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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魏斯在狱中表现坚定，这证明他对舒伦堡绝对忠诚。然而，费尔格弗并不急于作出最后决定。他越是感到魏斯合意，就越对魏斯的沉着和良好的表现持怀疑态度。费尔格弗有一个基本信条：一个人金玉其外，往往败絮其中。他的经验证明：一个人越卑鄙无耻，他就越要小心翼翼地遵守各种表面的礼节和道德准则。
一天晚上，费尔格弗邀请魏斯在汪泽湖的小船上同他见面。
后来在魏斯划船时，他问魏斯当过水手没有。
魏斯说，他从前在里加住过，常常随自己的朋友海因里希·施瓦茨科普夫出海。
费尔格弗轻蔑地说：“他是党卫队中校、很有办法的粮店老板维利·施瓦茨科普夫的侄子吧？我想，他在党卫队中搞总务工作发了一笔大财。”
“维利·施瓦茨科普夫是个老党员，”魏斯说。
“所以他才发了那么一大笔财，成了富翁！”
“他生活很俭朴。”
“他住在哪里？”
“住在自己的私人公馆里。”
“您去过他那独门独院的新居吗？”
“我只踉海因里希要好。”
“不必要。选择朋友不能凭个人的好恶，而要看他在帝国中的地位。”
“不过，我岂敢提出要和元首交朋友，”魏斯微笑着说。
费尔格弗哈哈大笑，但他的眼神仍然是冷漠的。他突然一本正经地问道：“您坐牢的时候，真的准备为舒伦堡献出生命吗？”
“那么我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吗？”魏斯反问了一句，“我宁愿被绞死，也不愿背叛他。”
“您说得很对，”费尔格弗表示赞许，“其实，您知道，那些自封为英雄的人是不能使我相信的。这总有点儿反常。还有个问题：您认识哈克吗？”
“认识。”
“您能谈谈他的情况吗？”
“他是个胡涂虫。”
“能详细谈谈吗？”
“若是您知道他的什么别的情况，那就请吧！……”
“您究竟对他有多少了解？”
“我想，不如您。”
“嘿，不见得吧！”费尔格弗生气地说。“有这么一回事儿：哈克供出，他曾经表示愿意让您取走保险柜里保存的档案。”
“‘供出’是什么意思？难道有人审问过他吗？”魏斯问道。
“现在我要审问您。”
“审问什么？。
“为什么您拒绝从他那里取走档案？难道您知道档案关系到什么人吗？”
“正因为如此，我才拒绝取走，”魏斯答道。
“再确切些，”费尔格弗说。
“假如我把档案拿到手，我早就被人干掉了。难道不是这样吗？”
“不错，”费尔格弗肯定地说。
“这就是我对您的问题的回答。”
“那您为什么不报告呢？”
“向谁报告？”
“向首长。”
“如果舒伦堡不想用任何人都不该知道的有关元首的某些材料引火烧身的话，那他会怎样处理我呢？只有干掉我。对这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
“若是他想了解档案呢？”
“那么他为什么要让我知道这件事呢？即便如此，他也会干掉我的。”
“听我说！”费尔格弗的嗓门提高了。“我很喜欢您，您简直是个聪明的胆小鬼。”
魏斯肯定地说：“无需讳言。干我们这一行，保住生命的唯一办法，就是尽量不去预料将来叫你干什么，而是干现在叫你干的事情。”
“妙极了，”费尔格弗轻松地说，“不过，您也许还是有所要求吧？”
“也象大家一样，”魏斯叹了口气，“但愿向我发号施令的人越少越好，而听我发号施令的越多越好。”
“好极了！”费尔格弗十分高兴，“您简直是发明了一个使每个人都能受到鼓舞的万能公式。”接着他又提高嗓门，有点装腔作势地说：“一个人只有行使支配别人的权力，才能认清自已的身份。而杀人，这也是权力本身的一种体现。”
“太好了！”魏斯说。“可以认为，您这是帮助元首在撰写《我的奋斗》。”
“这本书写得很糟糕，书中没有完美地运用丰富多采的德语。”
“这是党的圣经。”
“您不要钻我的空子，”费尔格弗用讥笑的口吻说，
