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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汉卿青壮年时代，除写出一些市民“喜闻乐见”的剧本外，多着墨于历史人物剧，其中最典型的当属《西蜀梦》和《单刀会》。
《西蜀梦》是讲关羽、张飞被害后的鬼魂复仇故事，两个幽魂共去迢迢蜀地见大哥刘备，共同商议复仇大计，要“杀得那东吴（孙权）家死尸骸堰住江心水，下溜头淋流热血汁”，高呼着“杵尖上排定四颗（仇人）头，腔子内血向成都市里流”，整出戏里的对白和唱辞，激愤幽沉，杀气重重，戾暴之语随处可见。这些，皆是那个残酷时代的烙印。
金朝末年以来，“数千里间，人民杀戮几尽，其存以户口计，千百不一余……（幸免人民）多转徙南北，寒饥路隅，甚至髠钳黥灼于臧获之间者皆是也”，蒙古人在战争中所犯的残暴罪行，令人发指，不可胜数。屠戮成风之下，人民百不遗一，致使“遗民心胆破，讳说战争初。”至于中国北方的昔日大儒世家，更是沦落到后世子弟成为文盲“犬与猪”的悲惨境地。擅画梅花的元代大画家王冕有《冀州道中》一诗，真实表现了他路上所遇一个世代书香家庭而子孙已经目不识丁的状况：
我行冀州路，默想古帝都。水土或匪昔，禹贡书亦殊。
城郭类村坞，雨雪苦载涂。丛薄聚冻禽，狐狸啸枯株。
寒云着我巾，寒风裂我襦。盱衡一吐气，冻凌满髭须。
程程望烟火，道傍少人居。小米无得买，浊醪无得酤。
土房桑树根，仿佛似酒垆。徘徊问野老，可否借我厨？
野老欣笑迎，近前挽我裾。热水温我手，火炕暖我躯。
丁宁勿洗面，洗面破皮肤。我知老意仁，缓缓驱仆夫。
窃问老何族？云是奕世儒。自从大朝来，所习亮匪初。
民人籍征戍，悉为弓矢徒。纵有好儿孙，无异犬与猪。
至今成老翁，不识一字书。典故无所考，礼义何所拘？
论及祖父时，痛入骨髓余。我闻忽太息，执手空踌蹰。
踌蹰向苍天，何时可能苏？饮泣不忍言，拂袖西南隅。
由此可见，金宋的汉族遗民悲伤沉郁之下，内心之中仍然抑制不住勃勃复仇的怒火。一切的一切，只能以戏剧形式得以渲泄。报仇雪恨与至死不屈，皆被关汉卿移植于剧中主人公身上，浓墨重彩地塑造他心中百折不挠的大英雄。
除《西蜀梦》以外，关汉卿最成功的历史剧本还有《单刀会》。亡国亡天下之余，汉族士庶苦闷的心中，只能把精神寄托于昔日的英雄豪杰身上，以他们的刚烈勇猛投射心中映像。阶级仇，民族恨，平素口中道不得，只能借戏中人物一展雄豪。因此，关老爷单刀赴会，在关汉卿笔下千锤百炼，终于成为脍炙人口的不朽传说。不管敌营“千丈虎狼穴”，只要凭关羽“大丈夫心烈”，无视“大江东去浪千叠”，好男儿只“引着数十人驾着这小舟一叶”，手持单刀，长髯飘洒，潇洒无畏地直赴“鸿门宴”。至今，笔者仍然记得高中时代背诵《单刀会》中关老爷那一段悲沉慷慨的豪迈唱词：
水涌山叠，年少周郎何处也？不觉的灰飞烟灭，可怜黄盖转伤嗟。破曹的樯橹一时绝，鏖兵的江水油然热，好教我情惨切！这也不是江水，二十年流不尽的英雄血！〔驻马听〕
元成宗‘守成’时代的蹉跌
公元1294年，春正月，二十二日。
再过很多年，假如，假如爱因斯坦“相对论”能从理论付诸实践，那时的人们乘“时光穿梭船”进行“历史漫游”，我想他们肯定在“回视”元朝时，会把飞船的时间设置在1294年春天的那一刻。设定地点：元朝上都。彼时，“历史游客”们躺在飞船舒适的按摩椅上，透过超广角大屏幕，可以观看神奇影像摄录机拍下的历史镜头：
