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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若是一个人对于美有不分彼此的爱好，使他对于他自己的作品成为严厉的批评
者，世间毁誉对于他就只能如过眼云烟。我的自我批评所给我的苦痛是远非《黑树》和《季
刊》（注：攻击济慈的两个杂志）的攻击所能比拟的。——也就为着这个缘故，我如果觉
得自己对，旁人赞赏也不能给我像我私自欣赏真正好的东西时所感到的那种快慰，某君关
于不修边幅的《月神曲》的话全是对的。它是如此，却不是我的过错。不是！这话听起来
虽然有一点离奇。我的能力只能做到那样好——单凭我自己来做。——如果我勉强求它完
美，因而请人指教，战战兢兢地写每一页，它就不会写成；因为暗中摸路并不是我的本性
——我要独立自主地写作。已往我独立自主地无审辨地写作，此后我可能独立自主地有审
辨地写作。诗的精灵必须在一个人身上找到它自己的解救。它所借以成熟的不是法律和教
条，而是感觉和醒觉本身。——是创造的东西就须创造它本身。在《月神曲》里我抱头直
跳进大海，因此我摸熟了其中的深浅，流沙和礁石；如果我停留在青葱的海岸上，吹一支
空洞的笛子，喝茶，采纳舒适的忠告，我就不能摸熟这些，我从来不怕失败：我宁愿失败，
不愿不侧身于最伟大的作者之林。但是我一说话近于说大话了，罢了，请致意T 与W 诸君。
拜伦曾经散播了一种谣言，说济慈是被批评家们气死的。读了这封信，
我们就知道那些是谣言，也就知道济慈是怎样坦白，镇定，谨严，冥心孤往，
只知效忠于诗而不顾忌世人的毁誉。他要冒险深入，宁愿失败而不愿做些看
来没有毛病而实肤浅轻巧的作品来博好评。在这短短的一封信里我们可以看
出他的心的光与力以及他的独立不倚的诗艺主张。他不作态——有意谦虚或
是有意骄傲——他只坦率地恰如其分地说明他的见地，同时也显出他的心
境，而那心境是与杜甫写“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两句时的心境略相仿
佛。济慈对于诗下过极刻苦的工夫，他在这里是以过来人的资格自道甘苦，
所以看来虽是冷淡，却仍极亲切。拿这种语言来比较中国许多谈诗文的书牍，
我们就会觉得那些皇皇大文常不免有“门面语”。
以上寥寥三例在欧洲书牍中只是太仓一粟，但是欧洲书牍的风味于此可
略见一斑。它们的特色，像我们已经一再指出的，是家常亲切，平易近人。
这特色的成因大抵有两种：第一是欧洲文与语的界限不像在中国那样清楚，
写的和说的比较接近，所以自然流露的意味比较多；其次是欧洲人的性格比
中国人较直率坦白，没有那么重的“头巾气”，有话就说，说就说一个畅快，
不那么吞吞吐吐，装模作样的。这种作品对于史学家往往是很可宝贵的文献。
对于心理学家也是了解个性所必依据的资料，不仅是对于爱好文艺者是一种
富于兴趣的读品，它们的性质与日记最相近；像日记一样，它们的形式常为
小说家所利用。欧洲有几部极著名的小说都是用书信体裁写成的，卢梭的《新
爱洛绮丝》，理查逊的《克拉丽莎》（Clarisa Harlowe），以及歌德的《少
年维特之烦恼》都是著例。
不过欧洲书牍的黄金时代似已过去。这有几种原因：近代生活忙迫，没
有那么多的闲暇谈不关重要的话；报章发达，许多新闻用不着借私信传递；
邮电工具进步，近地方可以通电话，远地方可以打电报，写信的必要就去了
一多半，而且近代人面前都有一座打字机，对着打字机写信总不免有几分“公
事”意味，信笔直书的那种情调和气氛那就荡然无余了，这当然也叫书信减
色不少，在近代文明中许多人情味道深厚的东西都逐渐衰谢或冲淡，书牍即
其一端。
原载1948 年6 月14 日《天津民国日报》，据《朱光潜全集》卷（9）
朱佩弦先生的《诗言志辨》
佩弦先生治中国文学史，下过三十年左右的工夫，所研讨的问题甚多，