“用词隐晦只能使政治文献的涵义含胡不清，而政治文献的每一句话都应准确明了，精辟透彻，象子弹一样射入人的头脑。”
“说得对，”魏斯表示同意，“您非常善于使用铿锵有力的词句。”
“若不是我和华特有着多年的交情，我早就施展出我的理论家的才能了。”
“罗森堡怎么样？”
费尔格弗皱了皱眉头。
“戈培尔有一次说了句很俏皮的话：‘在我们的纲领中，社会主义只不过是用来捉鸟的笼子。’不过，我认为罗森堡滥用社会主义术语也太过分了，因此，这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使德国的企业主和金融家不敢接近我们。”
“那么现在呢？”
“您也知道，企业和金融寡头同‘七月二十日密谋’有着最直接的关系。不过，帝国武装和军工部长斯佩尔对他们参与密谋一事严禁进行调查，这显然是经元首同意的。不管怎么样，国家的军事经济掌握在他们手中，而这可以影响整个国家。”
小船靠岸了，魏斯伯费尔格弗跌入水中，扶着他，帮他上了码头。
他们来到岸上时，魏斯问道：“您对我还有什么要问的？”
“对不起，”费尔格弗不无歉意地说，“同您度过这段时光，我真感到高兴。”
“不，”魏斯斩钉截铁地说，“这样的时光，我们现在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
“好，”费尔格弗说，“现在我对您没有任何怀疑了。”
“我想知道的也只是这一点，”魏斯心满意足地说。“您可以相信，您的洞察力这一次并没有欺骗您。”
原来，魏斯在费尔格弗监督下执行的“高级秘密”使命既不需要特殊的本领，也不需要特别花力气。
他的任务是监视一些人，就是在规定的期限内，在给他指定的建筑物附近的一段马路和大街上，以及这座建筑物的大门口，不能出现他事先不知道其特征的陌生人。或者，他必须在某个地点等候，一直到他事先知道车号的一辆汽车驶过为止，然后将这一情况用无线电通知一位秘密短讯员。
不难看出，他也同样受到监视。他仿佛置身于一座大监狱之中，已经失去了自由。他在非常认真执行的只不过是事先给他规定好的任务。
不久，魏斯奉命出差去斯德哥尔摩，但他的任务仍然同过去一样。他成了驯服的、不停运转的监视机构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舒伦堡让他的秘密组织中最有经验的一些特务参加了这个机构。
即使暂时脱离这个机构很短一段时间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它的全部零件一环扣一环地、丝毫不差地连结在一起，以致出现一个微小的差错都会马上引起一连串的警报信号。凡是有意无意犯了错误的特务或被怀疑违犯工作守则的特务都要立即被撤职。惩处往往是立刻就地执行的。为此，象其他人一样，也给魏斯发了一只无声手枪。
在魏斯看来，这种与外界隔绝的处境等于要他的命。他想方设法同自己人取得联系，但毫无结果，这把他弄得疲惫不堪。在绝望中，他仍然认为他会在斯德哥尔摩某处获悉苏军战胜法西斯德国的消息。然而，他还得象过去一样守候在可恶的电话亭附近。只有在须要通报瑞典王侄伯纳多特伯爵业已从自己的官邸动身前来会晤希姆莱的特使的消息时，他才能使用这部电话机。这位特使很可能就是舒伦堡本人。
魏斯知道，伯爵担任的职务不光是瑞典红十字会会长，他还是属于摩根财团托拉斯的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瑞典分公司的经理。也许，他不仅同美国实业界人士有联系；而且也同美国统治集团有联系，此人正代表他们同希特勒分子举行秘密谈判。
魏斯的任务是保证希姆莱的特使的安全，使之摆脱监视，因为斯德哥尔摩到处都有里宾特洛甫、卡尔顿布伦纳、鲍曼、戈培尔乃至元首本人的代理人。魏斯参加的保安局第六处特别行动组同样也在监视这些代理人。
