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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都排斥对财富的追求，认为财富是解脱的巨大危险，对财富的追求同获得宗教意义上的解脱相比，不仅毫无意义，而且根本不可相提并论、同日而语，所以，在既是宗教信徒，又是不少印度富人的身上，程度不同地体现了勤勉、刻苦、节俭、节欲、具有怜悯与同情之心等特征。
世界上最大的弱势群体
在印度，究竟什么是穷人，究竟有多少穷人，印度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加塞尔先生说，全国大概有6亿至7亿穷人，其中有2。5亿人生活在最低贫困线以下。我到印度之后，不仅看到了印度富人真富，富得可谓“流油”，穷人真穷，穷得只能“滴血”，而且还看到了我从未想到过的现象：穷人整体上安分守己，再穷并不怎么思变，更少有人因为穷而铤而走险。
世上生活成本最低的人
按照印度政府的标准，每天收入不足10个卢比者（约2元人民币），即处在贫困线以下。走在印度新德里、孟买等各大城市街头，穷人比比皆是，贫民窟总是让人难以回避。其实，还有不少人实在太穷，连贫民窟这样的栖身之地都没有，只能睡在大街上。以印度孟买为例，穷人的生活成本低得不能再低。因终年天气不冷，不少人单衣单裤就可将就着过；以大街当床，一些人连一张草席都没有。
印度穷人整体上生活成本低同印度的国情有关系，也就是说，国情决定了穷人生活成本不高。一是吃的成本很低。印度人吃饭是用手抓饭，筷子、勺子等都不需要。印度人半数以上不吃荤，穷人的饮食结构中不包括鸡鸭鱼肉非常正常，因绝大多数富人也从不开荤。二是穿的成本很低。印度天气炎热，特别是在印度的南部一年四季穿件短衣短裤就够了。印度男人本来就流行用一块布裹在下身，就算是穿裤子了，上身光着膀子，不喜欢穿袜子，经常光着双脚，国父甘地就喜欢这样。所以，对穷人来说，缝衣钱、鞋钱、袜子钱等，统统可以省去。三是住的成本很低。不少印度人就睡在大街上、阳台上、操场上、过道上，只需一块布、一张纸铺在地上，甚至连布或纸都可以不要，蚊帐钱、被褥钱、照明钱、取暖钱等都可以省去。四是其他方面的成本很低。例如，在孟买，用水免费，游览公立的博物馆、科技馆、公园，观看戏剧、画展，出席音乐会，到公立医院看病等，都不用掏钱，或基本免费。
我曾探访过孟买等地的贫民窟。在仿佛无边无际、望不到头的贫民区里，挤满了一排排低矮的用泥坯、破布、烂席、塑料搭起的破房，里面大都空空荡荡，沿街各处见缝插针建起的破房，密密麻麻地簇拥在一起，到处是垃圾和渣土，路边人行道的栏杆成了天然“晾衣处”。相比这些颇具规模的贫民窟，那些散居在马路旁、荒丘上、野地里，甚至在废弃的破车厢、旧水泥管道内的贫民更是“家徒四壁”。用废旧铁皮、油毛毡、塑料布和几根竹竿搭成的简陋窝棚往往就是一家老小的安身之地，棚内最醒目的无非是几张席子，一张神像，几个锅碗瓢盆，几个破纸箱子，除此之外什么东西也没有。在长达半年的炎热夏天，他们要经受火炉般的煎烤；雨季到来，窝棚又成了汪洋中无助的孤岛。农民、无家可归者、街头小贩、建筑工人以及三轮车和卡车司机等常常因中暑而丧生。他们多从事户外活动，而且迫于生计，不能或不愿停下活计去纳凉。有数百万人不得不以乞讨为生。
世上最大的贫民窟
世界上最大的贫民窟在孟买，1400万人口中，55％的人生活在贫民窟里。经过孟买机场，你会发现机场设施不见得好，但人的气质却很特别。亲友相见的，拥抱接吻，一派英国绅士风度；举牌候客的，彬彬有礼，绝无喧哗失态之举。因为，乘飞机的都不会是穷人，穷人绝不会出现在机场上。但从机场乘车进入市区，你就会看到一排排的贫民窟和三五成群的乞丐。我曾问过一些国内来印度访问的人以及其他国家的朋友，对孟买印象最深的是什么，答案几乎众口一词：飞机降落时，跃入眼帘的孟买机场旁黑鸦鸦连绵数十公里的贫民窟群，真让人触目惊心。过去10年里，印度大城市贫民窟的人数呈上升趋势：孟买的贫民窟人数从430万增加到了770万，加尔各答从362万增加到431万，新德里从224万增加到326万，另外3个大城市清奈、班加罗尔和海德拉巴贫民窟的人数也都在增长。
