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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起那一时刻，仍不能不认为子卿他当年的确是一个早熟的心理力量十分特殊的少年……
他等到大家笑够了，笑声平息下去了，又一个字一个字地，清清楚楚地说：“我发誓，我将来要当大作家。”
大家却不再笑了……
教室里又肃静异常……
尽管我是他最好的最亲密的同学，可是当时连我内心里也充满了快感和无奈——对他终于遭到了一次集体报复的快感，和对他最终还是占了上风的自信与高傲的无奈……
他的自信是非凡的……
他的高傲是非凡的……
他的孤立是非凡的……
他似乎只有一种无奈，那就是穷。除了这一种无奈，他身上的一切似乎都是非凡的。仅仅因为他一个人的存在，对我们全班全校多少同学造成了冷峻的心理压迫啊！
不久后，我们全校又集体看电影。在儿童影院放映厅外的大宣传板上，有“翟子卿”三个字赫然醒目。在那三个字下是一首长长的诗。
许许多多的同学都发现了。
“会不会是重名？”
“这还用问？明摆着是重名吗！”
“不，不是重名，你们看，下边写着，是咱们学校的翟子卿！”
连老师们也驻足在宣传板前看，小声读……
而子卿那时正坐在他的座位上，弯着腰用他的鞋带捆扎他的鞋。他那只自己补了多处的鞋的鞋底儿，在路上几乎整个儿被一个同学踏掉……
自从他父亲去世，他就学着自己补鞋了。上了中学的他，补鞋的手艺已相当高明了。连我有时也求他补鞋……
以后，子卿的名字，不断出现在《少年报》、《少年时代》、《中学生优秀作文选》中。家里有收音机的同学还互相转告，从收音机里听到了广播子卿写的散文。某天他将黑龙江出版社写给他的一封毛笔信出示给我看。写信的是一位专门编选儿童少年作品的老编辑。他鼓励子卿不断写下去。诚恳地表达了他的愿望——他乐于专为子卿编一本小小的集子……
诗、童话、神话、寓言、散文、小小说——子卿似乎一发而不可收拾，每天除了完成作业，就是写、写、写……
那一年，他获得了由市青少年宫和市教育局联合颁发的“优秀少年作者”荣誉证书。证书是寄到学校里的。在一次全校大会上，在全校同学的目光的注视之下，子卿走上台，从校长的双手中接过了证书……
回家的路上，我问他：“子卿，你怎么偏偏想当作家？”
子卿说：“为我娘……”
我奇怪地又问：“你娘也从没指定地要求过你将来非当作家不可呀！”
子卿说：“我总想象着，等我娘老了，行动不方便了，我就每天几个小时守在她床边，读书给她听。而那些书，都是我，她唯一的一个儿子写的。想来想去，我想不到还有什么别的情形，比这种情形对我和我娘都更好。我做梦都梦到这样的情形。一想象到这样的情形我内心里感受到的幸福就无边无际的……”
他说时，两眼熠熠闪光。那是内心里充满了憧憬和向往的眼神……
我们毕业前几个月的一天，我们的“三味书屋”里的小人书，全部被堆在马路上烧得只剩下了一堆灰烬……
在我们的记忆中，对于我和子卿来说，“文化大革命”就是从那一天，那一把火开始的……
我和子卿站在马路对侧，站在许多人背后，望着那堆灰烬在一阵风后，化作一只只黑而大的“蝴蝶”，漫天飞舞，然后旋落地面，贴着笔直的马路追随在一辆辆车尾……
子卿无声地哭了……
我也是……
据说那老人于当天夜里上吊了……
不久我和子卿下乡了……
他这样嘱咐他母亲：“娘，千万把我那些证书好好保留着，有一天肯定还有用！”
二
是的，子卿仿佛是少年时期的我的一部分。不，不仅仅是一部分，简直还是另一个我自己，替我去百折不挠地走向一个我所走不到的目标似的，替我去追求和实现一个我所可望而不可及的愿望似的。我内心里暗暗嫉妒着他的时候，实则是在常常地恼着我自己的不争呵。更多的情况下，我因他的悲伤而由衷地悲伤，因他的喜悦而由衷地喜悦。于今我总在想，本来应该是我出现在他写的某一本书里，却怎么变成了我来写他？却怎么变成了这样！
