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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妇女们先是在大街小巷中耳闻目睹那些神父僧侣大谈结婚高论，又在家里
偷偷翻阅那些医学禁书，了解了自己的身体隐秘，再见到僧侣和修女纷纷结
婚，她们的心态是何等惊异，她们上教堂时的心情又是何等奇特不安。等到
她们自己必须在单身与结婚之间择一而行时，她们的矛盾以及与父母的争
执，对未来命运的不安，就更是肯定的了。
发起婚姻改革的精英们都是教士出身，他们本身缺乏正当的婚姻经验和
对女性要求的理解。要这批宗教精英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动力往往是来自
于抽象的宗教理论和对罗马教会的仇恨，并没有设身处地地为妇女着想。根
据教理推论出来的婚姻政策，因而也带来了复杂的社会效果。例如：改革家
们把婚姻说成是妇女最高的生活目标，是上帝意愿在她们身上的实现，但在
另一方面，改革家们没有摆脱妇女工具论的传统偏见的束缚。马丁·路德写
① 参阅斯蒂文·奥茨门德《当父亲们统治的时候》，第100—1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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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让她们生孩子到死，她们被创造出来就是为这个。”改革家们从宗教
原理和政治目的出发，简单化地认为应该把每个女人都送到家庭里去，“找
个主人”，不管是去作妻子还是去当佣人。这一点特别引起了妇女们的反感。
有一位修女不想结婚，一个新教改革家就说她是无主的人。那个修女认真地
回答：“信奉上帝的人并不是无主的人。”她的兄弟也为她证明，说她关心
①
穷人，并且像“母亲般地”照顾那些得传染病的患者。
总的说来，婚姻改革是有进步意义的。改革以后，新教统治区修道院被
取消，僧侣教士和修女都过上了家庭生活，与天主教区仍然实行的僧侣禁婚
制度形成了鲜明对比。宗教改革以后，人们的结婚年龄有所提前，妇产科医
学有所普及。这些对于社会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婚姻改革并没有
从根本上改变妇女的地位，因而不是妇女的解放运动。妇女被送到了男人们
的家里去当妻子或佣人，仍然是男子世界社会细胞中的被压迫者。婚姻改革
证明了宗教改革运动还是一场社会改革运动，对此进行研究，是宗教改革史
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课题。
（3）强调家庭的职能
家庭一词，在英语中分别用House和Family表达。前者指的是屋子，
后者指的是住在屋子里的人。在18世纪以前，欧洲语言中没有一个词可以
用来合适地表示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一个家庭包括所有居住在屋子里的人，
其中包括奴隶和仆人。一般来说，家庭范围很大，有时包括一个亲戚集团。
国王的家庭，贵族的家庭，主教的家庭，都包括了很大的范围，有时成员之
间甚至没有血缘关系。在封建社会中，一切是靠着各种关系维持着的，所以，
血缘和亲戚的纽带，就十分重要。正因为这样，历史学家把15、16世纪称
为“近代家庭”的兴起时期，也就是想突出现代意义上的家庭和中世纪家族
的区别。在中世纪，存在着的是中世纪的大家庭—一个屋顶之下住着兄弟、
父母、外甥、侄女、以及其他的非父母子女关系的人们。这样一种大的家庭
存在，是中世纪家庭的重要特点。
宗教改革是否推进了欧洲家庭的近代化？是否存在“作为社会改革的宗
教改革运动”？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茨门德认为，宗教改革运动直接导致中世
纪的欧洲家庭向近代家庭的过渡。我们认为，家庭的过渡是一种渐进的过
程，不能以宗教改革运动来划出一个分水岭，虽然宗教改革运动确实对近代
家庭的产生具有重要影响。
