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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拜“百拜”字出《乐记》。古人之拜如今之鞠躬，故通计一席之间，宾主交拜近至于百。注云：“壹献，士饮酒之礼，百拜以喻多”是也。若平礼止是一拜、再拜，即人臣于君亦止再拜，《孟子》：“以君命将之，再拜稽首而受”是也。礼至未世而繁，自唐以下即有四拜。《大明会典》：“四拜者，百官见东宫亲王之礼。见其父母亦行四拜礼。其徐官长及亲戚朋友相见止行两拜礼。”是四拜唯于父母得行之。今人书状，动称百拜何也？
古人未有四拜之礼，唐李涪《刊误》曰：“夫郊天祭地止于再拜，其礼至重，尚不可加。”今代妇谒姑章，其拜必四，详其所自，初则再拜，次则跪献衣服、文史，承其筐筐，则跪而受之，常于此际授受多误，故四拜相属耳。
《战国策》：苏秦路过洛阳，“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谢”。此四拜之始，盖因谢罪而加拜，非礼之常也。
今人上父母书用百拜，亦为无理。若以古人之拜乎，则古人必稽首然後为敬，而百拜仅宾主一日之礼，非所施于父母；若以今人之拜乎，则天子止于五拜，而又安得百也？此二者过犹不及，明知其不然而书之，此以伪事其亲也。
洪武三年，上谕中书省臣曰：“今人书札多称顿首再拜百拜，皆非实礼。其定为仪式，令人遵守。”于是礼部定仪，凡致书于尊者称“端肃奉书”，答则称“端肃奉复”；敌己者称“奉书”、“奉复”；上之与下称“书寄”、“书答”；卑幼与尊长则曰“家书敬复”；尊长与卑幼则曰“书付某人”。
○九顿首三拜九顿首出《春秋传》；然申包胥元是“三顿首”，未尝九也。杜注：“《无衣》三章，章三顿首。”每顿首必三，此亡国之余，情至迫切，而变其平日之礼者也，七日夜哭于邻国之庭，古人有此礼乎？七日哭也，九顿首也，皆亡国之礼也，不可通用也。
韩之战，秦获晋侯，晋大夫三拜稽首。古但有再拜稽首，无三拜也。申包胥之九顿首，晋大夫之三拜也。
《楚语》：“椒举遇蔡声子，降三拜，纳其乘马。”亦亡人之礼也。
《周书·宣帝纪》：“诏诸应拜者皆以三拜成礼。”後代变而弥增，则有四拜。不知天元自拟上帝，凡冕服之类十二者皆增为二十四，而笞棰人亦以百二十为度，名曰“天杖”，然未有四拜。
○东向坐古人之坐以东向为尊，故宗庙之祭，太祖之位东向。即交际之礼，亦宾东向而主人西向。
《新序》：“楚昭奚恤为东面之坛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请就上位’”是也。《史记·赵奢传》言：“括东向而朝军吏。”《田单传》言：“引卒东乡坐，师事之。”《淮阴侯传》言：“得广武君，东乡坐，西乡对，师事之。”《王陵传》言：“项王东乡坐陵母。”《周勃传》言：“每召诸生说士，东乡坐，责之趣为我语。”《田传》言：“召客饮，坐其兄盖侯南乡，自坐东乡，以为汉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挠。”《南越传》言：“王太後置酒，汉使者皆东乡。”《汉书·盖宽饶传》言：“许伯请之，乃往，从西阶上，东乡特坐。”《楼护传》言：“王邑父事护。时请召宾客，邑居樽下，称贱子，上寿。坐者百数，皆离席伏。护独东向正坐，字谓邑曰：‘公子贵如何？’”《後汉书·邓禹传》言：“显宗即位，以禹先帝元功，拜为太傅，进见东向。”《桓荣传》言：“乘舆尝幸太常府，令荣坐东面，天子亲自执业。”
此皆东向之见于史者。《曲礼》：“主人就东阶，客就西阶。”自西阶而升，故东乡；自东阶而升，故西乡。而南乡特其旁位，如庙中之昭，故田以处盖侯也。
《孝文纪》：“西乡让者三，南乡让者再。”注：“宾主位东西面，君臣位南北面。”是时群臣至代邪上议，则代王为主人，故西乡。
