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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兰-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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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三年中,我的心镜中照出的是黎明前的一段黑暗。
  如果把我的一生分成两截的话,我习惯的说法是,前一截是旧社会,共三十八年。后一截是新社会,年数现在还没法确定,我一时还不想上八宝山,我无法给我的一生画上句号。
  为什么要分为两截呢?一定是认为两个社会差别极大,非在中间划上鸿沟不行。实际上,我同当时留下没有出国或到台湾去的中老年知识分子一样,对共产党并不了解;对共产主义也不见得那么向往;但是对国民党我们是了解的。因此,解放军进城我们是欢迎的,我们内心是兴奋的,希望而且也觉得从此换了人间。解放初期,政治清明,一团朝气,许多措施深得人心。旧社会留下的许多污泥浊水,荡涤一清。我们都觉得从此河清有日,幸福来到了人间。
  但是,我们也有一个适应过程。别的比我年老的知识分子的真实心情,我不了解。至于我自己,我当时才四十岁,算是刚刚进入中年,但是我心中需要克服的障碍就不老少。参加大会,喊“万岁”之类的口号,最初我张不开嘴。连脱掉大褂换上中山装这样的小事,都觉得异常别扭,他可知矣。
  对我来说,这个适应过程并不长,也没有感到什么特殊的困难,我一下子像是变了一个人。觉得一切的一切都是美好的,都是善良的。我觉得天特别蓝,草特别绿,花特别红,山特别青。全中国仿佛开遍了美丽的玫瑰花,中华民族前途光芒万丈,我自己仿佛又年轻了十岁,简直变成了一个大孩子。开会时,游行时,喊口号,呼“万岁”,我的声音不低于任何人,我的激情不下于任何人。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我一生最愉快的时期。
  但是,反观自己,觉得百无是处。我从内心深处认为自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摘桃派”。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自己也跟着挺直了腰板。任何类似贾桂的思想,都一扫而空。我享受着“解放”的幸福,然而我干了什么事呢?我做出了什么贡献呢?我确实没有当汉奸,也没有加入国民党,没有屈服于德国法西斯。但是,当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浴血奋战,壮烈牺牲的时候,我却躲在万里之外的异邦,在追求自己的名山事业。天下可耻事宁有过于此者乎?我觉得无比地羞耻。连我那一点所谓学问——如果真正有的话——也是极端可耻的。




我的心是一面镜子(8)