搜集的材料甚丰富，获得的创见也不是三言两语所可说完。因为谨严是他的
本性，大部分记录都还没有整理发表，他自己认为还要经过更缜密的搜索和
更成熟的思考。我个人所特别惋惜的是他对于陶诗下过那么多年的工夫而没
有写下他的意见。前两年我写过一篇《陶渊明》就正于他，他回信说在大体
上赞同我的看法，但是在一些枝节问题上他的结论不同，希望将来有机会详
细说出，可是至今没有说出而就长辞人世了。这只是一个事例，他的像这样
留着没有说出的话还不知凡几。此后十年二十年应该是他的秋收时期。可是
老天偏吝惜这十年二十年不给他，这犹如秋收前的风雨灾害，叫辛辛苦苦培
养起的东西一旦化为乌有。我们所应追悼的不仅是从私交方面追悼他个人，
尤其是从学术方面追悼他的著述没有时间完成。我想趁这个机会挑出他的最
近的一部学术著作《诗言志辨》来作一个简单的介绍，使读者对于他治学方
面所表现的谨严的精神和缜密的方法可以约略窥见一斑。
《诗言志辨》原拟名为《诗论释辞》，后来因为书中四篇论文全以《诗
言志》一个意念为中心，所以改用今名。它是对于文学批评史的一种重要的
贡献。近三十年来中国学者很出了一些文学批评史的书籍。这些著述大半以
时代为中心，把每时代的文艺主张和见解就散见于当时文献中的七拼八凑地
集拢起来，作一个平铺的叙述。这种体例有两个大毛病。第一，就横的方面
说，它不分主宾正侧，不能抓住每时代的几个中心问题，更不能见出关于这
些中心问题的思想对于当时文艺创作和欣赏起了什么样的作用。第二，就纵
的方面说，它不穷原委线索，没有指出每个重要的文艺思想如何起源，如何
生展，如何转变，如何与其它思想交接离合。因为有这两大缺点，许多文学
批评史都只是一些没有真知灼见的材料书。而且就材料而言，它们也是陈陈
相因，不完不备，甚至断章取义，来附和作者的歪曲的见解。每部值得读的
历史都是一个纵断面或横断面的解剖，都是一种凭作者理解的再造，想把历
史的立体相和盘托出是不可能的，如果要这样办，结果必是囫囵吞枣，或是
造垃圾堆。许多文学批评史就失败在这种和盘托出的企图上面。佩弦先生的
《诗言志辨》之所以成为一个重要的贡献，也就因为它替文学批评史指点出
一个正当的路径和一个有成效的方法。第一是他能从大处着眼。在中国和在
其它各国一样，诗是最原始而普遍的文学体裁，重要的文艺思想都从诗论出
发（在欧洲从古希腊一直到文艺复兴，主要的批评著作都是诗论），佩弦先
生单提出诗来说，正是提纲挈领。再就诗论来说，每个民族都有几个中心观
念——或则说基本问题——在历史过程中生展演变，这就成为所谓“传统”
——或则说文艺批评者的传家衣钵。比如在欧洲，古希腊人形成一些中心的
文艺观念，如“摩仿”，“整一”，“诗的真理”，诗的功用在“教训”在
“娱乐”，抑在“健康”之类，二千余年来欧洲文艺批评家的思想就都抱着
这几个中心问题打转。懂得了这些中心观念的来踪去向，其它的一切相关的
问题自然迎刃而解。佩弦先生看清了这个道理，在中国诗论里抓住了四大中
心观念来纵横解剖，理清脉络。这四大中心观念就是（一）诗言志，（二）
比兴，（三）诗教，（四）正变。在表面上他虽似只弄清楚了这四大问题，
在实际上他以大处落墨的办法画出全部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轮廓。
诗的问题——也可以说一切文艺的问题——用浅显的话来说，就不外这
四种：（一）它本身是什么？为何而作？（二）它是用什么方式作成的？如
何而作？（三）它对于人生有什么效用？影响如何？（四）它与时代社会背
景有什么关系？怎样演变？中国古圣先贤对于这四个基本问题早已有很确定
的见解。就本质说，“诗言志”，这就是说，心里有话要说，诗就把它说出
来。就技巧说，诗的作法不外“比兴赋”三义，比是显譬，兴是用隐喻从旁
引起，赋是直陈其事。就效用说，诗是教化的工具，它归本于“温柔敦厚”，
所以“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最后，就关
