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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卿说得竟有些愤愤然起来。仿佛他已然落到了没法儿赡养自己老娘的地步似的。
那位记者立刻接言道：“那是那是！华哥是一番肺腑之言啊！伟大的巴尔扎克曾说过——‘母爱在女人心中是一件简单、自然、丰硕，永远不衰竭的东西，就像人生命的一大要素’”。
于是有人郑重其事地倡议：“为华哥老母亲的健康长寿干杯！”
于是又纷纷举杯，纷纷郑重其事地嚷嚷：
“母爱万岁！……”
“穷人的母亲们万岁！……”
子卿竖起了一只手掌，众人才肃静。
子卿用筷子轻轻敲击着小碗的边沿儿，吟唱了起来：“母兮生我，母兮鞠我，出入腹我，哺我养我，顾我怜我，育我抚我，哀哀慈母，生我劬劳——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子卿表情宛若圣徒。
众人表情亦皆肃然、穆然，有的似乎还有几分凄然。也不知是真的心灵感动了，还是那种场合的惯常表演……
我，则回忆起了当年我是怎样千里迢迢地，将子卿母亲为他做的一条厚厚的，比一床被子还重的棉裤捎给他时的情形……
他当年曾将脸深深地埋在棉裤上，无声地哭过……
我眼前仿佛出现了脏街……
出现了一匹瘦骨嶙峋的老马吃力地拉着一辆泔水车，缓缓行进在脏街坑凹不平的颓房矮屋之间……
出现了两个少年将裤筒高高挽起，赤着双脚，在大雨天共披一块破油布去上学的背影……
还仿佛听到了赶泔水车的老人催促人们倒泔水的木梆声——梆、梆、梆……
由远及近地传来着，传来着……
再是高潮起伏的宴席，其实也不过是生活里的转场时的过渡情节。而赴宴者，东道主也罢，宾客也罢，陪客也罢，进入角色不人，便都是想摆脱那一情节的了。因为不言而喻的，没谁愿意在臃长的情节里长时间地扮演臃长的角色……
剩了一餐桌菜肴，大家却一个个面面相觑，仿佛都搜肠刮肚地制造不出话题了。
子卿说：“怎么样？就到这儿吧？”
我说：“就到这儿吧。”
于是我随子卿首先站起……
硬拽我来的人这时嗫嗫嚅嚅地说：“华、华哥，那件事儿，我是指，您那点儿小意思……带，带来没有？若带来了……”
他脸上强作出卑恭的笑样，向子卿半缩半伸地展示着一只手。那是介乎于乞讨和自尊之间的，往往也最容易招至对方轻蔑的手势。它比街头乞丐讨小钱时的手势还要猥琐。因为乞丐们讨小钱时一般情况之下都是将自尊丢开不顾的。所以同一种手势在乞丐们作来也就坦然多于羞惭，仿佛在向人无言地声明——爱给不给，不给拉倒。这就照顾到了面对这种手势的人的心理，使他们有较充分的余地在给和不给之间进行选择。决定不给似乎也能决定得心安理得。而当时他的手势传达出的却是另一种潜台词——千万别干脆拒绝啊！千万得给点儿啊！多多少少您总得给点儿，我可是极有自尊的人呢，您不可以伤害我的自尊心，不可以让我白伸一次手的……
我对他顿时地大动恻隐之心。我本想说句能够影响子卿给予的话，他，不仅他，还有那位文化局文化处的副处长，那位记者，那位公关小姐，总之差不多他们全体，都在向我投注着求援的目光。席散了，我居然还没搞清楚需要资助办画展的究竟是哪一位。因为席间根本就没谁谈过什么画不画的。也许正是他。也许并不是他。是他在为朋友“两肋插刀”，发扬见困难就上的精神……
当时我忽然明白了，人们希望某“大款”掏腰包的时候，为什么总是要安排在某豪华的地方“撮一顿”——大概因为只有在半醉不醉的情况下，行乞的人才有勇气当众最后一次开口最后一次伸手吧？成败完全在此一举，他们的企图如果还是受挫了，肯定相当于一次心理方面的非死亡性车祸，不好好儿地将养几个月，是不会再又鼓起一股勇气的吧？……