宗教改革后，在婚姻世俗化的推动下，大家庭的重要性和责任性有所下
降，亲戚集团（如叔、婶、外甥、外甥女、表兄妹）在过去是要对个人的罪
行负责的，并且在家庭成员成功时能分享家族的利益。这种做法在文艺复兴
① 参见玛丽·威斯尼《妇女对宗教改革的反映》，载夏朴材编《德国人民和宗教改革》（MerryWiesner，”
Women ’sResponsetotheReformafion”，inpo—chaiHsi…a，ed，The German People and The Peformfion），康乃
尔大学1988 年版，第1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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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的意大利很普遍。但在16世纪的欧洲已不再盛行。此后世袭官僚制度
在法国仍然流行了两个世纪，亲戚关系在一定的商业活动中仍然重要，但在
地方一级，大部分的欧洲家庭已经不再承担政治功能和军事功能。在社会和
经济方面，大家庭的作用也减轻了。公共的机构，宗教的组织，私人慈善组
织，政府福利制度和教育制度，逐步取代了亲戚关系的作用。大家庭减少，
核心家庭增多。15、16世纪欧洲家庭发生的深刻变化之一，是跳过了亲戚集
团，在家庭和社区、政府、各种社会团体之间建立了直接的、广泛的联系。
这种变化不是突然的而是渐进的，是社会经济政治变化的结果。16世纪人口
的变化、生活和社会组织的复杂化，宗教改革和社会流动，国家权力的发展，
都影响了家庭的关系和家庭的结构。
在意大利，城市人口增加，但家庭却开始变小和变得不稳定。1427年的
佛洛伦萨，平均的家庭人口是3。8人，在博洛尼亚，1395年是3。5人，在法
隆那，1425年是3。7人，这原因可能是死亡率高和婚姻制度不合理。意大利
城市中的男性结婚时，年龄要比他的新娘大得多。1427年的佛洛伦萨大部分
男子到30岁结婚，有些终生不婚，妇女在结婚时是18岁左右。1427年人们
认为的女性理想结婚年龄是15岁。
在德国，小家庭开始直接成为社会的基本细胞。核心家庭开始兴起，由
一对经合法途径结为夫妇的父母和他们的孩子所组成，这样家庭就不再是大
家庭。在城市贵族、商人、作坊主和手工工匠中，家庭是中世纪后期德国城
市中最为重要的组织。各种其他的社会组织如公司、宗教团体、男女宗教之
家、行会、城市贵族的社会和政府，都是建立在家庭之上的。家庭的纽带在
时间和空间中延伸，城市宗教为社区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种维系纽带。特别
是对富人来说，一个古老的世家，一种贵族的生活方式，一个教父组成的社
会关系，一个朋友、亲戚和子女组成的社会网络，是必不可少的。这表明“小
家庭”也可以成为社区的基础。15、16世纪正是家庭成为社会基本细胞的过
渡时期。
亲戚集团重要性的减弱意味着核心家庭重要性的增加，法律强调长子继
承权和父亲的权威。这种趋势特别表现在新教地区，因为宗教改革强调婚姻
和夫妻的爱情和家庭生活的重要性。新教徒特别是加尔文教徒的圣经学习和
祈祷，导致从教堂的活动转为家庭的活动，这导致妇女对丈夫的服从。新教
布道中常教导妻子的责任，强调对丈夫的服从。但理论和实践常不一致。核
心家庭的发展，公共的机构、宗教的组织、私人慈善组织、政府福利制度和
教育制度的发展，取代了家庭的许多传统功能。地域流动和社会价值的变
化，使得家庭变小，核心家庭增多。
在核心家庭中，子女和父母的关系变得十分重要。家庭开始为子女的前
途进行精心安排。有些历史学家认为，中世纪的儿童没有一个童年，只有到
了文艺复兴时代才有童年。这是一个含糊的判断，主要强调儿童过早地成为
大人。他们干活，模仿父母开始劳动，特别是劳动阶级，儿童较早就成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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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劳动阶级对子女比较宽松，没有那么多的束缚，中产阶级则特别重视子