紫檀殿内，香烟燎烧，三名金紫贵臣跪于病榻之前，分别是平章政事不忽木、御史大夫月鲁那颜，以及太傅伯颜。而躺在床上的，是个三百多斤的巨胖男人，他身前股后被厚实的锦被毛毡拥裹，很像一个巨大汉堡包夹着的一颗硕粗无比的香肠。
“历史游客”们见此情景，可能会笑出声来。但是，在场的三个重臣以及宫内角落屏息侍跪的太监、宫女们却愁容满面，彼时彼地，老胖皇帝那渐行渐远的微弱呼吸，几乎使在场所有人喘不过气来。
苍鹰，终于消融于蓝天之中。忽必烈，死了。
并不顺利的继位——元成宗之立
忽必烈死时，其太子真金九年前已经病死。依理，皇位应由真金的儿子来坐。真金有三子，分别是甘麻剌、答剌麻八剌以及铁穆耳。可以先排除一个答剌麻八剌，这个人在圣元二十九年已经病死。当然，蒙古人喜幼子，忽必烈嫡子中最幼者那木罕本来很有机会，但这个王子倒霉，先前他拥兵北去与北边诸宗王打仗时，被手下人捆起当成俘虏礼物“卖了”，地位自然陡落。真金太子死后，他的“进取心”又太盛，引起父皇猜忌，自然完全丧失了做皇储的机会。
元世祖后（察必）像由此，真金太子的长子甘麻剌作为嫡长孙，自然是皇位最佳的继承人——这种观点只是汉儒的观点。甘麻剌与铁穆耳皆由真金太子妃伯蓝也怯赤（又名阔阔真）所生，自小由忽必烈皇后察必抚养长大，封晋王，长期在漠北任方面主帅。忽必烈在真金太子死后，并没有特意立“皇太孙”，可他专门为甘麻剌专立设置“内史府”，似乎是倾向把这位孙子当接班人来培养。但是，真金太子妃阔阔真对长子并没多少感情，她更喜欢幼子铁穆耳。铁穆耳文才武略都不错，曾统军平灭北部诸王乞丹的叛乱。忽必烈死前一年，他“受皇太子宝，抚军于北边”。史书上这种记载，非常可疑。忽必烈生前并没有刻意讲明要立哪个孙子为帝，总体上讲更可能倾向于嫡长孙甘麻剌。所以，他似乎不大可能把“皇太子宝”这样有象征性的印玺交给铁穆耳。
元朝皇位继承如此周折，确实与蒙古人立储制度的不完善有关。蒙古“黄金家族”个个如龙似虎，每位大汗（皇帝）死，即使真有遗旨，也不完全以之为凭，还往往要经过“忽里勒台”这种奴隶制“民主”过程才能生效。由于缺乏“制度”，皇族以及关键大臣在新君推立的过程中就尤显重要。此外，忽必烈正后南必的态度，也很关键。忽必烈原来的皇后察必死后，又以南必为皇后。特别是老皇帝晚年，南必颇预政事。但这个女人似乎政治手腕并不高明，人也不是多么有心计，整本《元史》中，她的传记只有短短五十九个字：
南必皇后，弘吉剌氏，纳陈孙仙童之女也。至元二十年，纳为皇后，继守正宫。时世祖春秋高，颇预政，相臣常不得见帝，辄因后奏事焉。有子一人，名铁蔑赤。
忽必烈病危时，只有不忽木、伯颜与月鲁那颜三个人侍疾，这样一来，南必在老皇帝死后摄政的可能性就降低到零，因为她无法捏造忽必烈的临终遗旨。丞相完泽也对自己无法受顾命很不高兴，他曾对伯颜和月鲁那颜报怨：“我年纪职位均在不忽木之上，国家面临如此大事而不得预闻，真让人郁闷！”伯颜一句话把完泽噎回去：“假如丞相您识虑与不忽木相当，又何至于把我辈劳累成这个样子！”完泽向“准太后”阔阔真告状，这位姑奶奶大怒，召三人前来质问，因为她本人同婆婆南必一样，心里根本不清楚不知道要死的老公公立自己哪个儿子当皇帝。