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如果有任何一项要写出什么书面文件，我随时都可以写出。”
但是，随着林彪、江青、康生一伙地位的上升，他们逐渐垄断了处理刘
少奇问题的大权。刘少奇一次又一次的申诉、抗议。要求辞职，都被置之不
理。9 月13 日，王光美被正式逮捕。他们的子女被赶出家门，住到各自的学
校，接受批判审查。刘少奇孤零零一人被关在福禄居前院，对他的迫害还在
一步步加剧。
刘少奇终于意识到，他已经落入一伙坏人的魔掌，一切争辩都将无济于
事。从此，他不再写信，不再申述，说话越来越少，最后索性连一句话也不
说了，用沉默来表示他无声的抗争。
中共历史上最大的一桩冤案
北京城西的玉渊潭东北侧，有一个风景幽雅、设施考究的去处，人称钓
鱼台。传说金章宗完颜璟在这个地方钓过鱼，钓鱼台由此得名。金代还有一
个文人叫王郁，也曾在这里“筑台垂钓”，可见当时这一带大概鱼不少。到
了清代，乾隆皇帝也看中了这块地方。他调集大批工匠在这里整治湖面，大
兴土木修建行宫，盖起了登漪亭、潇碧轩、养源斋等别墅型建筑，成为一处
著名的皇家园林。1949 年后，人民政府经过多年修茸建设，把钓鱼合辟为国
宾馆，用以接待最重要的来宾，作为外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下榻之地。
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后，江青坚持要把文革小组的办公地点设在钓鱼台。
她自己率先搬进来占据了地势、环境优裕的11 号楼。其他文革小组要员也陆
陆续续跟着搬了进来。陈伯达进了15 号楼，康生占了8 号楼，张春桥、姚文
元住了16 号楼，王力、关锋、戚本禹等散住在16 号楼等处，可谓各得其所，
优哉游哉！
钓鱼台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前线指挥部。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员们，在
这里密室策划，基层点火，把个平静的中国搅得天下大乱，浊浪滚滚。
在中央文革小组指挥“文化大革命”的诸多繁杂事务当中。有一件事是
他们始终紧抓不放的，这就是千方百计打倒刘少奇。
中央文革一帮人，还有林彪一伙，几乎都是靠反刘少奇起家和攫取高位
的。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进展，他们获得了处理刘少奇专案的权力。为剪
除后患，他们加紧从政治陷害和人
身摧残两方面入手，置刘少奇于死地。
他们首先控制了刘少奇专案的领导权。“刘少奇专案组”的组长是执掌
公安大权的谢富治，他是专案工作的前台负责人。但
帅上有帅，谢富治又唯江青的马首是瞻。 1968 年2 月22 日，他在专
案组的一份报告上批道：“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
是由江青同志亲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
直接先报告江青同志。”他还专门开会向专案人员交持：“要有组织观
念，脑子里要有个江青同志，重大事要请示江青同志，有
利于把案子搞好，有利于把叛徒抓完，有利于把文化大革命搞
好。”还有一个康生，他作为中央常委分管这个专案，也加入了
穷凶极恶迫害刘少奇的行列。刘少奇的命运落到这伙人手里，其
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为了搞到刘少奇的“罪证材料”，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
真正是不惜代价，不择手段，使尽了浑身解数。他们建立了庞大的“刘
少奇专案组”，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在全国范围内搜索材料。光为寻找“1929
年在沈阳被捕叛变”的证据，就在沈阳组织了400 人的“彻查队伍”，调阅
的敌伪档案汗牛充栋，结果一无所获。为逼取口供，他们又以莫须有的罪名
抓来一批人审讯，仅专案组直接关押的就达64 人。把这些人抓来之后，他们
采取勒令交代、长期隔离、日夜审讯、轮番批斗、软硬兼施等手段，编造假
情况，拼凑能陷害刘少奇的伪证。
1968 年9 月，在江青、康生的一再催逼下，谢富治指挥“刘少奇专案组”