我虽然对他们暗抱几分恻隐之心，却并没有对子卿说什么也许会具有影响力的话。我近乎残忍地将脸转向了一旁，目光望着别处。如果子卿仍是二十余年前的子卿，我肯定会充满爱心大发慈悲的。可我毕竟与子卿分离了二十余年了。那一天毕竟是我们二十余年后见到的第一面。我尚根本不了解子卿已经变成了怎样的一个人。我对自己的话究竟能否影响子卿已毫无把握，毫无信心。我可不愿使自己也无形中作了他们的窘状的搭配品……
“哦，那事儿呀，我差点儿忘了……”——子卿说时，将一只手伸入西服衣襟内，掏出一个信封来。子卿拿着那信封，轻轻往另一只手的手心上拍着。
他们的目光都盯着他手中的信封。
子卿一笑，又说：“今天要是你们请我，我也许还忘不了。又是我请你们，所以呢，差点儿就忘了。幸亏你提醒啊……”
子卿说罢，就将信封朝向他半缩半伸地展示着一只手的人抛过去……
他没接住。他身旁的一位替他接住了。
于是他们互相瞧着，都吞了一颗定心丸似的，都暗舒了一口气似的，都互相庆幸地笑了……
子卿一转身，将手臂从背后搭在我肩上，命令似的说：“到我家去。跟我走。我母亲见了你不知会多高兴呢！”
他已经不再像当年一样，对我提到他母亲时说是“我娘”了……
我暗想，大变革的时代，它改变一个人真如儿戏似的。所以才有人企盼更大的变革，有人拒绝更大的变革，有人拥护它，有人反对它吧？……
离开餐厅，我去了一次厕所。
在我身后跟进两个人，我听他们说：
“真他妈的小气，才给三千！”
“唉，三千也是人家白给的啊！比起来，他不是强于那些一毛不拔的嘛！”
“依我，这三千元扔他脸上去！三千够他妈干什么的？”
“老兄，这口气可治不得的啊！……”
我听出了是那位记者和那位文化局文化处的副处长。怕他们尴尬，我解完手，低着头往外便走。
但他们还是发现了是我，当然也就尴尬起来了。
其中一个讪讪地说了句废话：“你也解手哇？”
我同样回答了句废话：“对，我也解手。”
子卿站在饭店门外的台阶上等我，很斯文地吸着烟。
从前不吸烟的他，并且还曾对我发誓永远不沾烟酒的他，现在竟是烟也吸了，酒也饮。而且还是个烟必“万宝路”、“红塔山”，酒必“茅台”、“威士忌”的人了……
我对他说我头还在疼，希望能改天再去他家看望他母亲。
他倒挺体恤我的，一点儿也不勉强了，同意地说那就改天吧。
他给了我一张名片。印制很精美。散发着淡淡的香味儿。是质地极软极薄，被叫作“撕不烂”的那一种。上边没有单位，没有职务，更没有头衔。只有他的名字“翟子卿”三个字。而且落款是手书体的。我一看便知，那是他自己的笔画隽逸的手书体。他的字迹更帅了。和他这个人相互衬托……
我欣赏片刻，不禁又上上下下欣赏它的主人。如同对着一面别人看不到的镜子欣赏我自己。并想象着他就是我自己。另一个我自己。英俊的风度翩翩的气质不凡的我自己，而非相貌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我自己。是“大款”而非作家的我自己。想象着在什么条件之下，我和他，也就是另一个我自己美妙地复合在一起多好……
子卿问：“你干吗这么打量我？”
我说：“直到现在我仍有点儿怀疑你不是你！”
子卿又问：“那我是谁呢？”
我笑了，说：“是啊，你是谁呢？”
子卿也笑了。他又把名片从我手中要过去，在背面另写了一处住址和一个电话号码。他说他现在是狡兔三窟。印在正面那地方，并不常去住。是应付一般人的虚址。那儿的电话也是永远没人接的。他很有苦衷地解释，没法子，贫贱亲戚离，富贵他人合，什么人都免不了接触，不得不对自己实行掩护政策。说我们关系非同一般，当然要给我留下能找得到他的住址和电话号码……
