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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和光美同志的几套衣服和鞋袜之类的东西，这是他们的全部私人财产了。
其中有少奇同志从延安穿来的布面老羊皮大衣和光美同志40 年代上大学时
穿的衣服。这是他们精心保存下来的纪念品。
他们又到少奇同志的会议室兼书房和旁边的小饭厅走马观花地看了一
下，才离开这座小院。
抄家的人走后，我独自一人站在国家主席的办公室里，目睹被翻箱倒柜
折腾得满地狼藉的情形，无言的怒火直冲脑门。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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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家主席的家是谁作出的决定？一个为党为人民勤勤恳恳忘我奋斗了半个
世纪的国家最高领导人，为什么连自己的政治生命都保不住？为什么造反派
敢于这样对他横眉冷对？公理何在？宪法的威力何在？。。
直到少奇同志在卫士的搀扶下进了院子，我才从愤怒的情绪中清醒过
来。少奇同志咳嗽了两声，便进了他的房间。后来，我才知道，这次分两处
同时开批斗会，就是为了抄家。是康生、江青、陈怕达、戚本禹等人精心策
划的。一名卫士含着眼泪告诉我，少奇同志在被批斗的近两个小时里，受到
了侮辱和折磨。因为天气酷热，他的衣服全湿透了。他想擦擦汗，但刚掏出
手绢就被人打掉了，只能任凭豆大的汗珠滚滚滴到地上。造反派还不断地按
他的头，搞喷气式。他向念批判稿的人提出：“我耳朵背，听不清批判的是
什么内容，让我将批判稿带回家看看，弄清楚提的是什么意见，以便今后改
正错误。”但这个合情合理的要求也被造反派拒绝了，并说：“你是耍花招，
是装聋卖哑。”然后用一阵“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声回答了他。从这天晚上
以后，造反派就强行把少奇和光美同志隔离开了。他们把光美同志隔离到后
小院的一间房子里。少奇同志虽然还住在原来的房里，但门口加了一个持枪
的哨兵。从此，他们夫妻咫尺天涯，就连他们的子女们也都不能接近父母。
我们这些工作人员进出也都要受到盘问和监视。
少奇同志头几天不知道光美同志的下落。这对他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
他心急如焚，几天沉默不语，饭量大减。后来他从一个孩子那里得知光美同
志就在后院时，精神状态才有了好转。
自从他们被隔离开后，每天只给少奇同志一份报纸和一份参考资料，光
美同志则什么也没有。
有一天，少奇同志拿着他看过的报纸和参考请求一位卫士说：“请你把
这些送给光美看看好吗？她看了以后再退给我。”卫士照办了，并告诉光美
同志这是少奇同志给她的。
就这样在传看报纸和参考资料的过程中，少奇同志了解到光美同志还没
有被抓走。虽然都失去了自由，也无法见面，但相互间却也能得到一点安慰。
在我看来，少奇和光美同志既是夫妻，也是同志和战友。
光美同志在少奇同志身边做秘书工作近20 年，从工作、生活到家务，对
少奇同志的帮助都是很大的。少奇同志能摆脱许多琐事。一心一意地为党工
作，这和光美同志多年任劳任怨的辛勤操劳是分不开的。少奇同志对身边工
作人员要求很严格，对光美同志也不例外。工作人员若出了什么差错，他对
光美同志的批评比批评我们更严厉。而光美同志也能以身作则，为工作人员
起好表率作用。她是40 年代的大学生， 1948 年就到少奇同志身边工作了，
1953 年定了工资级别后再没动过。她每次都把提级名额让给别人。他们真正
做到了工作上要求高标准，生活上要求低标准。
就是在少奇同志受到不公正的批判、斗争和残酷迫害的情况下，光美同
志也毫不动摇地站在少奇同志的一边。他们彼此理解，心心相印；他们风雨
同舟，患难与共；他们共同经受着狂风恶浪的考验。有什么比这人世间真情
升华的革命情操更珍贵呢？
后来看守们知道了光美同志看的东西是少奇同志传过去的，先是仔细进
行检查，怕他们之间利用报纸和参考资料传递什么信息，然后向上报告了这
件事。据说江青还追查是谁替他们在中间传送的，说这是帮助他们搞攻守同
盟，还把那个卫士也调走了。从此，门口的哨兵对进出的工作人员监视得就
