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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的结构一反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古典小说重视因果关系，注重时间的顺序，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能理得很清楚，是一种线性的结构。拿《水浒传》来说，一百零八好汉怎么上的梁山，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情况，都能说得很清楚，有的是陷在某一官司里，有的是受朋友的牵连，有的是受赃官豪门的迫害，最后都上了梁山。善恶报应，奖善惩恶的因果关系就更清楚。比如在《三国演义》中写一个贵族、军阀失败，必然要写清楚他失败的原因，要么刚愎自用，要么不讲政策，打击面过宽，不善于用贤人，听信谗言。写打了胜仗，因为他的指挥高人一筹，采取了敌人意想不到的军事手段，偷袭、诈降、火攻等等，我们都能讲出这一个情节与那一个情节的关系。但《红楼梦》很难说。如刘姥姥逛大观园，你讲不出许多关系，没有它《红楼梦》仍然存在，当然有与无效果是不一样的。刘姥姥是很有社会经验的一个农民老太太，她获得了一次殊荣，逛了一趟大观园，也出了一通洋相，发表了许多感受，更体现出大观园非凡的景象。一位著名学者、教授认为刘姥姥进大观园能过上一至二日豪华的生活，受到优厚的款待是不可能的，无论如何大观园是不能如此接待这样一个穷老婆子的。我个人感觉这个情节确实像虚构的，带有偶然性、戏剧性，也可从全书中独立出来而不影响全局，然而没有它也会带来一些欠缺。
《红楼梦》许多地方都可独立成章，它可以被切割，这有点像黄金的性质，具有可切割性。《红楼梦》的某些地方也给人以重复之感，吃完了又吃，喝完了又喝，吵完一次架又吵一次架。它的这种似松又紧，既独立又联贯的结构使它呈现出许多与其他小说不同的现象。书中许多人物作者喜欢捉对来写，不是单纯地写一个人。贾宝玉有一块玉，薛宝钗立即有一个金锁，宝玉对金锁。贾宝玉的宝玉是叼在嘴里生而有之，薛宝钗的金锁是癞头和尚送的。史湘云有个麒麟，张道士那儿又有个麒麟。有了薛宝钗还有薛宝琴，有了贾宝玉还有甄宝玉，甄宝玉写得并不怎么样，但它反映了作者的一种心思。宝钗与薛蟠，兄妹俩是那样的不同，宝钗是那么聪明、贤惠、含蓄，而薛蟠却粗鲁、下作，是呆霸王，但他总比贾珍、贾蓉那些人要好一点儿，人呆了容易被别人原谅，傻坏傻坏就稍微可爱一点儿了，又精又坏更令人厌恶。黛玉与宝钗是一个对照，黛玉与晴雯也是。
旧红学中有影子说，晴雯是黛玉的影子，袭人是宝钗的影子。她们的性格类型大致差不多。袭人是比较讨厌的，她自己和宝玉乱七八糟，却跑到王夫人那里去汇报：要注意了！要警惕了！宝玉越来越大，整天和女孩子们混在一起很危险！比较讨厌。至于宝钗是不是像有些同志分析的那么坏，我还没有完全看出来。薛宝钗很会保护自己，不露声色，心眼很多，她是不是有意这么做的呢？现在有一种说法，薛宝钗进贾府，不可能一来就能做二奶奶，因此她就要搞公关，拉选票，取得上边的支持，一步步去达到她的目的，这从书上并没有能看出来，看不出来就更厉害！她对贾宝玉很严肃，最后她对宝二奶奶的位置稳操胜券。
这样，《红楼梦》的人物之间就呈现出一种非常有趣的、也是模模糊糊的不清不楚的映比关系。这方面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贾政和他的哥几个的关系，宝玉的几个姐妹元春、迎春、探春、惜春性格各异，泾渭分明。宝玉的几个丫头也如是，袭人、麝月、五儿、芳官也成一种映比的关系。芳官更带有孩子气，给贾宝玉过完生日之后几个人喝得酩酊大醉，她躺在宝玉的身上就睡着了。芳官是演员，唱戏的，所以又给她起了一个男人的名字——耶律匈奴，还给她起了一个法国名字——金星玻璃，一身三任：芳官，女，演员；耶律匈奴，男，少数民族；金星玻璃，法国人。这也反映了女孩子们生活的寂寞，她们当中不能有个小子裹在里面，而人类生活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需要两性，不能光是男的，也不能全是女的，就由芳官充当一下男性好了，让她穿上男人的服装，穿上少数民族的服装，这从心理学上可以解释的。这是人物之间的对比。故事之间也有对比，同样吟诗，有吟海棠的诗，有吟螃蟹的诗，有吟梅花的诗。《红楼梦》的这些特点增加了它的魅力，包括后四十回的疑案不仅没有丝毫减少，而是愈发增添了它的魅力，就像大自然的魅力、生命的魅力一样，知其发生、发展，尚不知结束。甚至作者曹雪芹本人也是一个谜。