实在地讲，对于我，他确实已是一个陌生人了。不知为什么，我隐隐感到，他身上的“皮尔。卡丹”，他脚上的“耐克”，他胸前的“金利来”，以及领带上的纯金领带夹和指上的钻戒，更加上他那二百多万，像某些具有杀伤放射性的物质，仿佛使我不能像以前那样亲昵地接近他了。我对发生变化的任何东西总是格外敏感。哪怕是自己的手，如果忽然一天我觉得它变了，变得不像我的手了，变得使我感到别扭了，尽管不至于产生要求外科医生替我动一次手术切除它的荒唐念头，却会经常提醒我自己，尽量不再用我那一只手抚摩我的脸，或我身体的裸露部位。但是我看出子卿的邀请是真诚的。起码在很大程度上是真诚的。至少在我的心理可以接受的程序上是真诚的。于是我答应他第二天到他家去。我相信他的话——他老母亲挺想我的，常念叨我。而我也挺想那老人家的……
第二天，我按照他留给我的地址，找到了他家。他和他老母亲，住着四室一厅。面积大约百平方米左右。即使在北京，除了某些老资格的司局级干部，某些走红的歌星影星，某些成功的经商者，或某些收入很值得怀疑的人，两口之家能住上四室一厅，那绝对是寻常人望洋兴叹的事。而在普遍住房情况拥挤的哈尔滨，占有如此宽绰的居住条件，仅凭这一点，也就够贵族化的了。室内的装修自然是很考究的。家具不消说也皆是高档的。何况，他还另有两处住房。我内心里又暗生一缕嫉妒。我想，我本是不应该嫉妒他的。在这个世界上我嫉妒谁都可以，就是不应该嫉妒子卿。我怎么可以嫉妒和我一起在“脏街”上长大，从小情同手足，一块儿从小学考入重点中学，又和我一块儿下乡，白天一块儿干活，晚上被褥紧挨着被褥睡了五六年的子卿呢？难道我竟不希望他和他的老母亲生活得比我好吗？然而我拿自己毫无办法。尽管我明明知道嫉妒是一种丑恶的心理。尽管我们受的全部文明教育和传统家教，激烈地反对我对小时候的朋友产生嫉妒，但我还是真真实实地嫉妒着。似乎只有嫉妒才使我清楚——我是我，子卿是子卿。他并不是什么另一个我。或者另一半儿我。他只是他自己。当他在他家里脱下“皮尔。卡丹”和“耐克”的时候，我是不能穿上就走，像穿上自己的衣服自己的鞋一样，像从自己的家里走出去似的。我也不可以当他摘下他的名贵手表和钻戒时，自己拿起来就戴上，像戴自己的一样。而小的时候，我们互相却是可以的。看来只有破烂的东西才具有共有性吧？而值钱的东西则具有属权性。正是这种属权性，使人不能亲和如旧吧？更不消说他那二百余万我是无权支配的了。我想起了一首流行歌儿里唱的一句话——“只要你过的比我好，我就真为你祝福”。难道事实上人们都很难承受别人比自己过得好的心理压力？这一种心理压力仿佛意味着别人过得比你好就是对你的冒犯和侵犯似的。而嫉妒他妈的又总是从对自己身边的人，往往是和自己关系最亲密的人开始的。有谁嫉妒过日本天皇继承人或英国王储呢？可是许许多多的人都曾嫉妒过自己的同学、战友、同事、朋友、邻居、甚至亲兄乃弟。在子卿家里，我当时对子卿的嫉妒是那么的强烈，以至于使我想立刻从他家里逃掉……
幸而他老母亲对我很亲热。老人家拉住我手不放松。说起来没完没了。絮絮叨叨的都是我和子卿小时候的事。或我们那条“脏街”上的故人往事。老人家尤其充满感情地讲到我当年替子卿给她买了一条鱼的事。我纠正她说那并不是一条活鲤鱼。只不过是一条活鲫鱼罢了。而老人坚持说那当然是一条活鲤鱼。肯定是一条活鲤鱼。我也就乐得顺水推舟，承认是自己记性太差，是自己记错了。我望着老人那张血色充盈的脸，觉得她所絮叨的，和我因此所回忆起的，都只不过是一些破碎的，东一片儿西一片儿莫须有的梦片儿。或者用老母亲们的说法，可听作是一些旧梦的破“补衬”。我觉得。毕竟的，我和老人家之间，仍能共织某种亲和与某种温馨。而子卿分明的对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