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黛玉有的只是眼泪。于是这里出现了另一个神话——神瑛侍者与绛珠仙草的神话，爱情以“还泪”为主要的内涵，怎能不是“冤业”，不是“风月债”！而这又是一个何等稀奇、优美、悲哀的神话！把宝黛爱情的深挚与痛苦从此生溯到彼生，从这个世界溯到那个世界，何此爱之绵延悠长永恒缠绕也！不论后世学人对高鹗续作有多少辨证（不是辩证法的辩证）与批评，“苦绛珠魂归离恨天，病神瑛泪洒相思地”这一回目仍然是贴切工整、感人肺腑、催人泪下！
太虚幻境也可以从神话的角度理解。梦幻是神话与现实之间的桥梁，心理描写既可以说是写实的又可以说是非写实的。一段时间一些同志把心理学视为唯心主义并非全然凭空定罪。心理描写走一步就会进入潜意识、梦幻，再走一步就是神话了。贾宝玉之外还有一个甄宝玉，活似贾宝玉的另一个“我”，活似镜中的贾宝玉的映像。宝玉是对着镜子睡午觉时“看”到了与自己一模一样、却又不认识自己不接受自己并称自己为“臭小厮”的甄宝玉及其一家的 （第五十六回）。这算是一种心理活动、一种梦幻、一种自我与自我的相分离与相映照吗！抑或这只是一种借喻、一种假定、一种曲笔，借以表达作者对宝玉这个人物又怀念又抱怨又辩护又嘲弄又抚爱又叹息的复杂态度，借以突出作者的“假做真时真亦假”的玄学主题吗？谁能说得清呢？一个“假”宝玉一个“真”宝玉，谁假谁真？谁是谁的镜子？是两个镜子互相照耀？那要照出多少真真假假的镜子的“长廊”来！
与对待别的人物不同，《红楼梦》中对宝玉直接发出的议论最多，许多议论带有贬义：“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与膏粱，莫效此儿行状”（第三回）；“粉渍脂痕无宝光，绮栊昼夜困鸳鸯”“只因他如今被声色货利所迷，故不灵验了”（第二十五回）；“原来那宝玉自幼生成有一种下流痴病”（第二十九回）；“袭人深知宝玉性情古怪，听见奉承话又厌虚而不实，听了这些尽情实话又生悲感”（第三十六回）；“宝钗笑道：‘你（宝玉）的号早有了，“无事忙”三字恰当得很’……天下难得的是富贵，又难得的是闲散，这两样再不能兼有了，不想你兼有了，就叫你富贵闲人也罢了”（第三十七回）；“独宝玉是个迂阔呆公子的性情”（第五十六回）；“我们这呆子听了风就是雨”（第五十七回）；“……宝玉为人不管青红皂白爱兜揽事情……给他个炭篓子戴上，什么事他不应承……将来若大事也如此，如何治人”（第六十一回）。
如此等等，固不能说书中这样写便把宝玉贬了个体无完肤，作者认为宝玉一无可取；但也不能说这些全是反话或是明贬实褒，像有的论者认定的那样。盖曹雪芹是从“二重组合”的观点来看宝玉的性格特征的，一开始“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时，贾雨村就发表了一大通应运应劫、秀气邪气二重组合形成非仁非恶非“万万人”之平庸的特殊性格的大道理。大道理并不高明，作者对宝玉这个人物的辩证态度、矛盾态度却是表达出来了。
是的，作者对宝玉这个人物的态度是不同的，更真切更责备，更忏悔更留恋，更原谅（如“淫”的问题）更挑剔。“当此，则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谈之德，以至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这种态度和这种语言当然是自己对自己的反思，是忏悔录的语言，也是自我追悼——“悼红轩”嘛——的挽歌语言。正是在宝玉身上，作者寄托了更多的自怨自嗟，自思自叹，带有更多的自况（不是指具体情节而是指总的思想、感情、命运和调子）性质，这应该是无疑的。
结语
现在，我们可以做出如下的简单结语：