于今我总在想……
喂得半饱不饱的牲口干起活来是最卖力气的。
子卿是知青中对北大荒的艰苦生活适应性最强的一个。他从不抱怨什么。
他还是知青中最省吃俭用的一个。
他甚至舍不得买食堂的菜。而买连队小卖部的臭豆腐。一块臭豆腐下三顿饭。知青宿舍中许多人闻不得臭豆腐味儿，共同向他提出过抗议。于是每到吃饭时，他一手持着用筷子串在一起的三个馒头，一手拎着装臭豆腐的小瓶，自觉地悄悄地避出宿舍，寻个背人的去处孤零零地吃……
每逢食堂改善伙食，不管他乐意不乐意，我总是要和他凑在一起吃上一顿。当然，那时候他免不了也要买一样菜。而我便非买上两样三样菜不可。为的是能使他多吃上几样寻常日子里根本吃不到的好菜。
我们每天的工资是一元六角八分。每个月还有八元钱的固定的严寒地区津贴。每月大家都能开到四十三元多。星期日如果不休息，则按加班算。年节加班，还计双份日工资。赶上这样的月份，谁在月底拿到六十多元的工资也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六十多元呀，这在当年，相当于城市里一个四级工的工资呀！而在城市里，几乎没有哪一个工人竟然会在四十岁以前熬成四级工。一个几百人的工厂，最多也不过能有十来个八级工。而八级工的工资也不过八十八元。许许多多的工人在他们的工厂干到退休那一天，熬了一辈子也不过才熬到五六级。我们一跨出中学校门每月就能挣四五十元，简直就是一种幸运。最初的岁月里，在发工资的日子，知青们一个个无不眉开眼笑，喜盈盈乐陶陶的。尤其像我和子卿那样的贫家子弟，甚至都从内心里认为，我们所吃的苦受的累，与我们每月所挣到的钱数相比，真是根本不值得一提。我们所挣到的钱数，使我和子卿在最初的日子里都是那么的乐观。我们的父辈们每月还不曾挣到过我们所挣那么多的钱呢！再说，我们当年都是勃勃青年，只要吃得饱，体力就充沛。多累也不觉得怎么累。多苦也不觉得怎么苦。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我们那个团工资是最高的。与当年的几千万知青相比，用今天的话说，我们何尝不是些“大款”，不是些收入方面的“知青贵族”呢！
连队里家境好的知青们，当年花起钱来一个比一个出手阔绰。买罐头，买饼干，甚至偷偷买烟酒。有时还暗暗约好了，三个五个一伙，制造个什么借口，请假到黑河市去下馆子。当年，那无疑是很“奢侈”、很“挥霍”、很“腐化”的。仅仅一年后，他们的衣着都变了。发的兵团服和兵团鞋帽，旧了破了，他们早已不屑于再往身上穿了。除非干很脏的活才不得不穿一穿。尤其冬季里，神气的，坦克兵戴的那一种样式的皮帽子，加上高筒皮靴、正规部队的合身的军棉衣军棉裤，使他们比贫家子弟的知青何止英俊十分！当年，黑河军区的军装厂，也格外优待地向“兵团战士”出售正规部队的军装。只要凭“兵团战士”的身份证就可以买到。只不过价格定的是很高的。按今天说法，可谓之“议价”和“创收”举措。至于皮帽子和皮靴，只要你有钱，只要你买得起，黑河市的许多商店里都有卖。皮帽子三十多元一顶。在今天至少要卖到二百元以上吧？皮鞋四十多元一双，在今天至少要卖到三四百元以上吧？若摆在“燕莎”之类的大商场的柜台里，究竟会标价几何那就只有鬼才晓得了。即使在当年，三十多元一顶的皮帽子或四十多元一双的皮鞋，也并非一般家庭条件的人想买就舍得买就有钱买的。四十多元，当年足够一个五六口人的家庭一个月的中等城市水平的生活费了。那些家境好的知青们每月是不必向家里寄钱的。他们的家庭并不指望他们这一点，他们也就没这一种义务感。他们的父母，在写给他们的信中，千叮咛万嘱咐，一言以蔽之，大抵可以归结为这样的一句话——“照顾好自己”。这对他们的父母而言，是“悠悠万事，唯此为大”的。对他们自己而言，是不能不“时刻牢记”，不能不“万万不可粗心大意”的。