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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子卿是我中学同学，也是我小时候玩儿伴。一个人到了四十多岁的年纪，再懒得交际，也总会结识下一些人的。在这些人中，也总会选择几个作为朋友的。人到中年，又有了中年阶段的朋友，对小时候的玩儿伴，印象也就渐渐地消淡了。偶尔想起，不过就是一部分破碎的回忆，除了反刍一点儿从前的灰色童年的温馨，实在也没什么别的亲韵可言……
但对子卿，我却很难忘怀。他仿佛永久地印在我记忆的底片上了。他仿佛是另一个我。替我在生活中追求另外的东西。因而使我简直无法不关心他存在的种种情况……
我的父亲，和他的父亲，当年是一块儿从山东从同一个小村里出走，“闯关东”来到东北的。当年他的父亲十五岁。我的父亲比他的父亲小一岁，叫他的父亲“俺哥”。如今的少年们之间，已很难有他们当年那么一种虽非手足亲似手足的关系了。人和人之间究竟能以什么样的关系相处，大抵也是由时代参予了决定的。
当年，我的父亲和子卿的父亲，“闯关东”的野心自然是向东北的城市倾斜的。然而东北的每一座大小城市当年都排斥这两个身上一文不名，并且不谙世故的山东少年。最后他们不得不落脚在松花江畔的一个小渔村。它距离哈尔滨市五十几里路。如果从江上划船逆流而上，距离会近不少。他们选择那个小渔村落脚，证明他们当年向往有朝一日混进城里的念头是非常顽固的。尽管后来他们分别娶了那个小渔村里的两个女人……
我六七岁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哈尔滨市里的孩子了。子卿和我同岁。他也是一个哈尔滨市里的孩子了。我们的父辈们的野心终于实现了。我们的母亲们因此很崇拜他们。我们则更敬仰我们的母亲们。因为她们从不曾在那些城市里的女人们面前表现过丝毫的自卑。也因为那些城市里的女人们并不敢随意欺负她们两个来自农村的女人。据说当年那些城市里的女人们一向是很蔑视混进城里的乡下女人的……
严格地讲，我们两家其实并不能算在城市“里”，而是住在城市最边儿上的一条小街上。那条小街，好比城市这只巴掌上，靠近小拇指尖儿的一道最细的指纹。它的名字也起的低俗，叫“脏街”。也许并非它的名字，只不过被人们随口叫，久而久之，就成了它的名字。至于它原本的街名，倒无人知晓了。
当年我曾问过母亲：“妈，咱们这条街真叫脏街吗？”
母亲反问：“不真还假呀？”
我又问：“为啥叫脏街呢？”
母亲也又反问：“你还觉得这条街不脏呀？”
那条街确实脏。很脏。街两旁的住房，如果那也算“住房”的话，像吸了一辈子烟叶的老太太嘴里七倒八歪熏黑了的牙。街一头是下水道，整条街上家家户户的泔水都往那儿倒，经常堵塞。除了冬季，下水道口几乎永远淤着臭水。人一走过，苍蝇便嗡地飞起一群。而冬季呢，周围冻着一层层有颜色的冰。一层层冰的一种种颜色，使人瞧见了恶心。颜色恐怕也只有在那样的情况之下，才会对人的胃起呕吐性的刺激……
街的另一头是公共厕所。是由碎砖、土坯、带树皮的木板和几片油毡纸组合成的。年月久了，砖色已变了，如同东北人做酱的酱块，而且是发了霉的。土坯呢夏天淋冬天冻，早已粘合成一整堵土围墙了。而且倾斜着，似乎随时可能塌倒。带树皮的木板就更不用说它了。朽得刮阵风都往下掉些朽木渣子。手指轻轻一捅就一个窟窿。只有顶盖上的油毡纸，隔几年由街道卫生队负责换一次。街道卫生队是没钱改造那个厕所的。该做的也只能是隔几年替它的顶盖换一次油毡纸。他们一次也没舍得用过新的油毡纸。所用都是从建筑工地上收集到的废弃油毡纸。结果是，雨天或夏季炎热的正午，上厕所的大人们，总是在兜里揣一张旧报，蹲下后立刻双手将报伸开在自己头上。否则会有雨水珠儿或油毡的沥青滴落在衣服上头发上。曾有女人的头发因而被沥青粘住，用肥皂用碱水洗了好几次也洗不开的事发生过。最后她男人用了半脸盆汽油才帮她洗开……