第一，作为“纨”“膏粱”“富贵闲人”，贾宝玉的基本表现、言行记录、档案材料（如果我们为他建立一个档案的话）并未超出正在没落的贵族公子哥儿的范畴。对君对父对祖宗对长上，他或有感情上的隔膜直至格格不入，但并无叛逆忤逆言行。不但不叛逆忤逆，他是知忠知孝知悌知礼的，他是恭敬并且维护君父长上的。他批评文死谏武死战的前提是维护并且比赴死的文武更加维护朝廷君王的名誉与安全。他虽然见了贾政像老鼠见了猫，但他从未反驳或背后“自由主义”地说过贾政一个不字。在贾母、王夫人、凤姐面前他是乖觉的。在贾琏贾珍贾蓉薛蟠冯紫英秦钟等人直到贾环面前，他也是随和的。乃至在奶妈、姐姐妹妹直到大丫头小丫头脾气好的丫头脾气不好的丫头“教育”他的丫头（如袭人）随他闹的丫头（如芳官）及众小厮老厮面前，他也是到处讨好，从不得罪人的。也许性格内涵根本不同，但是综观《红楼梦》，薛宝钗、李纨、宝玉、平儿都是最不得罪人的。也许薛、平是有心计的，李靠的是寡妇的苦行与槁木死灰的苦功。而贾宝玉无心抓关系学却得到了关系学的三昧与实效，实际就更高明，叫做高出一筹。无论如何贾宝玉的形象总体算不上叛逆。
当然，贾宝玉思想感情上有一些与封建价值观格格不入的东西。但是首先，当时封建价值观已经崩落，已经丧失了实在的规范性与崇高性，已经当不得真。封建社会权力与财富的高度集中，导致了责任的高度集中，导致了普遍的责任感淡漠，而失去责任感本身便意味着失去道德约束与道德力量。与封建正统的价值观格格不入，不独宝玉如此。其次，儒道互补也好，修庙敬佛也好，色即是空好就是了也好，都是封建正统所能容忍、所赖以调剂补充的东西。相反相成，互异互补，中国人是最懂这种辩证关系的。中国人所以能够保守，恰恰是因为能够灵活。“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独善兼善之辨为某些可以容忍的非正统非儒学的思潮开了口子，留了地盘，大观园中设立了尼姑庵，在买来了各种设备和“戏子”的同时，“采访聘买得十个小尼姑、小道姑都有了，连新作的二十分道袍都有了”，封建社会的精神生活即使是贫乏的，也仍然有自己的变异回旋的余地。妙玉、老尼、张道士（还有智能儿呢）可以点缀园内外，《南华经》《金刚经》也可以点缀公子小姐直至老爷太太。贾敬一心修道出家炼丹，脱离封建正统方面比宝玉决绝得多，但很难算是叛逆，甚至算异端也勉强。宝玉所为，又算得了什么？
由此可见，贾宝玉这个人物算不上叛逆异端，曹雪芹本人也算不上叛逆异端，从政治的、实践的观点看，贾宝玉、曹雪芹毋宁说都是顺民，都是听话的，至少是无害的。
但贾宝玉这个文学典型、文学标本的展现，它的客观意义具有某些挑战性和突破性。一、他不能纳入中国古典文学人物塑造上的忠奸正邪善恶模式，从而可能对之进行更多取向的包括反封建的分析评论。二、不论曹雪芹怎样啰嗦，贾宝玉的人物形象仍然缺少教化即模范的或反面教员的意义。三、贾宝玉生活在贾府的腐败没落的过程中并对此充满预感，这是其他书上没有写过的一种悲凉。这种笔触带有某种否定乃至批评的意味。四、贾宝玉率性而为的结果是碰壁与一事无成，客观上展现了人性本身的非封建非正统性质，客观上提供了进行反封建抨击封建的好例证。五、对于贾宝玉的塑造，衔玉而生啊，石头啊，中魔啊，发疯啊，喜欢脂粉啊等等，都与一切其他古典小说不同，更富有“满纸”“言”的“荒唐”性质。创作上也有突破。
第二，贾宝玉的性格丰富，说不胜说，但勉强总括之可以说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多爱多情多忧思，一个是无用无事无信念。与同书其他人物相比，宝玉最自然最自由最本色，而且，几乎说不上他品行上特别是私德上有什么恶的方面，他甚至可以算得上“除了两个狮子都不干净”的贾府中的天使，其品行不但比琏、珍、蓉、环之辈好，也比钗、黛、探、迎、惜、袭、晴等人好。宝钗城府，黛玉狭窄，探春谋略，迎春懦弱，惜春冷漠，袭人奸佞，晴雯骄躁，哪个也比不上宝玉。因而至今读之，我们仍然觉得他是可爱的，虽然不妨时而又是可笑可叹。宝玉的那些广博而又彻骨的感情体验，不能不说是真人生真感情真体验。宝玉这一辈子活得不冤。