他们如果脸颊浑圆，满面健康的红光，穿得昂昂贵贵地探家，他们的父母见了他们就不至于替他们牵肠挂肚的了。否则，他们的父母们，就会伤感。就会难过。就会哭泣。每月的工资，对于他们，完全是用来“自给自足”的。而当年，每月四五十元，是足可以使一个知青在吃穿方面与一个局级干部相比的。区别可能仅仅在于，后者不必天天流大汗出大力。而他们在这一点上，是绝对不可能比其他知青稍有例外的。后者有小车可坐。而他们是绝对不可存此梦想的。再有大概就是，臭虫蚊子叮咬起他们来，一点儿也不会比叮咬其他知青留情面些。连里最初是不许他们在衣着方面太“特殊化”的。怕“腐蚀”了全体知青，影响了连队的“风化”。也曾开过几次大会指名道姓地批评过。但所谓“兵团服”，并非像正规部队那样，夏有单的，冬有棉的，年年照发。实际上仅仅发了一次，以后再就成了失信的诺言。两年后，几乎没有哪一个知青的“兵团服”不是破烂不堪，不许自己买了穿戴，又怎么办呢！……
那些家境好的知青们对他们的父母们的最大孝心，便是体现在“照顾好自己”方面。
子卿对他们是非常看不顺眼的。比连指导员对他们还看不顺眼。子卿对他们也是非常蔑视的，正如他们很蔑视他一样。
除了一些女知青，在所有的男知青中，子卿那套“兵团服”，是穿得最持久的。穿到后来，穿到没法儿再补的地步，他仍舍不得扔。连我看着他那身破棉袄破棉裤，有时都在暗想——“明年他是非扔不可了！”可第二年，不知他怎么一对付一凑合，竟又穿了一年。与那些家境好的知青相比，他们穿得仿佛是沙俄时期的年轻的贵族骑兵军官，而他穿得仿佛是叫花子。连他们的马弁都不配是。不要以为这会使他们更有理由蔑视他。事实上他们由此而产生的，更是对他的说不出口的恼怒。叫花子似的子卿在他们面前常常表现出的冷峻的孤傲，使他们和别的知青们都不能不觉得，他们的皮帽子，他们的皮靴，他们的印有正规部队番号的军装，根本不值得谁羡慕，其实一文不值似的。子卿对他们的轻蔑，是足以对他们的自尊造成直接的穿透性的伤害的。而他们对子卿的轻蔑，却根本不能对他的自尊构成任何伤害似的。有时甚至被他的自尊反弹回去，落在他们自己身上……
到北大荒的第三年春季，某一天宿舍里只有我和子卿两个人，我指着他终于从身上换下了的破棉袄棉裤说：“子卿，你何必呢？”
他瞪着我，反问：“什么意思？”
我说：“早该扔了，干吗总跟谁较劲儿似的，穿了一年又一年？”
他说：“我没跟任何人较劲。”
我说：“那好。那你今天就把这堆破烂儿扔了。买套新的！你总不至于告诉我你缺钱吧？”
他说：“当然，我买得起。”
我说：“如果缺布票，或者棉花票，我的全给你用。”
他说：“布票我不缺，棉花票也不缺，不需要你给。”
我有些生气地说：“那你是喜欢穿得像个叫花子似的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却所问非所答地，自言自语似的说：“人是多么古怪的东西……”
我愣愣地望着他，不明白他何以说出这么一句不着边际的话。
他又沉默了一会儿，又说：“人是多么古怪的东西……”
我并不想明白他的话。
那天，我偷偷将他的棉袄和棉裤，更准确地说，将他那一堆破烂儿扔了。他知道被我扔了后，只不过对我苦笑了笑，没说什么不高兴的话……
每天吃过晚饭，如果连里没有活动，知青集体也没安排学习，人们就不大见得着他的影子。连我也不大见得着他的影子，往往在吹过熄灯号时，他才幽灵似的悄悄回到宿舍。因为除了我，没第二个知青跟他有亲密的关系，也就没谁在意过他的诡秘行踪。他根本上是一个丝毫也不被别人关注更不被别人关心的人。他仿佛也很乐于自己是那样一个人。只有我出于好奇心询问过他两次。每一次他都以同样的话回答我，说是独自一个人寻清静去了。我的子卿他从小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