深处的美好
品质逐步“复活”。实际上她的真正“复活”是在和革命者的接触中完成的，
西蒙松所表示的高尚爱情对她起了重要作用。她的卑下地位，使她和这些革
命者的接触中理解了生活的真正含义，并由衷地钦佩他们。从此她憎恶过
去，决心弃旧图新，并认识到与聂赫留朵夫这些贵族阶级有一道不可逾越的
鸿沟，从而勇敢地与革命者结合，完成了她精神上的真正“复活”。
聂赫留朵夫是个“忏悔贵族”的典型，他经历了由“精神的人”变为“兽
性的人”，又以“兽性的人”“复活”为“精神的人”这样一个过程。他青
年时代曾是个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纯洁、正直的人。到他进入军队，混迹于
上层社会后，由于受环境的熏染，变得追欢逐乐，纸醉金迷，过起荒淫腐化
的生活。这时他诱奸了玛丝洛娃，并把她抛弃。直到他在法庭上再次与玛丝
洛娃见面，才又引起他内心的强烈震动。他感到玛丝洛娃的悲剧是由他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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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的。所以他忏悔，向玛丝洛娃认罪，并为无辜的玛丝洛娃奔波上诉。上
诉过程中他体验到了上层官僚们的腐败，并上升到对整个统治阶级的否定，
从而放弃家庭财产，随被流放的玛丝洛娃到了西伯利亚。他在这一“赎罪”、
“忏悔”以至转变过程中，还大量接触了工人、农民、政治犯等，他们的苦
难以及进步思想对他的转变也起了重要作用，从而更坚定了他对他所属的那
个阶级和国家机器否定的决心。虽然作者把他的道德复活描写成是领会了
《福音书》精神的结果，但却抹煞不了他复活的实际内容，即他否定了自我
及其所属阶级，站到了劳动人民一边来，为他们的利益进行大胆辩护。
聂赫留朵夫这一典型反映了19世纪八九十年代俄国社会阶级斗争接近
决战阶段，在统治阶级内部分化出来一些进步知识分子的历史事实。同时，
聂赫留朵夫也是托尔斯泰塑造的进行精神探索的一系列“忏悔贵族”形象的
发展和总结。
《复活》在艺术手法方面也取得了杰出成就。首先，作品以主人公的活
动为线索，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俄国社会诸如城市、农村、政府机关、
教堂、妓院、监狱、旅馆、剧院、庄园、农舍等各个方面，描绘了官僚、商
人、军人、僧侣、妓女等各色人等，具有极高的艺术概括力。其次，《复活》
运用了强烈的对比描写手法。如小说一开头，作者描绘了一幅春天的图画，
接着描写不是所有人都能领略到春光的明媚，而是有很多人被关在监狱里，
用春天对照了黑暗的社会；当玛丝洛娃在押解中走得精疲力竭的时候，而导
致她堕落的人却躺在一高大的弹簧床上；当一批戴着镣铐、冒着严寒、濒临
死亡的所谓罪犯奔波在流放路上时，一些乘坐华丽马车的贵族却是为了度
夏。这种鲜明的对比描写，形成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并有力地控诉了社会
的不公，另外，托尔斯泰一贯擅长的心理描写，在《复活》中也表现得非常
鲜明。如小说中通过聂赫留朵夫的内心独白，写出了他内心激烈、复杂、深
刻的思想斗争。他在法庭上认出被审判的玛丝洛娃时，心绪复杂。当玛丝洛
娃惊恐地四下张望，聂赫留朵夫提心吊胆地想“莫非她认出我来了？觉得血
涌上了他的脸。……”这里既有对玛丝洛娃的怜悯，又有他自己的羞愧，真
实地表现了聂赫留朵夫的心理状态。还有玛丝洛娃在风雨之夜，从车站赶回
来的那段感受，也展示了玛丝洛娃的心理变化，对整个社会进行了无情的批
判。此外，《复活》在结构布局、语言锤炼、讽刺运用等方面也有独到之处，
总体上提高了作品的艺术魅力。
（2）契诃夫及其短篇小说《变色龙》、《套中人》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1860—1904）是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
义文学潮流最后的伟大代表之一。他以短篇小说创作为主，在世界文坛上享
有短篇小说艺术巨匠之称。另外，他还是一位戏剧改革家，在戏剧创作方面
也取得了重要成就。
契诃夫出生于罗斯托夫省大冈罗格市一小市民家庭，少年生活较贫困，
曾依靠做家庭教师读完中学。1879年入莫斯科大学学医，翌年开始文学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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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他早期的作品大多为幽默故事，其内容有揭露专横暴虐的权贵及其爪牙
方面的篇什，也有抨击庸俗市侩习气的作品，鲜明地反映了俄国社会的某些
特点。如 《小公务员之死》（1883）、《胖子与瘦子》 （1883）、《苦恼》
（1886）、《万卡》（1886）等，再现了“小人物”的不幸和软弱，以及劳
动人民的悲惨生活与庸俗猥琐。《变色龙》和《普里希别耶夫中士》（1885）
则鞭挞了专制暴政的奴才们的专横跋扈、暴戾乖张的丑恶嘴脸，从一个侧面
揭示了黑暗时代的某些特征。这一时期，契诃夫对社会黑暗的根源进行了积
极的探索，虽探索之余表现了深深的忧虑苦恼，但他对前途还是充满信心。
如中篇小说《草原》（1888）表达了生活必须彻底改变，人民必须主宰俄罗
斯的观点。《草原》标志着契诃夫创作迈上了一个新台阶，是其具有转折意
义的作品。
19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契诃夫进一步对社会进行了探索。他
主动深入社会，接近人民，曾于1890年到政治犯流放地库页岛进行了一次
实地考察。考察中亲眼目睹了政治犯的悲惨遭遇及其斗争精神，以及沙皇专
制制度的残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