另一方面，贾宝玉又是彻底的寄生虫、废物。贾母自称老废物或有自谦，贾宝玉却的确是一个小废物。不论从历史的、社会的、家族的角度看，从实践的、行动的、实用的观点看，贾宝玉一无用处。他不会劳动也不会剥削。他不会赚钱也不会用钱。不会创业、不会守业、甚至也不会弄权仗势逞威风。他不能真正行善也不能作恶。他不懂事业不管家业不需要也不思虑职业又决不治学。他能写几首诗却绝非追求文学。他干脆没有什么追求没有什么信念，不相信任何说教却又拿不出自己的一套取代。说他全无信念因而得过且过玩世不恭及时行乐吧，他又博爱多劳（鲁迅语）烦恼众多无事而忙纠缠不休。他身上毫无男子汉气。在历史上社会上家族中他实际上没有位置不是角色。他没有任何人生的使命。
因此，总的来说，贾宝玉是一个消极的形象，悲剧的形象。他也是一种“多余的人”而与旧俄罗斯的多余人不同。他也是一种“局外人”“逍遥派”而与加缪的局外人与我们的“文革”中的逍遥派不同。他也是一种忙忙叨叨的孤独者、智慧苦果的咀嚼者，而与例如易卜生笔下的人物不同。他也是一种能言语而不能行动的人而与罗亭不同。他甚至也是一种堂吉诃德（如他的祭金钏、探晴雯的壮举与对龄官的爱慕）当然与塞万提斯笔下的毛驴骑士不同并兼有不同于未庄的阿Q的阿Q味道。他多少有些性变态却又与当今的同性恋者有同有不同。他是一个殉情者但与一切鸳鸯蝴蝶的殉情者不同当然也与少年维特不同。总之这是一个独特的中国的文学典型，是一个既不离奇更不一般的独特角色。
第三，贾宝玉是民族的、历史的、社会的、阶级的与文化的产物，是一个非常具体非常真实的人，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是一个入世的人。他是他的社会环境、家庭环境与个人的生活环境——大观园的产物。他的一言一行一举手一投足都洋溢着流露着民族的味儿，封建没落公子哥儿的味儿，中华文化中华艺文的味儿，他始终没有跳出也不可能跳出他的时代他的民族他的种姓他的家庭圈子。但他似乎又多了几分超脱，向往超脱，向往出世，来自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去向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自然之子，石头之变，“天不拘兮地不羁，心头无喜亦无悲”（第二十五回“魇魔法姊弟逢五鬼”后和尚捧玉而做的赞语）。在这个活生生的现实主义的文学典型身上，多了一种大自然的、原生的、超经验的、普泛的即与人类与生命俱来俱存的忧乐情思。这样，他是社会的阶级的典型却又是自然的人性的典型；他是民族的文化的典型却又是人类的生命的典型；他是现实主义的典型却不无超现实的色彩。尤其是他脖子上的那块玉的来历与身份始终使之与众不同，与现实人物有所不同，使之亦人亦石亦玉亦僧亦道亦神（瑛）亦仙（警幻），对他研究起来既困难又有趣。
第四，我们需要的是对贾宝玉这一形象乃至对《红楼梦》全书进行更加全方位的研究，特别是社会学、心理学与文化学的研究，需要进行现实主义的文学的与象征的、神话的、符号学的研究。需要全面考虑贾宝玉的生动性与丰富性，需要从贾宝玉的实际、实在出发，知其人而论其事。需要把他吃得更透更准更如实、更有虚。
呜呼，评红者多矣，评宝玉者亦多矣，而《红楼梦》评不完，贾宝玉评不完。贾宝玉不是一个思想的形象概念的形象而是一个感情的形象心灵的形象。用思想概念追踪解说评议感情与心灵，十分不易。形象大于思想乎？这也要看是怎样的思想与怎样的形象。贾宝玉大于贾宝玉论包括笔者这篇“论”，这倒是无需论证的事实。二百几十年前的贾宝玉的生动丰富的形象摆在这里，评者（包括笔者）就找不到与之相称的生动与丰富的思想——议论吗？难道我们不应该更进步、更崇高、更广博一些，更不带先入为主的见解地去理解他、体会他、分析他、“审判”他吗？难道我们不能从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