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陡又滑。下了山，路虽平点，还得背着走，工作组要是跟个人，找车就方便，能找到车，也不会拖这么长时间，人也不会死。
医生说，是不是你们没叫醒工作组的人？婶娘说他们没醒？他们没醒还互相问白天有没有工作方法不恰当的地方，他们一直站在窗沿往田康屋里望。
大秀从昏迷中苏醒，第一句话就说，还我田康呀！一群不会摇尾巴的狼！
这个时候天已经亮了，雨也停了，三六九逢集，卫生所就在街上，跟乡政府门对门。我们把田康的尸首摆在卫生所门口的长条椅子上，赶集的人越来越多，议论声漫骂声越来越高。乡政府有人过来了，我们说工作组逼死了村民小组长。没想到不到半个时辰，乡政府两个人就给我们拿了一万块钱现金，还让大秀在一张单子上签了字按了手印。那是一张丧葬补助证明。他们让我们赶快把尸体搬走，同时派人到村上叫工作组回乡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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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在树上的灵魂
挂在树上的灵魂（3）
工作组的人眼见着我们给田康烧纸焚香穿老衣钉棺材。棺材本来是给丈母娘准备的，丈母娘还没用，女婿倒抢了先。工作组的人没走，他们说人正不怕影子斜，没作亏心事不怕鬼敲门，造谣诬陷算不了什么。这样一来，乡上又改变了注意，派人来收回一万块钱的丧葬补助，收回大秀和乡上签过字的那张证明。大秀不干，我们也不干。人死了，派出所就得出面，派出所来人后，工作组才走。大概他们闲丧事晦气，也可能是给派出所的人腾地方，派出所要在这儿办公。整面坡除过婶娘家，再也找不出这么宽敞的住处了。
派出所来了三个人，大秀第一个被叫进去。大秀哭得身子都发软了。没过多久，大秀被婶娘搀了出来。大秀软得没办法接受他们的询问。大秀出来的时候，风水先生才给我们几个主事的说，田康死的时辰太凶，死得也不顺畅，暂时不能入土下葬，得厝起来。我们也想到了这个办法，别人死了，样子大多安详平静，田康的脸扭曲着，鼻子歪向一边，脸色发乌，两只眼睛睁得跟酒盅一样。用酒搽身子时，给他抚过，眼睛闭住了，穿老衣的时候，眼睛又睁开了。婶娘说睁着就睁着吧，他是放心不下娃儿和你妈。被我救的那个光棍也说，他是放心不下工作组，他怕他死了工作组还住在村里。
大贵呼啦一下把他拨到一边。骂了一句，哪壶不开提哪壶！
我被叫进婶娘家的时候，已经把田康厝起来了，就厝在现在挂着我尸体和灵魂的花梨树下。既然是厝，就无须挖墓坑，用石头沏个台子，把棺材放上去，棺材上搭床竹篾席子，放些柏树枝，待到明年春上再挖坑下葬。派出所的人叫我的时候，我还给旁边的人说，明年再麻烦大家一回。
没想到我却等不到安葬田康的时候。我一进去，他们就问我，到底咋回事？
他们坐在床上，我坐在小凳上。我把头仰得高高的，我问他们要我回答啥问题。他们还是一个劲地问，到底咋回事？他们说田康死的前一天你们两口子给他家干活，田康喝药以后又是你背他上的卫生所，你们在一起说了些什么？
我说我跟田康是连襟挑担，又是从小玩到大的朋友，我不救他谁救他？他们说咋就这么巧，村里这么多人别人没碰上就你碰上了？后来他们拿出一张条子，说有凭有据还想抵赖？
我看到了那张条子。条子只有几句话：田康死以前，二贵夫妇找田康向工作组说情。二贵说的话，跟田康死有很大关系，是重点调查对象。请调查。
落款正是工作组组长。与其说几天来悲伤气愤还理不出个头绪，这张条子却让我明白了事情的严重性。田康的死我二贵得负刑事责任？就像他们要我承认的那样？
我该咋办？他们又在审问，声音越来越凶狠，越来越肯定。我害死了田康，害死了几天前还在一面坡上干活的挑担、姐夫、伙伴？天呀，我咋会害死田康，害死田康我能落下啥好处？