更加严格了。连大夫去送安眠药，也要跟进去看一看。少奇同志吃饭时也要
派人站在饭桌旁监视着；有时给个水果，但却不给水果刀。。残酷的政治迫
害和精神折磨，使少奇同志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一次，卫士小贾告诉我：
“首长骨瘦如柴，每次帮他洗澡时，我都不忍心看着他，都忍不住要掉眼
泪。。”那天晚上，我和小贾都难以抑制心中的痛楚，低声抽泣了很长时间。
我们虽然还享受着“革命同志”的待遇，可我们却不能放声痛哭！我在内心
里为少奇同志担忧，为少奇同志抱不平，但我却无法安慰他，也不敢更多地
去接近他。那段日子里，我真是度日如年。有时，我站在办公室的窗前，静
静地听着少奇同志房间传出的声响；有时，我用目光追逐着灯光下少奇同志
在房内低着头慢慢移动着的身影，真是心如刀绞，悲痛欲绝。我多么渴望敬
爱的少奇同志能以不屈不挠的顽强毅力度过这段人间地狱般的主活，将来再
为党为人民重新工作啊！我多么盼望陷害忠良、祸国殃民的林彪、江青、康
生之流早日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啊！
最后一次见父亲
刘爱琴
这是一场政治风暴到来的前夕。
1966 年6 月1 日，报上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2 日，又
公布了北京的一张大字报。一时浓云聚拢，电闪雷鸣，“文化大革命”开始
了。草原气候多变幻，内蒙古被迅速卷进这场风暴中，大字报、大标语潮水
般涌来，揭发和批判的活动勃然兴起。
作为一个新党员，我也和大多数人一样，怀着一片赤诚，在运动一开始
便没有任何犹豫地积极参加了进去。那时的口号是反修防修，这谁不愿意？
谁愿意走回头路？我感到精神振奋，决心在运动中锻炼自己，改造自己。
6 月末的一天，单位里有几个人来，交给我一份揭发材料，要我去北京
想办法交给党中央和毛主席。
我告诉他们：“我不一定能见到毛主席。”
他们说：“见不到毛主席，就交给刘主席好了。”
能为“文化大革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我感到由衷的荣幸和自豪。
况且来找我的人中，就有我们支部的负责人，这算是组织派我去的。1966 年
6 月30 日，我带着这样一个紧急任务，乘车赶到北京。
当晚8 点钟，我见到了父亲。
父亲仍如往常一样，严肃，镇定，从容，精神饱满。他看了我带去的材
料，然后从许多方面对材料的内容作了深刻的分析。
我当场要求父亲对我们揭发批判某些领导人这件事表个态。父亲说：“如
果他们有错误，那是可以批评的，可以贴大字报；但不要登报，登报就会受
到中央的批评，就要犯错误。”他还说：“斗不要斗多了，争取改正，现在
斗就顶牛了，容易打入。有些事不交待，可以慢慢再检讨。”
我对父亲说，现在我们满腔热情，只是不知究竟怎么搞才好。父亲说：
“将来文化大革命，中央会有安排的。”
当我告诉父亲，我们那里已经出现两派间的激烈矛盾和斗争，有人做出
了某些不适当的行动时，父亲沉吟良久，用很坚定的语气说：“任何人都可
以贴大字报，不要有限制；但不能泄密，不能动武装，档案不能动，工厂机
器不许破坏，否则就是反对革命的行动。双方都不能动武装！”
谈到我个人，父亲说：“你个人参加运动是好的，要参加到群众中去，
在斗争中锻炼；但是不要搞自己的小圈子，不能抱个人目的，否则就要垮台
的。”
我把父亲的话一字一句记到本子上，到谈完，已经是10 点钟了。
第二天早饭时，我们又说到了个人怎样对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父
亲除强调了头晚所谈外，又补充一句说：“你不要有侥幸心理。”
对父亲的话，我当时是不是都理解了？我以为是理解了的，要积极参加
运动嘛，这还不明确！我想：我一定会像父亲说的那样去做，我们那里的干
部群众也一定会像父亲说的那样做。
这天是党的生日，父亲很忙，我也没有跟他告别，就匆匆地回内蒙古去
了。——这就是我和父亲最后的一次见面，它太简短、太匆促了，使我至今
回想起来，犹悔恨万分，痛心疾首。
我回去立即向同志们传达了父亲的谈话，大家都感到党中央支持了我
们，所以要下定决心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斗争到底。我们煞费苦心
