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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窟（今甘肃安西县），属于西夏另一类型的寺庙建筑。莫高窟建于
鸣沙山崖，其对面为著名的三危山，两山之间的大泉河横贯其中。榆林
窟开凿于踏实河两岸的陡崖峭壁之上，两地环境幽雅，景色宜人。自公
元5 世纪起便开始开凿石窟，中经隋朝、唐朝和宋朝，已凿石窟数千。
西夏占领瓜、沙二州之后，即对两地石窟进行重修和改建。如莫高窟222
窟就是改建唐代洞窟。29 窟也是将唐代壁画重新改绘而成。据统计，在
莫高窟、榆林窟500 多个寺窟中，可以确定为西夏洞窟的过去认为莫高
窟和榆林窟各占4 座。但经1964 年敦煌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同志联合调查后，重新确定两地属于西夏洞窟的为88 座。其中莫高窟77
座，榆林窟11 座。
两地石窟所留下的壁画和题记，是我们研究西夏历史、地理、生产、
② 《西夏书事》卷18。
③ 《西夏书事》卷19。
① 《甘州府志》卷5，及卷3。
社会生活等方面的珍贵资料。
题记可分为西夏文题记和汉文题记两种，其中以汉文题记最多。从
题记的内容看，又可分为三类。一类是西夏僧俗人等前来朝山礼佛，诵
经念咒、烧香求福及修整寺庙的发愿文字。如莫高窟285 窟西夏文题记：
“八人同来行愿，当来山庙烧香”。第二类为供养人题榜。如榆林窟第
29 窟，其内室西壁上，下两层绘有当地一贵族家庭成员的供养像，像前
各有西夏文题记，记其身份和人名。其男供养人为瓜州监军司和沙州监
军司官员。第三类为一般游人题款。这些西夏文和汉文题记，真实而生
动地记述了西夏时期各阶层人物前来这里进行佛事活动的情况。是研究
西夏社会历史、文物制度及语言文字的珍贵资料。其具体内容包括西夏
纪年、国名、地名、官制、封号以及西夏姓氏（60 多个），西夏语言文
字，等等。
除了莫高窟、榆林窟之外，在酒泉的文殊山，肃北的5 个庙都存在
着西夏修建的石窟。在武威县城西南50 公里有天梯山石窟。石窟内发现
一批西夏文佛经残页。其中有《妙法莲华经》、《佛母大孔雀明王经》、
《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等。在宁夏固原县则有须弥山石窟、石窟
中有谅祚奲都年号的题记。
4。输入佛典。西夏统治者为了发展佛教，曾向北宋多次请购佛经。
公元1030 年（宋天圣八年）十二月，德明派遣使者去宋，献马70 匹作
为工值，“乞赐佛经一藏，从之”①。公元1034 年（宋景祐元年，夏广
运二年）十二月，谅祚又派使者去宋献马50 匹，“以求佛经一藏，诏特
赐之”②。公元1058 年（宋嘉祐三年，夏奲都二年），宋仁宗通知谅诈，
他所赎求的大藏经、经帙、签牌等，均已及时印造。“候嘉祐七年正旦
进奉人到阙，至时给付”①。公元1062 年（宋嘉祐七年，夏奲都六年），
毅宗谅祚请购赎大藏经，宋仁宗应其所求，并及时命印经院印造。“候
嘉祐十一年正旦，进奉人到阙给付”②。公元1072 年（宋熙宁五年，夏
天赐礼盛国庆三年）十二月夏惠宗秉常遣使贡马，“赎大藏经，诏赐之
而还其马”③。
以上五次是西夏主动向宋请购，有时宋朝也主动赐予。如公元1055
年（宋至和二年，夏福圣承道三年）四月，“赐夏国大藏经”④。
5。翻译与校勘佛经。西夏统治者为了发展佛教，在输入佛典的同时，
还重视组织人力，指定专人负责，有计划地大量翻译校勘佛经。其所指
定的负责之人，是西夏僧人中地位较高的“国师”。如景宗元昊时主持
译经的著名国师有白法信，惠宗时的国师白智光，西夏晚期译经的蕃汉
法定国师，等等。法师之下，还有学有专长参予译经的僧人。西夏统治
者组织人才在首都兴庆府进行大规模的翻译佛经。用西夏文翻译佛经，
早在景宗元昊建国伊始，就命国师白法信主持翻译工作。他以向宋朝求
① 《长编》卷109，天圣八年十二月丁未。
② 《长编》卷115 景祐元年十二月癸酉。
① 张鉴：《西夏纪事本末》，卷20，《谅祚淫狡》。
② 王珪：《华阳集》卷18，《诏夏国主乞续大藏经诏》。
③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④ 《长编》卷179，至和二年四月庚子。