“脏街”上的人都得上那一个公共厕所。那条街上仅有那么一个公共厕所啊。这使它成了那条街上最公共的一个地方。经常可以看到两个男人或两个女人，站在它的左侧或右侧聊天。是等着上厕所的人。上厕所的“高峰期”等在外边的往往还不止两个人。也有三个人五个人互相聊天一块儿等的时候。其中准有一个人两眼盯着厕所的人口，双脚不停颠动，脸上不时作出龇牙咧嘴的古怪表情。是憋得非常痛苦快憋不住了的那位。这时候厕所就仿佛变成了颇诡秘的一个地方。出来一个人，进去一个人。出来的满面歉意。进去的迫不及待。仿佛里面有一位什么神圣的人物，外面的人都是在期待着他的接见似的。当然过了“高峰期”，厕所外面没人排着的时候也有。只一个人耐心可嘉地等待着的时候也有。如果没人排在外面呢，刚上过厕所的人碰见了你，就会好心好意地告诉你——“还不快去上厕所？这会儿一个人也没有！”对方呢，则会下意识地掉头就往家里奔，揣了手纸后，冲出家门，忙不迭地往厕所一溜儿小跑。那完全是一种条件反射。也许还有几分“千万别错过良好时机”的心理在催促。而跑到了厕所跟前，他的泌尿系统或排泄系统每每提醒他完全是多此一举。倘厕所外只有一个人在等着，倘他或她又不甘寂寞，便会跟厕所里边那位聊。这种时候，里边一句，外边一句，一问一答的，拉家常唠社会，情形很有意思。反正这条街上的人互相都认识，除非两家有什么芥梗，谁跟对方主动聊天，对方都是会表现出友善的配合热忱的。当然，因为里边的人腹泻或大便干燥，等在外边的人实在憋得不知拿自己怎么办才好了，于是相互口角乃至辱骂起来的不快事件也曾发生过……
我和子卿小的时候打过一架。就打过那么一架。后来在厕所这个公共的地方言归于好了。所以我对当年“脏街”上的公共厕所，至今保留着较深的、近乎怀旧的记忆。打架的原因极其简单——某天我俩走碰头，彼此撞了个满怀。按说以我们两家的关系，我俩是不该打起架来的。可是那一天我心里不知窝了股什么邪火，一直寻找机会发泄在某个人身上。子卿一向是让我三分的。当时我认为发泄在他身上正对。彼此错身而过之后，我突然冲口吼出一句：“你给我站住！”
他站住了，有些困惑地回头望我。
我恶声恶气地问：“你干吗故意撞我？”
他说：“我不是故意撞你的。”
我说：“你是故意的！”
他说：“我真不是故意的！”
我说：“反正你撞了我就不行！”
分明的，他也有些来气了，说：“不行能咋的？”
我一拳打在他鼻子上，打得他鼻子流了血。他一拳打在我眼眶上，打得我一只眼乱冒金星……
事后我母亲知道了这件事。狠狠训了我一通。还罚我面壁跪了半个多小时。
母亲指斥我：“知道错不？”
我说：“知道了。”
又问：“为什么错了？”
我说：“不该先动手打人。”
“连子卿都打，今后你还不打遍这条街呀？你爸知道了，非揍你不可！你知道子卿他爸的腿是怎么残的？那是因为一次在一块儿干活的时候，出了险情，为了救你爸……”
我懂事以后，见到的子卿他爸就是个瘸子。整条街上的人都叫他“收破烂儿的翟瘸子”。母亲说的事，此前我半点儿也不知道……
当天晚上，母亲扯着我，去子卿家向他赔不是。子卿的家，比我的家还穷。只一间小屋子，床头那儿就是做饭的锅台。为了防止在做饭时床上的东西掉进锅里，在床头和锅台之间，竖立着一块铁板。那铁板大概是子卿的爸收破烂收回来的。像这条街上所有人家的屋子一样，子卿家的屋子也是沉在地下两尺多的。这条街的地面原先高于人家的门坎。下雨的日子，雨水从街上往家家户户屋里流淌。人们无奈，只好用炉灰垫自己的宅基和门坎。经年累月的，就用自己家里掏出来的炉灰，渐渐地将自己家的房子埋了两尺多。从此，家家户户的门坎倒是高出地面了，但家家户户的窗台却矮了。坐在家里朝外看，视线几乎跟地面平行。倘正有人从窗前经过，只能看到那个人的腿。连膝盖以上都看不到。