我出来的时候。院里没几个人，帮忙料理田康后事的人都走了，只剩下几个近亲。我哥大贵没走。大贵搀扶着我，问我走路咋偏偏倒？我没说话，没力气说话，也不想说啥。他又说，审问人家都是一会时间，你咋进去了六七个小时？我说他们要我承认田康的死跟工作组无关，跟我有关系，我得负刑事责任。大贵说谁不知道你们是朋友，咋会害死他，他们胡说。
我说他们有条子，条子就是证据。
大贵嘴巴动了动没说啥。这也是我憎恨大贵的原因，如果那个时候他说点啥，不管是啥，只要跟我说说话，让我平静一下，要么找几个平时一块玩牌的伙计，帮我骂一阵娘，泄一泄气，就不会走到这步田地。大贵没有，大贵把我扶到一条凳子上，独自走了。
我是昨天把自己挂到树上的。上树以前，在田康棺木前烧了许多纸，纸烧到一半，雨点大了起来，奇怪的是火苗没有因为下雨而熄灭，反而发出呼呼呼的声音，一声比一声响，一声比一声亮，像田康的笑声，又像干柴燃烧的声音。雨滴打在桑叶上，发出新鲜又嫩绿的唰唰声。这是一种好听的声音，戏台上古筝的声音？结婚时吹唢呐的声音？林海起风的声音。这时，一件更加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雨与火之间，冒着青烟，一股一股的青烟，一丝一缕的青烟。青烟从棺材底下，从放置棺木的石头缝里绵绵而出，缓缓而散，待到烧完火纸，青烟还在弥漫，从石头缝、棺材缝、树枝间弥漫出的青烟，跟田康抽烟时鼻孔冒出的烟雾一模一样。我就是在这种如烟似雾的景致中把绳子摔上歪脖子花梨树的。
爬到树上，绳子套上脖子，天空忽然放晴。阳光从树枝间散落下来，叶片上尚未消落的雨滴静听阳光的声音。我知道，这种雨叫太阳雨，也叫狐狸的婚礼。太阳雨伴随我走向另外一个世界。
当时我想既然怀疑是我，就死给他们看看，用死证明我的清白，也迫使他们放弃收回田康那一万块丧葬费。如果被人救下，单只上吊的行为就能洗刷罪名。刚好大贵在不远处，大概他想看看田康的棺材上还需不需要树枝，好再砍些放上去。我都听见他的咳嗽声了。我想他已经知道我在受委屈，肯定会注意我。我耍了个心眼，绳子套了个活结，也就是说我在树上能够挂上一阵子而不会丢掉性命。时间只要不是太长，从上面把绳子砍断，脖子就能恢复自由。可大贵没及时发现我，昨天傍晚他才赶来。他来的时候我已经快不行了，但隐约还能听到点声音，鸟叫的声音，田康的声音，大贵的声音。田康说，回去吧，别来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不舒坦。我说管他的，不管啥地方，只要有朋友的地方就舒坦。大贵抱住我的腿使劲摇晃，边摇晃边说，出啥事了？究竟咋啦？二贵，二贵！你咋寻短见了？你死了，让我咋给死去的爸妈交代？天老爷！二贵，你壳膝盖咋是乌的？
大贵用他残疾的手臂；把我身子拽得更紧，疯了一样大喊大叫。一个声音说，就让他吊着，要是放下来，公家人来了谁也说不清。另一个声音说，树上吊个吊死鬼，树下厝个冤死鬼，事情终于闹大了，闹大了好，闹大了他们就不要咱缴钱了，一万块丧葬补助就不用退回乡政府了。大贵哭喊着；边哭边喊叫，求你们帮把尸首卸下来吧。
我哥大贵以为我死了，其实我还在考虑到底是跟朋友田康走还是跟亲人大贵走。这个时候，一个巨大的声音响彻云霄——不卸！到上面找人去，看狗日的把人害的！
亲人大贵没救我，气愤的人们也没搭救我，我哥大贵跟着几个人咧咧趄趄下山去了。我在树上就这么挂了一天一夜。下雨了，刮风了，都感觉到了，后来便跟田康说起话来。说着说着，田康就跟我喝起酒来，这回喝的还是杆杆酒，还划起了拳，他说一声——五魁手哇！我回一句——哥俩好哇！
大贵领着红红绿绿的人再次爬上山头，仰着脖子看我时。他怎么也想不到，我和田康已经醉得差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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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在树上的灵魂
巴山在地图的什么地方（1）
多年以后，想起这一幕时我还笑出了声。