《旧唐书》：卢简求子汝弼为河东节度副使，“府有龙泉亭，简求节制时，手书诗一章在亭之西壁。汝弼复为亚帅，每亭中燕集，未尝居宾位西向，俯首而已。”是唐人亦以东向为宾位也。
○坐古人席地而坐，西汉尚然。《汉书·隽不疑传》：“登堂坐定，不疑据地曰：‘窃伏海滨，闻暴公子威名旧矣。’”是也。
古人之坐皆以两膝著席，有所敬，引身而起，则为长跪矣。《史记·范唯传》言：“秦王踢而请”，“秦王复跽”。而褚先生补《梁孝王世家》：“帝与梁王俱侍坐太後前，大後谓帝曰：‘吾闻殷道亲亲，周道尊尊，其义一也。’帝跪席举身曰：‘诺。’”是也。《礼记》：“坐”皆训“跪”，《三国志》注引《高士传》言：“管宁尝坐一木榻，积五十馀年，未尝箕股其榻上，当膝处皆穿，”以此。
○土炕北人以上为床，而空其下以发火，谓之炕。古书不载。
《左传》：“宋寺人柳炽炭于位，将至则去之，”《新序》：“宛春谓卫灵公曰：‘君衣狐裘，坐熊席，奥隅有灶。’”《汉书·苏武传》：“凿地为坎，置カ火。”是盖近之，而非炕也。《旧唐书·东夷高丽传》：“冬月皆作长坑，下然偏火以取暖。”此即今之上炕也，但作“坑”字。
《水经注》：“士垠县有观鸡寺，寺内有大堂甚高，广可容千僧。下悉结石为之，上加涂暨，基内疏通，枝经脉散。基侧室外四出暴火，炎势内流，一堂尽温。”此今人暖房之制，形容尽之矣。
○冠服《汉书·五行志》曰：“风俗狂慢，变节易度，则为剽轻奇怪之服，故有服妖。”余所见五六十年服饰之变亦已多矣，故录其所闻以视後人焉。
《豫章漫钞》曰：“今人所戴小帽以六瓣合缝，下缀以檐如詹。阎宪副闳谓予言，亦太祖所制，若曰‘六合一统’云尔。杨维桢廉夫以方中见太祖，问其制，对曰：‘四方平定中。’上喜，令士人皆得戴之。商文毅用自编民，亦以此中见。”《太康县志》曰：“国初时，衣衫褶前七後八。弘治间，上长下短，褶多。正德初，上短，下长三分之一，士夫多中停。冠则平顶，高尺余，士夫不减八九寸。嘉靖初，服上长下短，似宏治时。市井少年帽尖长，俗云边鼓帽。弘治问，妇女衣衫仅掩裙腰，富者用罗缎纱绢织金彩。通袖裙，用金彩膝衤阑。髻高寸余。正德间，衣衫渐大，裙褶渐多，衫唯用金彩补子，髻渐高。嘉靖初，衣衫大至膝，裙短褶少，髻高如官帽，皆铁丝胎，高六七寸，口周回尺二三寸余。”
《内丘县志》曰：“万历初，童子发长犹总角，年二十余始戴网。天启间，则十五六便戴网，不使有总角之仪矣。万历初，庶民穿卷ヒ，儒生穿双脸鞋，非乡先生首戴忠靖冠者不得穿厢边云头履。至近日，而门快舆皂无非云履，医卜星相莫不方中，又有晋巾、唐巾、乐天巾、东坡巾者。先年，妇人非受封不敢戴梁冠、披红袍，系拖带，今富者皆服之，又或著百花袍，不知创自何人。万历间，辽东兴冶服，五彩炫烂，不三十年而遭屠戮，兹花袍几二十年矣，服之不＇1234＇，身之灾也。兵荒之咎，其能免与！”
○衩衣《通鉴》：“唐僖宗乾符元年，王凝、崔彦昭同举进上，凝先及第，尝衩衣见彦昭。”衩，楚懈反。《广雅》：“梢衤吉衽谓之衤贵衩，一曰衤衣。”李义山诗：“芙蓉作裙衩。”又曰：“裙衩芙蓉小。”
○对襟衣《大祖实录》：“洪武二十六年三月，禁官民步卒人等服对襟衣。惟骑马许服，以便于乘马故也。其不应服而服者罪之。”今之罩甲即对襟衣也。《戒庵漫笔》云：“罩甲之制，比甲稍长，比袄减短。正德间，创自武宗。近日士大夫有服者。”按《说文》：“无袂衣谓之衤。”赵宦光曰：“半臂衣也。武士谓之蔽甲，方俗谓之披袄。小者曰背子。”即此制也，《魏志·杨阜传》：“阜尝见明帝著帽披缥绞半袖，问帝曰：‘此于礼何法服也？’”则当时已有此制。○左衽宋周必大《二老堂诗话》云：“陈益为奉使金国属官，过滹沱光武庙，见塑像左衽。”岳珂《程史》云：“至涟水，宣圣殿像左衽。泗洲塔院设五百应真像，或塑或刻，皆左衽。”此制盖金人为之，迄于明初而未尽除。其见于《实录》者，永乐八年抚安山东给事中王释之奏，宣德七年河南彰德府林县训导杜本之奏，正统十三年山西绛县训导张斡之奏，屡奉明旨而未即改正。