赐到的两部汉文大藏经为底本，组成一个32 人的翻译班子，全力以赴地
将其译成西夏文。惠宗秉常期间又命白智光主持译经。至崇宗天祐民安
元年（公元1090 年）先后用半个多世纪（53 年）的时间，译成佛经362
帙，820 部，3579 卷。传世的西夏文佛经，绝大部分译自汉文大藏经，
但也有少量译自藏文、梵文。如科兹洛夫自黑城劫走的约8000 种西夏文
刊本和写本，其中约占80％的佛经，有的译自藏文和梵文。
自仁宗仁孝以后，除了继续根据需要翻译一些佛经之外，则把主要
精力放在校经之上。据《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源文记载：
“后奉护城皇帝敕，与南北经重校”。
这里的护城皇帝即仁宗仁孝，“南经”指宋朝输入的《开宝藏》。“北
经”指辽刻《契丹藏》和金刻《赵城藏》，均为汉文大藏经。以南、北
两种藏经版本为底本来进行校勘、核正，反映了西夏最高统治者仁孝不
仅重视佛经翻译的数量，而且越来越重视质量。
大量的佛经经过翻译、校刊、刻印成西夏文佛经之后，广为散布。
一方面为西夏佛教的传播提供了物质条件；另方面促使了西夏造纸业的
发展。如黑城刻印佛经用的就是当地造纸厂造的纸。
6。延请高僧弘扬佛法。公元1159 年（夏天盛十一年），仁孝派遣使
者到西藏，延请迦玛迦举系教派始祖松钦巴。松钦巴因故未来，但派其
大弟子格西藏琐布，带佛经、佛像随使者到西夏传教，仁孝奉其为上师，
并组织力量翻译他所带来的佛经。
此外，还延请了一些回鹘僧到西夏讲经说法。如首都兴庆府的承天
寺就延请回鹘僧讲经说法，演绎经文，“没藏氏与谅祚时临听焉”①
由于西夏统治者带头崇奉佛教，修建佛寺，改建和重建石窟，购置
佛典，翻译佛经，延请高僧前来宣传佛法，在他们的大力倡导下，老百
姓信仰佛教，从事诸如作佛法、盖寺舍、烧香礼佛、诵经等各种佛事活
动，也就日益广泛普遍起来。
3。佛教对西夏的作用与影响
马克思主义认为宗教是麻痹人民的鸦片烟。佛教在西夏的广为传
播，它对统治阶级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使西夏广大劳苦大众看不清统
治阶级剥削、压迫的反动本质，它要求劳动人民忍受各种苦难，多多行
善。要求他们深信灵魂不灭，因果报应。把希望寄托于未来，从而掩盖
社会矛盾，引导人民脱离现实斗争。在西夏统治近200 年漫长的时期里，
以党项为主体的各族，在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都很尖锐的情况下，之所
以很少发生较大规模的人民起义，其原因固然很多（诸如西夏统治者善
于笼络各族上层，经常注意调整民族政策，调整生产关系，以及文献记
载不全，等等），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与西夏统治者充分利用佛教
去麻痹老百姓的思想、限制遏制人民的反抗情绪，有着很大的关系。
在发展佛教的过程中，西夏统治者延请回鹘和吐蕃高僧到西夏讲经
说法，翻译佛教经典，这在客观上促进了西夏同新疆、西藏之间的文化
交流，对于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提高和发展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同时，西夏佛教的发展，对西夏艺术的进步，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如众所知，佛教的发展，需要运用各种艺术形式（包括绘画、雕塑、书
① 《西夏书事》卷19。
法、建筑等等）进行广泛的宣传。而各种艺术形式在宣扬、服务于佛教
的过程中，同时丰富、发展了自己。由于西夏统治者和虔诚的佛教信仰
者，对佛教艺术的高度重视和提倡，投入了较多的人力、财力和物力，
从而使西夏佛教艺术创作不仅数量多，而且不乏精品，促使西夏艺术发
展到一个新的水平，这是应当予以肯定的。
三、其他宗教
西夏统治者除了大力提倡佛教外，对其他宗教也采取兼容的政策。
据有关文献记载，在西夏境内曾流传过道教。《文海》解释“仙”字为