魏斯所执行的监视任务突然被取消了。他奉命前往斯德哥尔摩郊区的一所公馆，任务是向集聚在那里的现已转入地下的盖世太保、党卫队军官和著名纳粹分子传授秘密活动的方法。过去，在同迪特里希一道执行兰斯道夫交给的任务时，他曾经研究过这种方法。
魏斯在规定时间来到指定地点，互通暗号之后，走进一个大厅。大厅的四壁镶着深色橡木壁板，壁上挂着各种徽章、猎人的战利品和古老的武器。大厅里集聚了一大群人，不仅有中年人，而且还有冲锋队员模样的青年人。在给魏斯事先准备的讲台旁边有一个专用托架，上面放着用各种木块铝饰的希特勒像。希特勒像的两旁排列着铁制三角架，上面是一只只的点燃的火炬。
亚历山大·别洛夫在大学时代算不上一个高明的演说家。他在讲台上看着同学们一张张面孔，总感到不好意思：他想到的，同学们也会想到，他知道的，同学们也知道，完全用不着他去教训人家。所以在讲台上，他总是十分腼腆，讲得既快又不清楚，总想赶紧讲完，似乎马上有人会对他喊道：“别浪费时间了！时间就是生命，你是在浪费我们的生命！”
可是现在魏斯在这个富丽堂皇的大厅里走上讲台，看到瑞典法西斯分子一张张毕恭毕敬的面孔，看到他们象对待上峰那样欢迎他，他却神采奕奕地发表了十分精采的演说。看来，演说产生了效果。下面的人都听得目瞪口呆，以致魏斯结束演说时场内鸦雀无声，一片沉默。只是在他离开讲台以后，才响起了很有礼貌的掌声。掌声不太响，出为大家的手掌都被冷汗弄潮了。
魏斯在演说中谈到了转人地下的德国法西斯分子进行秘密活动的方法，并报告了被他们杀害的人数以及他们采用何种方法杀人等情况。最后，他引用希特勒的话说，这场战争只不过是千年帝国历史上的一个插曲。同时，他向听众保证，第三次世界大战将使主宰民族成为对所有其他民族的独一无二的统治者。
这种十分乐观的保证并没有使瑞典法西斯分子兴高采烈。不过，他们还是非常认真地记下了有实际意义的部分。
魏斯在回答问题时建议：胡子拉茬的人要刮掉胡子，刮去胡子的人要留起长胡子；结了婚的要离婚，因为女人爱扯闲话，说不定会出卖丈夫；穷光蛋要变成富翁，把自己过去的身份伪装起来，相反，富翁要变成穷光蛋。此外，他还出了许多有用的主意，以备万一在座的人当中有人去坐牢时采用。他十分内行地说明了应该如何最合理地利用在监牢里的时间养精蓄锐。他滔滔不绝、十分坦率地详谈了自己在这方面的经验。
听了魏斯的建议，与会者的情绪都低落了下去。只是在为他举行秘密宴会时，他们的心情才有所好转。席间，魏斯—一问明了自愿为希姆莱特务机关效劳的瑞典金融家们的姓名。他们希望通过希姆莱特务机关同邱吉尔首相建立联系，以便尽快就法西斯德国可以接受的和平条件达成协议。
魏斯甚至还获悉了参加历次会谈的各方代表交换的备忘录要点。
当地法西斯分子主要出于对自己命运的担心，对西方国家向德国提出的过分要求表示愤慨。有人建议魏斯在斯德哥尔摩要十分谨慎行事，因为由于苏军节节胜利，瑞典民众的情绪非常偏激。眼下佩戴卐字徽章，几乎等于自杀。法西斯党党员在光天化日之下挨揍的事儿已经屡见不鲜。
魏斯答应要小心行事。
两天以后，他接受了一项新任务。他将同德国外交部的一位官员同乘一架飞机飞往柏林。这位官员将携带一个外交公文包，但他并非单独一人飞往柏林，随行的还有由里宾特洛甫的特工人员组成的武装卫队。
这架飞机将比规定的时间早出半小时在一个备用机场降落，要在备用机场消灭这位官员及其卫队。如果飞机不能降落，魏斯必须用无声手枪打死这位官员。
“那么我怎么办呢？”魏斯问。
“如果您能甩掉卫队，那您就跳伞，一切都会顺利的。”
从这时起，便有两名特工人员寸步不离地跟随着魏斯。他们护送他到机场，直到飞机座舱门关上才离去。
飞行员是可靠的。他按原定计划非常准确地在一个当时空无一人的备用机场降落了。这位官员及其卫队还没来得及起身，几梭子弹准确地打穿了紧靠他们座位的座舱壁。
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事先安排好的，魏斯一走出机舱就看到党卫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