《丧大记》：“小敛大敛，祭服不倒，皆左衽。”注：“左衽，社乡左，反生时也。”正义曰：“衽，衣襟也。生乡右，左手解，抽带便也。死则襟乡左，示不复解也。”
○行┮《诗》：“邪幅在下。”笺云：“邪幅，如今行滕也。逼束其胜，自足至膝。”《左传》：“带裳幅舄。”注同。亦作“Τ”。《礼记》：“Τ屡著綦。”《释名》：“Τ所以自逼束，今谓之行┮，言以裹脚，可以跳腾轻便也。”《战国策》：“苏秦赢┮负书担囊。”《吴志》：“吕蒙为兵作绛衣行。”《旧唐书》：“德宗入骆谷，值霖雨，道涂险滑，卫士多亡归朱Г。东川节度使李叔明之子升及郭子仪之子曙、令狐彰之子建等六人，恐有好人危乘舆，相与啮臂为盟。著行┮钉鞋，更上马，以至梁州，它人皆不得近。及还京师，上皆以为禁卫将军，宠遇甚厚。”
古人之袜大抵以皮为之。《春秋左氏传》注曰：“古者臣见君解袜，既解袜，则露其邪幅，而人得见之，《采菽》之诗所以为咏。今之村民往往行┮而不袜者，古人之遗制也。吴贺邵为人美容止，坐常著袜希见其足。”则汉魏之世不袜而见足者多矣。
○乐府乐府是官署之名。其官有令，有音监，有游徼。《汉书·张放传》：“使大奴骏等四十余人，群党盛兵弩，白昼人乐府，攻射官寺。”《霍光传》：“奏昌邑王，大行在前殿发乐府乐器。”《续汉书·律历志》：“元帝时，郎中京房知五声之音，六十律之数，上使太子太傅韦玄成、谏议大夫章杂试间房于乐府。”是也。後人乃以乐府所采之诗即名之曰“乐府”，误矣，曰“古乐府”尤误。○寺寺字自古至今凡三变。三代以上，凡言寺者皆奄竖之名，《周礼》：“寺人”注：“寺之言侍也。”《诗》云“寺人孟子”，《易》之“阍寺”，《诗》之“妇寺”，《左传》：“寺人貂”，“寺人披”、“寺人孟张”、“寺人惠墙、伊戾”、“寺人柳”、“寺人罗”，皆此也。自秦以宦者任外廷之职，而官舍通谓之寺。
汉人以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为九寺。又变而浮屠之居，亦谓之寺矣。
○省十三布政使司，今人谓之十三省者，沿元之旧而误称之也。元时为行中书省者十一：曰辽阳等处，日镇东，曰陕西等处，曰四川等处，曰河南江北等处，曰云南等处，曰江浙等处，曰江西等处，曰湖广等处，曰甘肃等处，日岭北等处。国初沿元制，立行中书省。洪武七年，以京畿、应天等府直隶六部，改行中书省为布政使司，今当称十三布政使司，不当称省。
○官受杖撞郎之事始于汉明，後代因之，有杖属官之法。曹公性严，椽属公事往往加杖。宋刘道锡为广州刺史，杖治中苟齐文垂死。魏刘仁之监作晋阳城，杖前殷州刺史裴珍、并州刺史王绰。隋文帝诏诸司论属官罪，有律轻情重者，听于律外斟酌决杖。燕荣为幽州总管，元宏嗣除长史，惧辱，固辞。上知之，敕荣曰：“弘嗣杖十已上罪皆奏闻。”荣忿曰：“竖子何敢弄我！”乃遣弘嗣监纳仓粟，扬得一糠一批皆罚之，每笞不满十，然一日中或至三数。杜子美《送高三十五诗》：“脱身簿尉中，始与捶楚辞。”唐时自簿尉以上即不加捶楚，优于南北朝多矣。《黄氏日钞》：“读韩文公《赠张公曹诗》云：‘判司卑官不堪说，未免捶楚尘埃间。’然则唐之判司，簿尉类然与？”然唐人之待卑官虽严，而卑官犹得以自申其法，如刘仁轨为陈仓尉，擅杀折冲都尉鲁宁是也。我朝判司簿尉以待新进士，而管库监当不以辱之，视唐重矣。乃近日上官苦役苛责甚于奴仆，官之辱，法之屈也，此事关系世道。
唐自兵兴以後，杖决之行即不止于簿尉。张镐杖杀豪州刺史闾丘晓，严武杖杀梓州刺史章彝，韩皋杖杀安吉令孙，柳仲郢杖杀南郑令权奕。刘晏为观察，自刺史六品以下得杖而後奏，则著之于令矣，《宋史》：“理宗淳佑二年三月，诏今後州县官有罪，帅司毋辄加杖责。”
《晋书·王传》：“为司徒左西属。檬以此职有谴则应受杖，固辞；诏为停罚，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