  我左思右想,沉痛内疚,觉得自己有罪,觉得知识分子真是不干净。我仿佛变成了一个基督教徒,深信“原罪”的说法。在好多好多年,这种“原罪”感深深地印在我的灵魂中。
  我当时时发奇想,我希望时间之轮倒拨回去,拨回到战争年代,给我一个机会,让我立功赎罪。我一定会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为了革命,为了民族。我甚至有近乎疯狂的幻想:如果我们的领袖遇到生死危机,我一定会挺身而出,用自己的鲜血与性命来保卫领袖。
  我处处自惭形秽。我当时最羡慕、最崇拜的是三种人:老干部、解放军和工人阶级。对我来说,他们的形象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在我眼中,他们都是“最可爱的人”,是我终生学习也无法赶上的人。
  就这样,我背着沉重的“原罪”的十字架,随时准备深挖自己思想,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真正树立无产阶级思想——除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之外,我到今天也说不出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脱胎换骨,重新做人。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一会儿山重水复,一会儿柳暗花明,走过了漫长的三十年。
  解放初期第一场大型的政治运动,是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运动。我认真严肃地怀着满腔的虔诚参加了进去。我一辈子不贪污公家一分钱,三反、五反与我无缘。但是思想改造,我却认为,我的任务是艰巨的,是迫切的。笼统说来,是资产阶级思想;具体说来,则可以分为几项。首先,在解放前,我从对国民党的观察中,得出了一条结论:政治这玩意儿是肮脏的,是污浊的,最好躲得远一点。其次,我认为,外蒙古是被原苏联抢走的;中共是受苏联左右的。思想改造,我首先检查、批判这两个思想。当时,当众检查自己的思想叫做“洗澡”,“洗澡”有小、中、大三盆。我是系主任,必须洗中盆,也就是在系师生大会上公开检查。因为我没有什么民愤,没有升入“大盆”,也就是没有在全校师生大会上检查。
  在中盆里,水也是够热的。大家发言异常激烈,有的出于真心实意,有的也不见得。我生平破天荒第一次经过这个阵势,句句话都像利箭一样,射向我的灵魂。但是,因为我仿佛变成一个基督教徒,怀着满腔虔诚的“原罪”感,好像话越是激烈,我越感到舒服,我舒服得浑身流汗,仿佛洗的是土耳其蒸气浴。大会最后让我通过以后,我感动得真流下了眼泪,感到身轻体健,资产阶级思想仿佛真被廓清。
  像我这样虔诚的信徒,还有不少,但是也有想蒙混过关的。有一位洗大盆的教授,小盆、中盆,不知洗过多少遍了,群众就是不让通过,终于升至大盆。他破釜沉舟,想一举过关。检讨得痛快淋漓,把自己骂得狗血喷头,连同自己的资产阶级父母,都被波及,他说了父母不少十分难听的话。群众大受感动。然而无巧不成书,主席瞥见他的检讨稿上用红笔写上了几个大字“哭”。每到这地方,他就嚎啕大哭。主席一宣布,群众大哗。结果如何,就不用说了。
  跟着来的是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早春二月》,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胡适、俞平伯都榜上有名。后面是揭露和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这是属于敌我矛盾的事件。胡风本人以外,被牵涉到的人数不少,艺术界和学术界都有。附带进行了一次清查历史反革命的运动,自杀的人时有所闻。北大一位汽车司机告诉我,到了这样的时候,晚上开车,要十分警惕,怕冷不防有人从黑暗中一下子跳出来,甘愿做轮下之鬼。
  到了1957年,政治运动达到了第一次高潮。从规模上来看,从声势上来看,从涉及面之广来看,从持续时间之长来看,都无愧是空前的。
  最初只说是党内整风,号召大家提意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当时党的威信至高无上。许多爱护党而头脑简单的人,就真提开了意见,有的话说得并不好听,但是绝大部分人是出于一片赤诚之心,结果被揪住了辫子,划为右派。根据“上头”的意见,右派是敌我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而且信誓旦旦说:右派永远不许翻案。
  有些被抓住辫子的人恍然大悟:原来不是说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吗?这是不是一场阴谋?答曰:否,这不是阴谋,而是阳谋。到了此时,悔之晚矣。戴上右派帽子的人,虽说是人民内部,但是游离于敌我之间,徙倚于人鬼之隙,滋味是够受的。有的人到了二十年之后才被摘掉帽子,然而老夫耄矣。无论如何,这证明了,共产党有改正错误的勇气,是有力量有信心的表现。
  当时究竟划了多少右派,确数我不知道。听说右派是有指标的,这指标下达到每一个基层单位,如果没有完成,必须补划。传说出了不少笑话。这都先不去管它。有一件事情,我脑筋里开了点窍:这一场运动,同以前的运动一样,是针对知识分子的。我怀着根深蒂固的“原罪”感,衷心拥护这一场运动。




我的心是一面镜子(9)