女的教育，但是这种教育已经不是家庭教育，而是学校教育。家庭作为一种
机构，需要为子女成才服务，父母十分关心子女的教育和今后的出路。这种
重视促进教育，不仅是文法学校的教育，还有纪律的教育。
16世纪体罚开始盛行，在家庭和学校中都被普遍使用。托马斯·培根在
1550年这么写道：“对处于儿童时期的人要经常鞭打，以免使他变得固执和
叛逆，最后让你伤心。”即使是国王也不免除体罚，法国国王享利四世对他
儿子 （即后来的国王路易十三）的管家说：“我要埋怨你，因为你没有对我
说你打了我的儿子。我希望你、命令你在他每一次犯错误的时候打他。我知
道世界上没有比这个法子对他更好。我自己有过经验，我自己从这中间获得
过教益。在他那种年龄的时候，我是常常被打的。这是我为什么要你打他的
原因，要使他知道你为什么要打他。”①
宗教改革家在宗教上强调男女灵魂平等，但在家庭生活中，却强调妻子
服从丈夫，子女服从父母。加尔文派教会要求教徒在家庭中学习《圣经》，
要妻子服从丈夫。加尔文强调惩罚小孩的罪行，要他们服从父母。他告诫父
母们：放纵只会有害。等级社会要求父母充分行使权力，不准子女反对大人。
不服从和造反都是坏的。如果小的时候不给规矩，那么社会将会腐败和崩
溃。子女同马一样，必须先调教然后才能使用。父母要决定一切事情，特别
是选什么对象。无论是婚姻改革家还是家长们，都不太考虑子女特别是妇女
的爱情问题。自从婚姻改革取缔了秘密婚姻以后，青年男女们已经不再能够
左右自己的婚姻，一切听凭父母亲戚的摆弄。如商人赫尔曼的几次婚姻，都
是由家长安排的。1544年他26岁时，父亲为他找了一个44岁的寡妇，但未
成功，3年以后，父亲希望他娶刚成为寡妇的邻家女为妻，她结婚已经16年，
并有两个孩子。从这个例子来看，家长意志决定婚姻，子女往往没有发言权。
3。新教和资本主义精神
新教的思想改变了中世纪人们的许多想法，成为影响社会过渡的重要力
量。宗教改革家教导，世俗的工作是一种对上帝的服务。路德认为，所有的
工作是一种真正的基督教的天职，同神父和其它神职人员一样。他支持商人
和手工工匠发展自己地位的行为。新教思想反对奇迹、虚无，提倡一种理性，
虽然只是用在宗教方面，却有重要意义。新教的一些派别强调生活的计划
性，不主张得过且过。许多新教徒不主张在世俗世界中行乐，提倡节约勤俭，
这对资本积累不无好处。
新教的这些影响导致树立了一种新的生活态度，即勤奋工作，理性计
① 拉马·杰逊：《欧洲宗教改革》（DeLamarJensen，ReformationEurope），美国列克星敦1981 年版，第
3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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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节约自律。这就同中世纪的生活方式有许多差异。中世纪的贵族提倡风
度、优雅、奢侈、疯狂，中世纪的教会主张禁欲、虚无、来世，都与新教原
则不一致，这样，宗教改革运动就影响了人们的生活习惯，新的生活原则和
价值观念替代了中世纪的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刺激了经济和技术的发明。
特别是加尔文教，主要的信徒是商人，这些商人本来就不是从农村出来的，
不属于农业社会。加尔文教在工商业发达的地区有很多信徒，特别是在伦敦
和阿姆斯特丹。
新教的人生观对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因为新教鼓励人们阅读
《圣经》，这样就鼓励人们学习和阅读。在瑞典的路德教会把识字当做入会
的条件，这样，学习文化成为一种宗教信徒必须具备的条件，成为推动人们
扫盲的强大动力。虽然这种推动力是宗教性的，但是商人们和其他的人们一
旦学习了文化，就出现新的思想来进行管理。商人们学习识字的热情是最高
的，有的地方达到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