那是在万众瞩目的北京人民大会堂。别人都往万人大礼堂走，往巨大的宴会厅走。我则独自走动，毫无目的的闲逛。从一个省厅到另一个省厅，静悄悄的，宽大的走廊上没有一个人。忽然，我弯了弯腰，快速褪了鞋套，脱了鞋子。两手拎着两只鞋，缓慢地，悄悄地，走在柔和绵软的地毯上。人民大会堂到处铺着地毯，红色的，黄色的，淡蓝色的。各种各样的图案，各种各样的花色，富贵华丽极了。我进了电梯，这儿的电梯和别处也不同。这儿的电梯按钮更多，不锈钢四壁映照得人影更加清晰，更加真实。一低头，就看见了自己的光脚。光脚踩在天蓝色花朵的纯毛地毯上，软软的，滑滑的，细腻的。这与小时候踩在秧苗田的感觉一模一样。绿油油的秧田，绿油油的玉泉水。一出电梯门，就看见了厕所。我一笑，进去了。当我看见一长排雪白雪白的大理石面盆时，从宽广的镜子里看见了另一幅画面。一个小小的女孩，衣衫褴褛，一个成熟的女人，穿戴讲究，两人一前一后往一扇门走去，那是一扇木板拼凑的柴门。女孩站在门外，女人进去了，随即，一阵接一阵的猪叫声响彻云霄……
父亲平反的那一年，我已经记点事了。
那个时候，自然住在农村。村名叫泉西一队，我上的学校叫玉泉小学。从我们家到学校有五六里路，全是平展展的土路。学校旁边有一眼泉，一年四季喷涌不止，形成一个冒着气泡的湖泊，两条水渠将泉水分流而去，成为东西二干渠。我们村在玉泉的西边，村里人在西干渠挑水洗衣浇地饮牛，西干渠就成了我们的生命渠。跟我们村相邻的几个村依次叫泉西二队，泉西三队。玉泉跟前有两株巨大的古柏，四五个孩子手拉手也围不住。坐在教室，一不留神，就能看见小鸟在柏树上飞来跳去。再往后看，才是高耸入云的山脉——学校和玉泉就在这座山脚下。
知道这座山叫秦岭还是上中学以后的事。中学当然是在巴山深处的县城上的，那是父亲平反以后的事。玉泉算是老家，父亲下放的地方不叫老家叫什么。我们住的房子是父亲的父亲住过的。可我从小到大没见过爷爷，意识中从来没有爷爷这个概念。后来才知道大概是抓壮丁的时候没的。为什么是大概，而不能肯定，自然也有说不清的事，也许还与家族内部的争斗有关。这种事像历史一样成为过去，我一个小姑娘，怎么说得清道得明呢。没见过爷爷并不希奇，我小叔叔都没见过他的父亲，他是个标准的遗腹子，我没见过爷爷自然算不了什么。
父亲平反没有什么大的标志。但记得父亲莫名其妙地失踪了好长一段时间，前前后后大概有一年时间。在后来漫长的时光流程中，不管是家人还是外人，谁也没说过这件事，我也没问过父母。好像我们家自古以来就没发生过这件事。可在我心里，一直觉得那是件大事，也是件蹊跷的事。那段时间，我们家总是神神秘秘，遮遮掩掩，跟村里人家一点都不一样。
我们家的诡秘不是别人议论出来的，也不是别人拿异样的眼光看出来的。而是我们家自己制造的。有一次，我们家来了三四个人，男人女人都有，都是整整齐齐的成年人，他们穿戴很讲究，我从来没见过这么讲究的人。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我害怕极了，趴在门柱上不知所措。我能感到这是从远地方来的人，与村里人不同。他们围住院边的一株带刺的花，一会儿高声谈论，一会儿低语几声。他们说了好长时间话，还争论着什么。他们问我这是什么花。我望着他们，一动不动，不敢跑开，也不敢走近。后来他们站在我们家高大的芙蓉树下，芙蓉花粉嘟嘟的十分艳丽。一个女人伸手摘了一朵，往头发上卡了卡，没卡住，就握在手心。他们一直问我，你爸哪去了？我摇着头。因为，我也好久没看见我爸了。
女人问我厕所在哪。我好一阵才反应过来。我们叫厕所为茅厕，老师叫厕所，想一想就明白了。可我还是有点犯难。我往房后望了望，看见没有挡墙的茅坑，没指给她。我把她领进了我们家猪圈。猪圈里有个尿桶，晚上我们把它提到床边，第二天早上又提进猪圈。女人进去了，我站在门边。她一进去，就听见猪在大声吼叫，嗷嗷嗷地不断线地叫，跟有人要骟它们或拉它们去集市一样。一转身，女人出来了。出来的时候，两手搭在腰上，衣裳边往外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