  到了1958年,轰轰烈烈的反击右派运动逐渐接近了尾声。但是,车不能停驶,马不能停蹄,立即展开了新的运动,而且这一次运动在很多方面都超越了以前的运动。这一次是精神和物质一齐抓,既要解放生产力,又要肃清资产阶级思想。后者主要是针对学校里的教授,美其名曰“拔白旗”。“白”就代表落后,代表倒退,代表资产阶级思想,是与代表前进,代表革命,代表无产阶级思想的“红”相对立的。大学里和中国科学院里一些“资产阶级教授”,狠狠地被拔了一下白旗。
  前者则表现在大炼钢铁上。至于人民公社,则好像是兼而有之。“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是当时最响亮的口号,大炼钢铁实际上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全国人民响应号召,到处搜拣废铁,加以冶炼,这件事本来未可厚非。但是,废铁拣完了,为了完成指标,就把完整的铁器,包括煮饭的锅在内,砸成“废铁”,回炉冶炼。全国各地,炼钢的小炉,璨若群星,日夜不熄,蔚为宇宙伟观。然而炼出来的却是一炉炉的废渣。
  人人都想早上天堂,于是人民公社,一夜之间,遍布全国,适逢粮食丰收,大家敞开肚皮吃饭。个人的灶都撤掉了,都集中在公共食堂中吃饭。有的粮食烂在地里,无人收割。把群众运动的威力夸大到无边无际,把人定胜天的威力也夸大到无边无际。麻雀被定为四害之一,全国人民起来打之。把粮食的亩产量也无限夸大,从几百斤、几千斤,到几万斤。各地竞相弄虚作假,大放“卫星”。有人说,如果亩产几万斤,则一亩地里光麦粒或谷粒就得铺得老厚,那是完全不可信的。
  那时我已经有四十七八岁,不是小孩子了;我是受过高等教育、留过洋的大学教授,然而我对这一切都深信不疑。“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我是坚信的。我在心中还暗暗地嘲笑那一些“思想没有解放”的“胆小鬼”,觉得唯我独马,唯我独革。
  跟着来的是三年灾害。真是“自然灾害”吗?今天看来,未必是的。反正是大家都挨了饿。我在德国挨过五年的饿,“曾经沧海难为水”,我现在一点没有感到难受,半句怪话也没有说过。
  从全国形势来看,当时的政策已经“左”到不能再“左”的程度,当务之急当然是反“左”。据说中央也是这样打算的。但是,在庐山会议上,忽然杀出来了一个彭德怀。他上了“万言书”,说了几句真话,这就惹了大祸。于是一场反“左”变为反右。一直到今天,开国元勋中,我最崇拜最尊敬的无过于彭大将军。他是一个难得的硬汉子,豁出命去,也不阿谀奉承,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
  上面既然号召反右,那么就反吧。知识分子们,经过十几年连续不断的运动,都已锻炼成了“运动健将”,都已成了运动的内行里手。这一次我整你,下一次你整我,大家都已习惯这一套了。于是乱乱哄哄,时松时紧,时强时弱,一直反到社教运动。
  据我看,社教运动实际上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前奏曲。我现在就把这两场运动摆在一起来讲。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北大是试点,先走了一步,运动开始后不久学校里就泾渭分明地分了派:被整的与整人的。我也懵懵懂懂地参加了整人的行列。可是有一件事情我不明白,也想不通,解放后第一次萌动了一点“反动思想”:学校的领导都是上面派来的老党员、老干部,我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起不了多大作用,为什么上头的意思说我们“统治”了学校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后来北京市委进行了干预,召开了国际饭店会议,为被批的校领导平反,这里就伏下了“文化大革命”的起因。
  1965年秋天,我参加完了国际饭店会议,被派到京郊南口村去搞农村社教运动。在这里我们真成了领导了,党政财文大权统统掌握在我们手里。但是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不许自己开火做饭,在全村轮流吃派饭,鱼肉蛋不许吃。自己的身份和工资不许暴露,当时农民每日工分不过三四角钱,我的工资是四五百,这样放了出去,怕农民吃惊。时隔三十年,到了今天,再到农村去,我们工资的数目是不肯说,怕说出去让农民笑话。抚今追昔,真不禁感慨系之矣!
  这一年的冬天,姚文痞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敲响了“文化大革命”的钟声。所谓“三家村”的三位主人,我全认识,我在南口村无意中说了出来。这立即被我的一位“高足”牢记在心。后来在“文革”中,这位高足原形毕露。为了出人头地,颇多惊人之举,比如说贴口号式的大字报,也要署上自己的名字,引起了轰动。他对我也落井下石,把我“打”成了“三家村”的小伙计。




我的心是一面镜子(10)



  我于1966年6月4日奉召回校,参加“文化大革命”。最初的一个阶段,是批所谓“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这次运动又是针对知识分子的,是再明显不过的了,我自然在被批之列。我虽不敢以“学术权威”自命,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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