以上所说的《红楼梦》在各方面呈现出的混沌现象说明了什么？我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小说家在他的人生经验里在他的艺术世界里的迷失。因为他的经验太丰富了，他的体会太丰富了，他写了那么多人，那么多事，他走失在自己的人生经验里，走失在自己的艺术世界里。他的艺术世界就像一个海一样，就像一个森林一样，谁走进去都要迷失。
古今中外有许多伟大作家，有些作家著作要比曹雪芹多得多，比如说托尔斯泰、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笔调显得非常亲切非常细致，一次舞会就可以写好几章，人物的肖像写得十分细腻，但最后事情本身总是很清楚的，没有太多的迷失感；巴尔扎克写的人物也很多，要从头到尾看一遍也是十分疲劳的，他的笔像外科医生的解剖刀一样解剖每一个人的心灵，解剖每一个人与其他人的利害关系。曹雪芹其实没有那么细腻地去写每一个人，比如说林黛玉长得什么样？也就那么几句话；他经常用四字一句的熟语套语，简练地写了许多人和事，既有实际经验也有虚构。
读者阅读《红楼梦》的时候也常常有一种迷失感，迷失在它的艺术世界里。迷失以后做出的每一个判断都可能是正确的，但有些个解释又永远不能得到满足的。曹雪芹自己说他的小说大体旨在谈情，但无伤风败俗之意，也无干预时政犯忌的地方。说它是一部爱情小说，说它是生活的百科全书，说它是生活小说，说它的“色空”观念都不能说错。蔡元培先生坚信《红楼梦》是反满的，字里行间充满着反满。这种迷失现象是其他作品所没有的，我们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这些说法，不管是同意还是不同意，这些说法都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我们说《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书，因为它十分丰富；又是一部混沌的书，因为作者迷失在他的人生经验里，迷失在他的艺术世界里。
曹雪芹讲到这本书的缘起
《红楼梦》第一回就自我评价，作者曹雪芹讲到这本书的缘起。他说：“列位看官：你道此书从何而来？说起根由虽近荒唐，细按则深有趣味。”这就提出了两个概念：一个是荒唐，一个是趣味。你光荒唐没有趣味也没有人听你的。那么为什么又荒唐又有趣味呢？这我们底下要研究。他又借空空道人的口评价这本书：“据我看来，第一件，无朝代年纪可考；第二件，并无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其中只不过几个异样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这个也值得玩味，无朝代纪年可考，是为了不干涉时政。我不说是哪个朝代，尤其不能说是清朝，你一说清朝不是往枪口上撞吗？所以它无朝代纪年可考。从时间上说，它跳出了具体的时间范畴，这是很有趣的一个事情。看得出来，这不是来自西方现代主义的艺术思路，而是中国的小说本身所有的这么一种灵动性。中国人办事不够认真，但中国人脑子特别灵活，这样不行就那样，他总能想出一种方法来，至少在写作上可以办得到。第二他说没有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这也是自我边缘化的意思。小才微善，几个女子，女子在那个社会本来就比男人低一等，而且又是女子的小才微善。不是女王，不是女相，也不是女将军，既不是武则天，也不是花木兰。