并非各地都有大量的贫民窟和乞丐，这些年来，贫民窟和乞丐在一些大城市增多，同现代文明的渗透和印度经济的持续发展是连在一起的。原先许多居住在农村的贱民经不住大城市的诱惑，纷纷携家带口涌入大城市。印度是所谓“民主国家”，在“迁徙自由”，甚至“乞讨自由”的理念支配下，没有谁对农村贫民涌入城市加以干涉。孟买这样的大都市没有城管队之类的部门，加上印度有所谓只要在一块土地上连续占用了30年，这块土地的所有权就归占用者所有的条款，穷人们，特别是农民都想在城里，特别是在孟买这样寸土寸金的大都市占一块地，哪怕只有巴掌大的地方。尽管“外面的世界真精彩”，他们却不得不面临更多的无奈。由于举目无亲，缺乏文化和专业技术，加上大城市本身容量有限，许多在打工潮中涌入新德里、孟买等大城市的贱民，不得不在白天辛苦打工之后，晚上或是露宿街头，或是到城市的一些犄角旮旯里居住。久而久之，他们居住的地方便形成了印度一些大城市里一道无法回避的尴尬景观——贫民窟。
在当地华人的帮助下，我曾陪同国内来访的团组走进了孟买贫民窟一户贫民的家中。当我们9点钟来到一个不大的贫民窟时，正好碰见一位正准备出去找工作的中年人。说是中年人，其实一问，这名来自古吉拉特邦、名叫亚贾里南的贱民，实际上不到30岁，但长期艰苦的生活环境已让他过早地衰老，脸上满是皱纹。他告诉我们，听说孟买大财团大老板不少，容易找到工作，赚钱多，他从20岁就离开家乡，来孟买打工，与许多老乡一起住在这个贫民窟有快10年了，现在妻子和两个孩子也都在身边。他领着我们，走过满是垃圾和尘土的小巷，拨开围上来的一群群天真烂漫但衣不蔽体的孩子，进入他们的临时“家园”，第一个跃入眼帘的“亮丽”景色，就是漫天飞舞的苍蝇和蹿来跳去的老鼠。亚贾里南抱怨说，他们这个贫民窟已经十多天没有供电了，因为一些穷人交不起电费，电力部门拉了闸，水也经常不够。在如今动辄40多摄氏度的天气里，不知他们该怎么熬过这漫长的夏天？
尽管生活条件很差，亚贾里南还是对他目前的状况较为满意。他进城后学会了开摩托车，在一家餐馆负责送外卖，每月收入可达3000卢比（约合500多人民币），虽然很辛苦，但比在村里种田强。而且现在他又有了孟买的选民证，经常有各种各样的选举，选举时，总会有拉选票、承诺要改善他们生活的党派政客前来，如果投某个政党的票，总会得到50卢比左右的现金，名曰交通补贴等。尽管开空头之票的不少，但每次总有或大或小的改善。
世上最安分守己的人
使我深感奇怪、百思才解一二的是，印度穷人尽管再穷，一般都是怨前世造了孽，很少会把怨气发到富人身上，就路边的贫民窟是说，印度穷人整体上没有嫉富、仇富的“红眼病”，更没有杀富济贫的造反意识。他们相信因果报应、业报轮回的宗教思想，害怕做了坏事会遭报应，只希望神保佑他们从苦海中解脱。正因为如此，印度贫富之间基本上能相安无事，和平共处。我来印度几年时间，亲眼所见，印度穷人，包括乞丐，虽然听说过有的有时难免贪小便宜，顺手牵羊，小偷小摸，即使再穷，一般也不会去偷盗抢劫，穷人报复富人者，鲜有所闻。
我多次到街上散步，只要你一出大门，往往有成群的乞丐紧紧围着你，令人奇怪的是，他们从来不会越雷池半步。印度乞丐很多，却极少抢劫。游览各地的庙宇名胜，一律要把鞋子脱了放在大门口，不论是什么样的名牌鞋，放在那里绝不会丢失。中国总领事馆的各种车辆，多年来晚上就停在大街上，从来没丢过。2004年元月，国内一家新闻单位的记者结伴到孟买印度门参观时，顺手将1个照相机放在身边，离开时竟然忘了。记者们往回走的路上，后边一个稚气未除的乞丐一面紧紧跟着，一面高声大叫。记者们以为是追上来要钱，很快听清楚了，他说的是：“先生，您的照相机！”并把相机送到记者手上。记者回国后，发表《感受孟买》的文章，详细述说了这件事。