日夜奋战，终于整出了三份所谓“罪证材料”，陆续送到了钓鱼台11 号楼江
青的手里。
江青审阅后用极端的语言为刘少奇问题定了性。9 月16 日，她虚张声势
地批示道：“我愤怒！我憎恨！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刘
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可说是五毒俱全的最
阴险、最凶狠、最狡猾、最歹毒的阶级敌人。”林彪、康生、陈伯达也都批
了意见，林彪还特别提出“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
志致敬！”
1968 年10 月13 日至31 日，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文化大革
命”的高潮中召开了。这次会议极不正常。 195 名中共中央委员、候补中
央委员，竟有71％的人被打成“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反党
分子”，剥夺了他们出席会议的权利。97 名中央委员当中，除上次全会以来
去世10 人外，允许参加这次会议的只有40 人，开会时从候补中央委员中有
选择地补了10 人为中央委员，才勉强过半数。允许出席会议的候补中央委员
只有9 人。而扩大进来出席会议的中央文革小组、军委办事组成员和“文化
大革命”以来提升的各类人员达74 人，超过总人数的一半。
江青、康生、谢富治关在钓鱼台紧张策划，把逼供得来的三份“罪证材
料”综合改写成《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由张春
桥修改定槁后提交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报告中提出：“撤销刘少奇
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
行。”
在强大的政治压力和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全会在最后一天批准了这个用
伪证写成的《审查报告》，从而铸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大的一桩冤案。
但就在这种令人窒息的紧张气氛中，中共中央委员陈少敏还是不畏高压，在
讨论《审查报告》时拒不表示同意，在全会表决通过时坚决不举手。
这时在中南海福禄居，刘少奇已是重病缠身。对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和
关于专案的种种情况，他一无所知。在对他立案、审查、定案的整个过程中，
没有人向他透露过有关专案的消息，更没有人来听取过他的任何申述。为了
捍卫自己的政治生命，他曾经几次三番地口头争辩、书面申诉，但这一切均
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精神上的重重打击和生活水平的大幅度下降，使刘少奇的身体急剧地垮
下来了， 1968 年3 月以后，他的病情明显加重。4 月12 日中央警卫局整理
的《刘少奇情况反映》写道：“据大夫检查：刘的神智不大清楚，表现定向，
辨别不清，表情呆板，对问话没有反应，说不清一句完整的话。两脚移动吃
力，走路迈不开步。在穿衣、安假牙时，几次发现上下倒穿、倒安的情况，
当别人告其错了时，还不知纠正。”
由于得不到有效的医治，刘少奇的病情终于恶化。7 月9 日，他的支气
管炎急性发作，转为支气管肺炎，生命危急。这时才赶紧从北京医院和军队
医院调来几个医生组织抢救。医生们会诊提出，“现病人的情况处于十分危
重的状态，随时可能发生意外”，建议将病人撤离监护环境住院治疗，但得
不到批准。没办法，只好从北京医院拉来一些医疗器械，就地治疗。
刘少奇的卧室很快布置成了病房，放上了氧气钢瓶、点滴注射吊架。经
过抢救医治，到7 月24 日刘少奇总算又缓了过来，脱离了危险期。
打那以后，刘少奇只能整天躺在床上，在重病的折磨下苦熬，他已经失
去生活自理能力，可得不到应有的护理。他的身边没有一个亲人，他不知道
自己的妻子儿女眼下身在何方，遭遇怎样？只有严密的监视仍像影子一样从
早到晚跟随着他。
刘少奇的家人已经不可能来看望他、照顾他了。这个时候，他的妻子王
光美正被关在秦城监狱一间阴暗霉湿的牢房里；在包头某国防工厂任副总工