“山中求道者”，“山中求长寿者”。史称：
“宁明，喜方术，从道士路修篁学辟谷，气忤而死”①。
这里所谓“辟谷”，即不食五谷而食药物以求成仙。宁明为元昊太子，
太子带头信仰道教，说明道教在西夏有相当的影响。公元1081 年，宋朝
五路伐夏，当宋军逼近灵州，夏人纷纷逃难，“灵州城中惟僧道数百人”
②。这里僧道相提并论，说明灵州一带道教势力与佛教不相上下。此外，
黑水城的出土文物，诸如《易经》残本，晋人郭象所注《庄子》残本，
宋人吕惠卿所著《吕观文进庄子外篇义》，《太上洞玄灵宝天尊说救苦
经》，以及有人头像图解的骨相图，等等，都足以说明西夏道教在理论
上的根底及其在西夏宗教中的不可忽视的地位。
至于黑水城南城外，发现有一座伊斯兰教寺庙，虽然难以确定究竟
是西夏还是元朝遗物，但即使是元朝遗物，也很难排除它受过西夏伊斯
兰教影响的可能性。
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记载着唐古忒省（即敦煌）
“人民信奉佛教。居民大部分是土库曼族，少部分聂斯脱利派基督教徒
和回教徒”③。甘州城人民大多数信奉佛教，也有一部分基督教徒和回教
徒。“基督教在该城建筑了三座宏伟壮丽的教堂，而佛教徒根据全省信
徒的需要，建筑了更多的庙宇庵堂”④。这说明西夏末和元初，在沙州和
甘州一带，与佛教并存的还有景教和伊斯兰教，尽管它的势力远远不及
佛教势力之大。
第四节 西夏文字
一、西夏文字的创制
关于西夏文字的创制时间以及由谁创造的，因有关文献记载相互牴
牾而产生歧异。一种意见认为创自李德明时期。如《辽史·西夏纪》云：
“晓佛书，通法律，尝观太乙金鉴诀，野战歌，制蕃书十二卷，
又制字若符篆”。
这里的所谓“蕃书”，当指西夏文。另一种意见认为是元昊时期创制。
《宋史·夏国传》云：
① 《长编》卷162，庆历八年正月辛未。
② 《长编》卷318，元丰四年十月庚午。
③ 陈开俊等合译：《马可·波罗游记》第40 章，《唐古忒省》，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④ 陈开俊等合译：《马可·波罗游记》第44 章，《甘州城，偶像的特徵》。
“元昊自制蕃书，命野利仁荣演绎之，成书十二卷，字形体方
整类八分，而画颇重复”。
与《宋史·夏国传》记载大体相同，即认为是元昊时期由元昊本人所创
的文献，还有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以及曾巩的《隆平集》。另
外沈括的《梦溪笔谈》，虽然认为是元昊时期创制，但创造者为野利遇
乞。该书卷25 记载：
“元昊果叛，其徒遇乞先创造蕃书，独居一楼上，累年方成，
至是献之”。
在西夏文创造时间问题上，应以元昊时期为可信，理由有如下几点：
第一，上引《辽史》的那段记载，显然是将元昊误为德明，（原文
“子德明”应作“孙元昊”）不足为据。
第二，一些少数民族在其称帝建国之前，往往先制文字，西夏也不
例外。元昊称帝后，给宋仁宗所上的表章有“臣偶以狂斐，制小蕃文字”。
证明西夏文字确为元昊时期所创。
第三，据西夏人写的《妙法莲华经序》记载：
“此后，凤角城皇帝，以自国语言，兴起蕃礼，创制文字、翻
译经典？ 。”①
所谓凤角城皇帝就是元昊。这条材料有力地证明了西夏文字创制于
元昊时期。
关于西夏文字是谁创制的？无论认为元昊所创，或者遇乞所创，都
是很成问题的。因为任何一种文字的产生，并非某一个杰出人物所能恁
空想出来的。它来源于劳动人民长期的生活实践。它的产生和形成有一
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因此，它的真正的创造者只能是劳动人民。实际上
很不规范的和比较原始的西夏文字，在元昊建国之前，即在民间已经产
生和流传。元昊的功劳只不过命野利仁荣将民间流传的西夏文字加以搜
集、整理、归纳和演绎，并用法律形式予以公布，在全国推行。
二、西夏文字的结构
保存到现在的西夏文约有6000 余字。从形体上看，乍视和汉字很相
象，都是方块字。但仔细熟视与汉字并不相同，其字体繁冗，结构复杂，
状“类符篆”。从笔画看，西夏字太多在10 画以上，常用字中6 画以下
仅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