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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歌》、《光复歌》、《国史纪念歌十六首》等诗，就有这个特点。特别
是他的长篇歌行体诗《海上大风潮起作歌》、《登富士山放歌》、《路亡国
亡歌》等，以奔放浩荡的革命热情，抒发自己的革命理想，可作为民族民主
革命的进军歌。可惜他在辛亥革命失败后，陷入颓唐失意，连“南社”的革
命作用也开始怀疑。柳亚子（1887—1958）名弃疾，江苏吴江人。他于1903
年加入了中国教育会，并到上海认识了章炳麟、邹容等革命家，坚定了革命
理想。1906年参加中国同盟会和光复会，1907年与陈去病、高旭等酝酿成
立南社。1909年南社成立后，他做了大量实际的工作。他同时是个著名的诗
人，其作品歌颂民族英雄，悼念革命烈士，揭露清王朝的腐朽黑暗，抒发革
命的理想与怀抱，表达旺盛的革命热情和爱国思想。艺术风格方面与陈去病
的拘谨板滞和高旭的恣肆汪洋均不同，表现得清新朴实、流转自如。他在辛
亥革命后，仍然追随时代步伐，积极鼓吹革命，表现了一个爱国诗人的高贵
品质。另外，南社作家中还有苏曼殊（1884—1918）、马君武（1882—1940）、
周实 （1885—1911）、宁调元（1885—1913）等人较为出色。
“南社”是辛亥革命前后的一个重要文学团体，它对辛亥革命是起过积
极作用的，但在辛亥革命失败后，其中成员发生了分化。有的继续追求革命，
有的陷入消沉颓唐，有的则走向了革命的反面，所以，它的作用不得不由“五
四”前后新的文学团体和革命作家所代替。
“春柳社”是1907年至1908年间，由留学日本的一批青年学生发起成
立的。它主要是组织戏剧活动来宣传革命思想，曾先后在日本和上海演出过
《黑奴吁天录》等剧目。这个组织最早将话剧这种“新剧”或“文明戏”引
入中国，对“五四”以后被大力提倡的话剧这种新的戏剧形式的繁荣发展起
过积极作用。
辛亥革命前后这一时期的文学，从总体看是对社会革命和文学革命起了
积极推动作用的，但不可否认，它毕竟属于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文学的范
畴，它和辛亥革命这一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一样，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局
限性。如它虽然高扬反帝反封建的旗帜，但实际上它的反封建是不彻底的，
它在文学方面始终未能提出一个明确的反封建口号。同时一些革命派作家的
脱离群众和在语文合一、采用白话等问题上的模糊甚至保守态度，都阻碍了
他们在组织辛亥革命的同时相应地发动一个强大的启蒙和文学改革运动。这
样就造成了辛亥革命前后作为政治运动是轰轰烈烈，而作为文学运动却显得
有些冷清，虽然其间也不乏响亮的口号，但却也淹没在政治运动中去了。致
使这个时期文学的影响力甚至还不及维新改良派大。一些维新改良派代表人
物如梁启超、严复、林纾等人还与遗老们合作起来，形成旧文学的大合唱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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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这时的文学革命。出现了专写“才子佳人”的鸳鸯蝴蝶派及其作品，陈
腐俗套又脱离现实的“言情小说”、“狭邪小说”以至色情小说，以及充满
庸俗情调和低级趣味的戏剧等。这种局面的改变不得不由“五四”前后的新
的文化运动来完成。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动是有一个酝酿过程的，限于整套丛书的体
例，本书只是着重论述这一酝酿过程的文学和“五四”期间的一些具体行动，
更大的成绩即1921年以后，留待下一册书谈。但这一时期的文学从性质上
讲应属资产阶级新民主主义文学，而起实际领导作用的是无产阶级先进人
物。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
侵略，使中国的民族工业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资产阶级经济逐渐活跃，
资产阶级力量呈蓬勃之势，无产阶级也随着壮大起来。中国的形势向着有利
于革命的方面发展。接着，1917年在俄国爆发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对各国的革命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用无产阶级的
世界观来观察国家命运。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的先进分子面对内忧外患的社
会现实和旧思想旧文化对民族意识的严重束缚，开展了唤醒民众、挽救危亡
的思想文化启蒙运动，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做了充分的准备。
这一思想文化启蒙运动中的杰出分子以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人为代
表。他们在《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杂志上发表文章，宣传革命道理，
揭露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的丑恶面目，推动了文化启蒙运动的开展。
这一时期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还没有专门的文艺性质的社团、期刊和文
学家，一些革命家和作家的文学主张及作品大多发表在《新青年》这个综合
性文化批判刊物上，所以论述此时期的文学必须围绕《新青年》等杂志来展
开。
《新青年》创刊于1915年9月，由陈独秀主编，原名《青年杂志》。
它创刊伊始就高举反对封建文化的旗帜。如主编陈独秀在创刊号卷首发表的
《敬告青年》一文，对青年提出“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退守
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
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等6条希望。这些主张虽还不够鲜明，但实际
上已包含了后来所提出的“民主”和“科学”两方面的要求，是号召思想革
新的宣言。到了1916年9月第二卷改为《新青年》后，更成了反封建和鼓
吹民主革命的中心刊物。陈独秀陆续发表的《今日之教育方针》、《我之爱
国主义》等文，攻击封建的专制主义和道德，宣传民主政治和“独立人格”。
后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旧派人物提倡“尊孔读经”，并要求把孔教奉为“国教”，
列入国家宪法，针对此，陈独秀发表了《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孔子
之道与现实生活》、《宪法与孔教》等文，指出孔教与帝制不可分割的缘由
和孔教的不适合现代生活，主张输入西洋平等人权学说代替孔子之道，即要