程师的长子刘允斌，已在1967 年底挨斗后卧轨自尽；在内蒙古自治区计委工
作的长女刘爱琴，正被关在“牛棚”里，不准回家；在七机部一院当技术员
的次子刘允若， 1967 年被江青点名后被捕入狱。原来一直同刘少奇、王光
美生活在一起的4 个子女，也早已被赶出家门，流落各处： 19 岁的平平被
关在单人牢房；17 岁的源源四处逃亡，1968 年12 月又被抓进拘留所； 15
岁的亭亭一个人住在学校，还时不时要她检查；年仅7 岁的小小也饱受欺负
和歧视。
刘少奇的病情反反复复，频繁发作，一次比一次严重。 1968 年10 月
11 日以后，他不能用嘴吃东西了，医护人员只好对他实行从鼻孔插管灌食。
这种维持生命的方式，一直继续到他逝世。
1969 年7 月，刘少奇的支气管肺炎再度大发作：高烧，咳嗽，呼吸加快，
两肺湿罗音明显增多，心率加快，医生们又紧急会诊，一致认为他的病情已
经相当严重：“因他年龄大，久病长期卧床，消瘦，抵抗力极差，容易发生
休克、心力衰竭、糖293
尿病酸中毒等并发症，故预后不良，可能随时发生死亡。”经过一阵紧张的
抢救治疗，病情总算又暂时稳定了下来。到了10 月份，中国北部边疆局势紧
张，战云聚集，毛泽东作出了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10 月17 日，
正在苏州休养的林彪以副统帅的资格发出指示，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
态。全国据此进行大规模备战行动。
在这种背景下，中共中央决定将一些重要的审查对象分别转移外地。刘
少奇当然首当其冲，决定将他送往河南开封。10 月17 日晚，一架伊尔—14
型飞机早已停在北京西郊机场待命。 19 点23 分，躺在担架上的刘少奇，
在两名专案人员的押送下，被七手八脚抬上飞机。由于走得匆忙，有关人员
只给刘少奇套了一件上衣，连裤子鞋袜都没穿，就用一条被子往他身上一裹，
放在了担架上。
飞机到开封机场着陆已是21 点30 分。同机跟去的还有一名医生、两名
护士和原卫士长李太和。刘少奇被抬下飞机直送监护地点——开封市革命委
员会机关一号楼小天井院。这个地方是旧中国的同和裕银行。小院四周是连
接着的三层楼房的墙面，墙体高大坚固，只有一条安装了铁门的通道可以出
去。刘少奇被安置在北楼一层一个套房的里问。在通道门口和刘少奇卧室门
口布置了两道警戒线，还有昼夜24 小时双哨床前监视。警卫方面确是严密到
了万无一失。
这些如临大敌般的看管措施显得荒唐可笑，实际上也毫无意义，因为刘
少奇已经病得神智昏迷，不能下床了。11 月6 日，从北京跟来的人全部奉命
返回。刘少奇的监护、医疗工作完全交由开封驻军负责。
看管、护理刘少奇的人员是从开封驻军部队抽调来的，尽管事前他们都
接受了“激发对刘少奇阶级仇恨”的阶级教育、保密教育，可大家还是十分
惊讶：眼前所见的景象，同报纸上所谓“最凶恶敌人”的说法，反差实在太
大，怎么也对不起头来。他们看到的是，这位“重点监护对象”瘦成皮包骨
头，病得奄奄一息，靠鼻饲维持生命，似乎连说一句话的气力都没有了。
到开封没有几天，刘少奇的病情就发作了3 次。第三次是在11 月10 日，
刘少奇又高烧不退。当地医护人员限于水平和条件，又不熟悉病史，只得仍
按肺炎治疗。
11 月12 日凌晨1 时许，刘少奇身体状况急趋恶化，发生点头张口呼吸、
嘴唇发紫等现象，吸氧后也不见改变。值班护士仍按原处方用药，到6 点38
分，发觉情况不妙，连忙叫其他医护人员来抢救，然而为时已晚。6 点42 分
医护人员到齐，3 分钟后，刘少奇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71 岁。
此刻，是1969 年11 月12 日早晨6 点45 分，离刘少奇被送往开封还不
到26 天。在他临终前后，身边没有一个亲属。他的妻子儿女在几年时间里对
他的生死下落一点也不知道，一直到林彪灭亡后的1972 年，才得知刘少奇已
于3 年前离开了人世。
11 月13 日午夜，刘少奇的遗体被送到开封火葬场秘密火化。
火化手续是从北京赶来的专案组人员办的，登记申请人时冒用了刘原的
名字。对死者则填了“刘卫黄”这个刘少奇少年时曾经用过但不为外界所知
的名字。
刘少奇的骨灰被装在一个临时从商店买来的普通木质骨灰盒里，交费后
寄存在开封火葬场骨灰存放室。火葬场没有一个人知道这是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