系说，诗是时代社会的反映，观诗不但可以知个人的心志，也可以知一国的
政俗。时代盛衰造成诗的正变，所以周当至盛有“风雅正经”，衰微之后乃
有“变风变雅”；正变随时，变是不得已的，“穷则变，变则通”，知人论
世，正不必拘于一成不变之定律。这是我个人对于这四个基本观念的了解，
与佩弦先生的不必全同，不过佩弦先生抓住这四点来谈，确是独具卓见。就
提出问题说，他是大处着眼；就处理问题说，他却是小处下手。他自己在序
文里表明他的意旨说：
现在我们固然愿意有些人去试写中国文学批评史，但更愿意有许多人分头来搜集材
料，寻出各个批评的意念如何发生，如何演变——寻出它们的史迹。这．个．得．认．真．的．仔．细．的．
考．辨．，一．个．字．不．放．松．，像．汉．学．家．考．辨．经．史．子．书．。这是从小处下手。
引文旁圈是我加的，这几句话足见本书的特色，也足见佩弦先生治学的方法
和精神。他要用汉学家治学的——这就是说科学的方法和精神来治文学批评
史。姑拿头一篇——《诗言志》——为例来说，他把“诗言志”这句话溯源
到《尧典》，再引《左传》襄二十七年“诗以言志”一句旁证，于是就许氏
《说文》“诗志也，志发于言”的解说，谈到“志与诗原来是一个字”。这
个字义确定了，他于是进一步从《左传》、《论语》、《檀弓》诸书讨探“志”
字的意义，大体说来，“志”与“情”“意”同义，就是“怀抱”。这整句
话弄明白了，他于是从《诗经》搜求证据解释古人作诗的用意，发见这不外
乎讽与颂——刺讥和赞美——大半与政教有关，由公卿列士“献”上去的。
在“献诗陈志”时代，诗与乐还是合在一起的，书里引了好多证据。“献诗
陈志”之后继以“赋诗言志”时代，邻国聘问，友朋宴享，赋诗是一个重要
的礼节，虽断章取义，而尚未离乐。诗与乐离在春秋末年，儒家论诗已偏重
诗的意义，孔子所谓“兴观群怨”，孟子所谓“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
以意逆志”，都只顾到意义，这可以说是，“教诗明志”时期，当时“诗以
读为主，以义为用，论诗的才渐渐意识到作诗人的存在”。战国以后，从荀
卿起，便进入个别诗人“作诗言志”时期，“缘情”（源于陆机文赋“诗缘
情而绮靡”句）的意念便逐渐抬头，有代替“言志”意念的趋势。“缘情”
便不涉政教，至于“言志”诗的余波则演成六朝“因文明道”一个意念。这
只是头一篇的轮廓，当然不能尽原文的意蕴，但是从此可知佩弦先生如何小
心翼翼地搜罗证据，证明“诗言志”一个意念如何起来，如何由“献诗陈志”，
经过“赋诗言志”与“教诗明志”，以至于“作诗言志”，再由此由“言志”
而演变为“缘情”与“明道”。这个“诗言志”的意念经过这一番汉学家的
“认真的仔细的考辨”，于是现出它的“史迹”。其余三篇也是同样的方法，
产生许多同样的新颖的见解，我在这里不敢再做复述原书那个劳而无功的工
作。我只说我从原书中得到很多的启发。
我对于原书所陈的见解也还有一些疑义，主要的有两点：头一点是关于
佩弦先生把“言志”与“缘情”对举，认为春秋战国以前，诗以讽颂为主，
“缘情”的作用不著；到了汉魏六朝“作诗言志”时代，“缘情”才掩盖了
“言志”。我认为古代所谓“志”与后代所谓“情”根本是一件事，“言志”
也好，“缘情”也好，都是我们近代人所谓“表现”。《左传》昭二十五年
子太叔语的孔颖达《正义》说“此六志《礼记》谓之六情，在己为情，情动
为志，情志一也”。佩弦先生引用此语，并未加反对。其次，说《诗经》里
诗篇多是讽颂，与政教有关，那是汉人的说法——毛序郑谱是代表——未见
得可靠。依我们用常识看，国风多为歌谣，第一义正是言情，到后来聘享赋
诗引用来暗射当时政教问题，已是断章取意。这就是说，讽颂已是歪曲义。
较早的论诗语如孔子所说的“兴观群怨”也正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