在印度，富人再富，也有安全感。我所认识的印度富豪们，都没有被抢，被偷，被骗的，更没听说被杀的。只要有凶杀、强奸之类的刑事案件，报纸上都会报道，偷的、抢的、骗的，甚至杀人越货的，有，但相对来说确实不多，在孟买，没有什么地方不安全以致你不能去，即使深更半夜，孤身一人，走过乞丐成群的栖身之地，也绝对安全。贫富悬殊到了极致，竟会表现为井水河水截然分明，彼此相安，这确实值得我们思考。
我眼中的印度知识分子
我来印度工作后，多同三种人打交道，一是政府官员，二是企业界人士，三是知识分子。我感到，中印两国这些人员中，相比之下，区别最大的是知识分子。印度知识分子是如此特色鲜明，风格突出，确实值得中国人，特别是值得中国知识分子思考、琢磨和研究。
固守自己的独立人格
2002年9月7日，我到印度工作刚好一个月时，应邀出席印度商人商会成立94周年庆典，庆典上有两位主宾讲话，一位是代表印度中央政府专程从新德里赶到孟买与会的印度公司事务部长，另一位是《印度时报》的一位著名编辑。两人在讲话中都多次提到中国。那位部长说，中国为什么比印度发展快？这是因为中国全国一盘棋，印度则是一盘散沙。接下来是编辑发言，这位编辑一开口就明确声明不同意部长阁下的观点，说中国发展快是因为政策正确，印度落后了是因为政策错误，政策错了，如果全国还要一盘棋，则会更加落后。主宾讲完后，主持庆典的印度商人商会秘书长莫格利说，今天的主宾发言是印度民主的典范，我们很高兴新任中国总领事出席了我们的庆典，我们为他的国家取得的成就表示钦佩。我当时的第一个感觉是，这不是公开唱反调吗？一个报纸编辑居然敢于在正式的场合公开发表同中央部长不同的意见，敢于公开批评上面的政策是错误的，这是我从未经历也是不可能料到的事情，因而，说我当时深感震惊一点也不过分。后来，这样的情况又碰到数次。我为此专门请教过印度朋友，他们异口同声地说，这有什么奇怪吗？难道可以把你认为是红的东西说成白的吗？他们说，这是印度知识分子应有的特性，坚持操守，不说违心话。
使我感受最深刻的当然是我经常接触的一批印度知识分子朋友，他们都有着不见风使舵、不昧良心、不“摧眉折腰事权贵”的可贵人格。印度最著名的外科大夫之一马昌德博士，中印建交50多年来，不管两国风云多么变幻，不管那些戴着有色眼睛看待中国的人如何议论，始终免费为中国驻孟买总领事馆的外交官及其家属看病，即使深更半夜，即使已70多岁了也随叫随到。曾留学海外的老科米卡先生，冒极大的风险，为中国驻孟买中资机构提供帮助。当驻孟买一家中资机构因1962年中印战争爆发不得不紧急关闭、人员紧急回国时，一些重要的资产资料委托老科米卡保管，30年后，当中国总领事馆在孟买复馆时，这些资产资料完璧归赵，一份不少地交回中方。当一些人因老科米卡坚持中印友好而讥讽他是“中国共产党员”时，他泰然处之。当我向他表示敬意时，他幽默地笑着说：给中国朋友帮忙就是“中国共产党员”，成为中国共产党员有这么容易吗？
印度知识分子的自尊和自重在多方面可以体现出来。我到印度快两年了，从没见过或听说过哪个印度学者为趋炎附势而滥招高官、大款为自己的“博士”、“硕士”弟子，没有哪个印度知识分子为了金钱或其他私利而为不学无术的大款或权贵“著书立说”以“评定职称”或树碑立传，没见过哪个印度读书人写《厚黑学》、《怎样拉关系》、《如何取悦你的领导》之类的畅销书，告诉人家如何为了私利而玷污名节、不顾良心，也从未听说有谁为了考上大学事先需拉拉关系，有谁为了考上研究生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