我母亲扯着我迈进子卿家的时候，我没料到他家的屋地比外边的地面低那么多，一脚踏空，险些连母亲也带倒，一块儿跌入屋里，幸亏子卿母亲手疾眼快，及时扶住了我母亲。子卿母亲当时正做饭。更准确地说，是正往锅里贴饼子。子卿父亲正给子卿补鞋。他和我一样，没有第二双可换穿的鞋，也就只得老老实实坐在炕上，等着他父亲替他补好那唯一的一双鞋。
子卿母亲扶了我母亲一把，赶快又跨回锅台那儿，一边继续往锅里啪啪地贴饼子，一边问：“谁呀？”
子卿母亲常年害眼病，视力很不好。
我母亲就回答说：“是我呀，你老妹子。”
那时还没来电。当年为了节约居民用电，要到晚上七点钟才开始供电。锅里散发的蒸气，弥漫在小小的屋里。子卿母亲每贴一个饼子，要先往锅里吹一大口气。吹散蒸气，看清锅里的情形，她才不至于将饼子贴到锅外，或将两个饼子贴一起。在几乎完全没有光线的情况之下，子卿的父亲居然还能补鞋，使我当时不禁暗觉奇异。
子卿母亲往锅里贴完了饼子，盖上锅盖，推开家门散尽蒸气，接着在盆里洗手。她一边洗手，一边问我母亲：“老妹子，有事儿？”
我母亲说：“也算有事儿，也算没事儿，咋才做饭？”
子卿母亲看了我一眼，不回答我母亲的问话，却很是有几分不安地说：“你领着儿子来，我就知道为啥事了。子卿他爹已经把他揍过一顿了！”
我和子卿，都是随着我们的父亲们的山东人的叫法，称他们为“爹”，称母亲们为“娘”的。我们是整条街上仅有的两个不叫父母爸妈，而叫父母爹娘的孩子。别的孩子们因而叫我们“山东棒子”。我们的母亲们虽不是山东女人，但由于嫁给了两个正宗山东男人，也就早已接受并习惯爹娘的叫法了。
始终像个哑巴蹲在窗口补鞋的子卿父亲，这时才郑重地哼出一声，严厉地说：“打架还行？不揍还行？再打架，非揍扁了他不可！”
光说了话，没抬起头。
子卿呢，则胆怯地往炕角缩去。
我母亲说：“我可不是领儿子来告你儿子状的。我是领儿子来向你儿子赔罪的。听我儿子说，把子卿的鼻子打出血了呢！”——望着子卿又问：“子卿，是把你鼻子打出血了吗？”
子卿低声嘟哝了一个字：“是……”
母亲就使劲儿拧我脸：“你把人家鼻子打出血了，又害人家挨了一顿揍，你还觉得委屈！你倒是有什么值得委屈的？快给子卿说句赔罪的话儿！”
我嘟哝：“子卿，我再也不跟你打架了……”
子卿母亲赶紧把我扯到她身后，护着我，对我母亲说：“拉倒吧拉倒吧，谁跟谁呀！俩孩子打架，一个不怨一个的事儿，赔的什么罪啊！亲哥俩还有打架的时候呢！……”
子卿父亲也说：“拉倒吧。”
他仍专心致志地补鞋，仍没抬头。
随后我母亲就和子卿母亲聊起来。无非都说些她们那个松花江边儿上的小小渔村，景致多么的美好，人际多么的友善。夏季里大人孩子洗衣服洗澡是多么的方便。听她们那口气，仿佛迁到城里来住，摇身一变成为了城里人，其实是件很吃亏的事。
子卿父亲这时抬起头来了，表情很郑重地问母亲们：“后悔了？”
两位母亲互相看看，子卿母亲便不作声了，而我母亲却说：“有点儿！”
子卿父亲说：“那你让晓声替你给我老弟写封信，跟他商议商议，干脆咱们两家再迁回你们那个巴掌大的小渔村去算了！”
两位母亲又互相看了一眼。
我和子卿也不禁地互相看了一眼。我们都不留恋“脏街”。尽管我们都是在“脏街”出生的。我们都经常听母亲们在一起讲她们那个小小渔村里的人和事。既然它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地方，我们当然都希望父母们能下一个果断的决心，告别城市。更准确地说，是告别这条不值得人留恋的“脏街”，带领我们回到它那里去。哪怕是回到父亲们的山东老家去，也是我们非常之心甘情愿的啊！据我们想来，中国的任何一处地方，与“脏街”比起来，肯定的都不失为一个值得祖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