以资产阶级民主代替封建专制，以资产阶级新道德代替封建旧道德。吴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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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儒家主张
阶级制度之害》等文，批判“孝为百行之本”的旧礼教，认为封建的家庭制
度乃是专制制度的社会基础。当时同是激进的民主主义者的李大钊则在《甲
寅》日刊上发表《孔子与宪法》、《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等文，反对把孔
教列入宪法，指出孔子学说是“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专制政治之灵魂”，
说明社会观念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这些论述虽在理论的准确性方面有
失之激切或偏颇之处，但它抨击封建专制制度及其伦理道德的战斗性，却对
当时激进的民主知识分子以极大鼓舞。另外，这时的《新青年》还发表了不
少要求个性解放、社会进步的文章。这些文章贯穿在对青年、妇女、人生、
教育、婚姻、家庭、贞操等问题的论述中，对人们摆脱封建思想束缚，尊重
科学知识有积极作用。
《新青年》作为一本综合性文化批判刊物，主张“文学改良”和“文学
革命”亦是其一个重要方面。它倡导了以反对文言、提倡白话，反对旧文学、
提倡新文学为内容的文学改革运动，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文学革命
论》等文章。《文学改良刍议》是胡适所写，发表于1917年1月。胡适在
该文中主张文学改良要从“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
“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烂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
避俗字俗语”等8事入手。并总结说：“上述八事，乃吾年来研思此一大问
题之结果。远在异国，既无读书之暇晷，又不得就国中先生长者质疑问难，
其所主张容有矫枉过正之处。然此八事皆文学上根本问题，一一有研究价
值。故草此论。”胡适的这种文学改良主张，反映了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历
史发展趋势。接着2月号发表了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正式举起了文学
革命的旗子。他在该文中说：“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
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
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
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瞭的通俗
的社会文学。”陈独秀此说宣示了反封建与民主革命的本质，接触到了文学
革命的主要内容，而且战斗精神比胡适坚定得多。这年《新青年》还发表了
钱玄同、刘半农等人讨论文学革命的文章。
1918年，《新青年》编辑部扩大，李大钊、陈独秀、鲁迅、钱玄同、刘
半农、沈尹默、高一涵、胡适等人先后参加了编辑工作。以《新青年》为核
心，实际上形成了包括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革命小资产阶级
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部分人的新文化统一战线，团结了许多不同
阶层阶级的知识分子共同向封建文化作斗争。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新青
年》所倡导的文学革命取得了实绩，不仅《新青年》自第4卷第5号（1918
年5月）起完全改用白话文，而且还发表了不少白话诗作和以鲁迅小说为代
表的彻底反封建并且充满民族觉醒要求的新文学作品。同年，李大钊、陈独
秀等又创办了《每周评论》，发表了大量短小精悍的时评及随感录，抨击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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阀政府，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面目，起了很大的政治鼓动作用。同时，在李
大钊和蔡元培支持下的《国民》、《新潮》两杂志也于1919年1月创刊。
《国民》是学生救国会的机关刊物，社员思想倾向虽不很一致，但以反对日
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作为宣传内容，富有鲜明的爱国色彩。《新潮》（英文名
The Renaissance，意即文艺复兴）是北京大学部分师生创办的综合性刊物，
它也发表了不少反对封建礼教、赞同文学革命的论文和文学作品。其后，《晨
报》改组第7版（副刊），在李大钊等人推动下也成为宣传新文化的著名副
刊之一，发表了不少新文学作品。
到了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人提倡的文
学革命运动的影响就更大了。在他们影响下，当时全国学生团体中出版了许
多小型的白话报纸和期刊，如《湘江评论》、《少年中国》、《星期评论》、
《解放与改造》、《建设》等，都提倡新文化和新文学，并使它的影响遍及
全国。另北京的《晨报副刊》、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时事新报》
的《学灯》等，也是当时著名的提倡新文化的副刊，影响很大。1920年后，
《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等大杂志也改变内容并采用白话，将文学革命
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对这一文学革命运动
作了这样总结：“五四运动时期，一班新人物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
对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这些都是对的。在那时，这个运动是生动活泼
的，前进的，革命的。……但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那时的许多领导
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
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
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
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的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
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
毛泽东这段论述“五四”文化运动的文字，对“五四”以前，一段同样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