地搜集领导干部们的“黑材料”，把大字报一批又一批地贴出去，开了一次
又一次的批斗会，愤怒声讨“黑帮”们的“滔天罪行”。学生，职工，干部，
市民。。整个社会组成一股不可阻挡的洪流，呼啸着，滚滚向前。我一颗单
纯的心，为这从未有过的轰轰烈烈的景象而喜悦而欢呼，这场运动不仅是由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而且也得到我父亲的衷心拥护和坚决支持
呀。
然而，两派斗争的阵势叫人眼花缭乱。开始，我跟着所谓“保守”派跑，
因为我觉得自己所熟悉的这些“保守”派人物并不坏，我也看不惯所谓“造
反”派们对干部进行围攻甚至虐待的行为。父亲曾嘱咐不让这么干。这时有
人警告我：你得注意，不要右倾！
8 月2 日，我们挤在会议室里听录音，那是周恩来总理、邓小平总书记，
和我父亲在首都大中专院校学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的讲话。
对父亲的讲话，我作了记录，大约是说：党中央热烈支持北京大中专院
校革命师生员工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党中央的总方针，
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至于怎么进行，你们不知道，就问我
们，我们也不知道，其他党中央委员也不知道。就是要搞革命，怎么搞主要
靠你们各校师生员工，在革命的实践中学会革命。他还号召广大师生：在运
动中要读毛主席的书，更多地掌握毛泽东思想。
能在遥远的内蒙古高原听到父亲那坚定、清晰的声音，我好像又回到了
父亲的身边，自己暗暗向父亲表示决心：过去女儿对政治运动不够关心，现
在不同了，女儿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定要首先响应党的号召，到革命的实
践中会学习革命。但有个问题从我心头闪过，我很纳闷，既然发动了“文化
大革命”，为什么连党的中央委员会也不知道怎么搞法呢？
急剧变化的岁月啊！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了，“十六条”公布了，毛主
席和中央领导开始在天安门城楼检阅文化革命大军了，“红卫兵”第一次出
现在中国的城镇乡村。人们惊奇地从报纸上发现，身为党的副主席、国家主
席的父亲，忽然排在了第八位。
刘少奇与“文革”初期的工作组
黄峥
“文化大革命”初期，党中央曾研究决定派工作组到一些单位领导运动，
后来被指责是镇压群众，破坏“文化大革命”。工作组事件成为刘少奇下台
的直接导火线。近几年，一些论著和文学作品对派工作组的过程以及刘少奇
同工作组的关系等问题，往往叙述不清，引用的史料也不够准确，本文拟将
这方面的真实情况作些说明。
一
派工作组的决策过程，没有留下原始的文字记载。根据现有的资料和当
事人的回忆，大致经过如下：
1966 年5 月29 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及有关领导同志开碰头会
研究，决定由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率工作组去人民日报社，由河北省委
书记处书记张承先率工作组去北京大学。据参加这次碰头会的刘志坚回忆，
在几个中央领导同志商定后，周恩来还当场到隔壁房间用电话向正在杭州的
毛泽东请示，获得同意。5 月30 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联名致信毛泽
东，书面请示派工作组去人民日报社一事：“拟组织临时工作组，在陈伯达
同志直接领导下，到报馆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
的对外新闻。”这封请示信是刘少奇起草的。毛泽东在信上批示：“同意这
样做。”陈伯达等于当日进驻人民日报社。
6 月1 日，以张承先为组长的工作组，于当晚10 点多钟进驻北京大学。
这一消息于6 月3 日由新华社向全国播发。电讯稿是周恩来起草的。工作组
原来是以华北局名义派出的，电讯稿中改称“中共新改组的北京市委决定”。
毛泽东看了这条电讯稿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