这样降格以求，自我边缘化，有什么好处呢？好处就是多一点空间，你如果讲朝廷、讲风俗，讲理朝廷治风俗，讲善政，讲男人，讲大才、大善、巨善，那你任务太重了。你写出来的个个都如周公、孔子，如尧舜，如赢政，那要怎么写？曹雪芹写不了。可能有人写得了。
第一回还有一些自我评价，说此书不过是“大旨谈情，亦不过实录其事，又非假拟妄称，一味淫邀艳约”。这也很有意思，“大旨谈情”，只是谈点爱情，当然他没有“爱情”这个词儿。“实录其事”，这和前边的“虽近荒唐”有一点矛盾，我们底下再说。最后，“并无伤时骂世之旨”，再一次声明：第一，没有伤时，就是没有对社会的不满，没有对那个时代、朝代的不满；第二，没有“一味淫邀艳约”，就是不属于扫黄打非对象。
然而最关键的《红楼梦》的自我评价，我觉得还是那几句：“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你很难再找到这么短又这么到位的几句话，二十个字，来对自己的书进行评价。
小说与荒唐言
一个是人生的荒唐感。我说人生感，没说人生观。因为很难说《红楼梦》里头宣传了人生的一种观点，一种理论，一种信仰。但是他有很多的感慨，而且把这个人生感慨写到了极限，写到了极致。这里有人生本身的荒唐，这里我暂时不谈。更重要的是由于小说，他选择了小说这样一个形式，而小说本身就有几分荒唐。
我们不妨讨论一下中国和西洋对“小说”的解释。《辞源》上讲，“小说”最早见于《庄子》。庄子说：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就是说，小说是些浅薄琐屑的言论。所以庄子说，你用这个小说来说些比较大的事情，那距离太远了。还有一个材料也很好玩，《汉书·艺文志》将小说列为九流十家之末。我们讲三教九流嘛，起码是维持生存的一种手段。那时候也称小说家。小说家是九流之末，不但是臭老九，而且是臭老九里头最低的一种。《汉书·艺文志》说：“小说家之流，盖出于稗官。”稗官就是小官儿，像稗子一样的，不是稻子，不是谷子，是稗子，稗子苗，它不成材的。街谈巷议，道听途说，所谓稗官野史，到后来把它发展成引车卖浆之流。从中国古人的眼光来说，这个小说家是最低的。官儿大了是不能写小说的，写了小说也是不能作大官儿的。它更多的是一种民间性，而且是一种城市性，“街谈巷议”，它不是田头，不是村头，也不是河边。
但到了汉朝呢，那个桓谭又说：“小说，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就是说小说虽然是一些稗官野史，道听途说、街谈巷议的不经之言，但是里边也能牵扯到一个人的修身和齐家，家庭关系呀，孝悌忠信呀，也有“可观之辞”，也有两下子。小说在末流之中，靠自己的贡献吧，引起了社会的一点点重视。清朝罗浮居士写过一本书，叫作《蜃楼志序》，所谓海市蜃楼，他说：“小说者何，别乎大言言之也”，就是说，它不是“大言”，“一言乎小”。第一是小，“则凡天经地义，治国化民与夫汉儒之羽翼经传，宋儒之正心诚意，概勿讲焉”，这里不讲经传，不讲正心诚意，不讲治国化民，所以它是小。第二、“一言乎说”，它不是文，它是说，更加口语化的，“则凡迁、固之瑰玮博丽，子云、相如之异曲同工，与夫艳富、辩裁、清婉之殊科，宗经、原道、辨骚之异制，概勿道焉”，就是那种比较非常文雅的、非常经典的东西，它没有。就是说，它没有特别重大的内容，也没有那种经典性，“其事为家人父子日用饮食往来酬酢之细故，是以谓之小；其辞为一方一隅男女琐碎之闲谈，是以谓之说。然则，最浅易、最明白者，乃小说之正宗也……《大雅》犹多隙漏，复何讥于自《郐》以下乎！”意思就是说，它是比较通俗的。当然这只是一方面的说法。
我们马上就可以找到另一面的说法。比如梁启超，他就认为小说特别重要，“兴一国之政治者，先兴一国之小说；兴一国之经济者，先兴一国之小说；兴一国之风俗者，先兴一国之小说”。就是不管什么事，先从小说开始，要改革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