御史大夫月鲁那颜理直气壮：“臣受顾命，太后但观臣等为之。臣若误国，即日伏诛。宗社大事，非宫中所当预知也。”话说得有理有据，阔阔真“然其言，遂定大策”。这一大策，当然就是立铁穆耳为帝。为此，不忽木、伯颜、月鲁那颜实际上与阔阔真不谋而合。丞相完泽虽因不受顾命而气恼，但他本人是真金太子的老部下，只要真金的儿子为帝，无论立哪个，他肯定百分百支持。所以，立储之事，完全是几个大臣和准太后阔阔真导演，“太皇太后”南必反倒没什么事儿了。
说起这位阔阔真，她所以能成为真金太子妃，还有一出类似传奇戏曲的故事。忽必烈壮年时代外出打猎，途中口渴，发现路旁有一个蒙古包，便与从人下马，进去讨马奶酒喝。帐房内，只有一妙曼女子在整理驼茸。见忽必烈等人入帐，这姑娘不慌不忙，不卑不亢，表示说：“我家有马奶酒，但我父母兄弟却不在家，我一女子不能擅自把东西给你们。”忽必烈听此说深觉有理，转身欲去。姑娘又道：“我一人在家，你们自来自去，好像不太妥当，不如稍等一会儿，我父母就回来。”果然，话音甫落，姑娘父母回家，看见贵人到来，马上端上马奶酒招待忽必烈一行人。豪饮狂吃一顿，一行人离开。忽必烈在马上叹道：“如果能娶这样的女子为媳妇，该多好呀！”日后，太子真金到了结婚年龄，不少贵臣荐女，忽必烈皆摇头不允。一位老臣当日与忽必烈打猎，知道皇上意中所属，私下一番“调查”后，上报说那姑娘仍未嫁人。“世祖（忽必烈）大喜，纳为太子妃。”这位姑娘，正是阔阔真。入宫后，阔阔真深得忽必烈夫妇欢心，孝顺尽心，连察必皇后上厕所用的大便纸，阔阔真都会事先每张以面揉搓，“令柔软以进”，小事积成山，老皇帝夫妇不停称道她是“贤德媳妇”。相比之下，南朝皇帝萧衍与李后主亲自削制厕筹及以面揉便纸，他俩的“孝敬”对象是寺庙的大和尚们，难免显得“形而下”了。此外，真金太子病重时，忽必烈来太子宫探视，见床上有用金丝密织的卧褥床具。忽必烈恼怒，斥责太子说：“我一直以为你本性俭素，怎能用这种奢侈之物！”真金太子重病加惶恐，一时不能辩白。阔阔真忙跪下，大包大揽：“平时太子从不敢用如此贵重之物。现在他病重，怕湿气侵体，才用上这种东西。”为使公公消气，阔阔真命宫人立即撤换掉那床大金褥子。凡此种种，皆说明“这个女人不寻常”。
忽必烈崩逝消息发布后，蒙古诸王皆集上都，就等着开大会确立新皇帝人选了。万事俱备，“宣传”方面还有一点不到位：没有传国玉玺。于是，阔阔真又导演关键一幕：她指派御史中丞崔彧献玉玺。据崔彧自己讲，这块玉玺得自“太师国王”木华黎的一个曾孙世德的老婆处。拿到玉玺后，崔彧自己还假装不识字，遍示群臣，大伙传看，汉臣们立刻大叫：“受命于天，既寿永合，这是传国玉玺啊！”于是，崔彧立刻上交阔阔真。阔阔真又当着众大臣们的面，亲自授与铁穆耳，以示天意人望所归。史书记载中虚透这样一种消息：木华黎的曾孙之一世德是个放荡公子，死时家徒四壁，其妻卖家里东西时，正好把这块宝玺卖给了崔彧。世上哪有如此巧事，思忖一下，凡是稍有点智商的人都会想到，这不过是崔御史在阔阔真指挥下与世德老婆演的一出双簧：崔彧得官，世德老婆得钱，铁穆耳得帝位，皆大欢喜。
铁穆耳高兴了，他大哥甘麻剌甘心吗？对此，《元史》中记载矛盾：玉昔帖木儿传中，记载甘麻剌听从玉昔帖木儿劝告，表示说自己愿意对弟弟“北面事之”；但是，伯颜传中，却讲“诸王有违言，伯颜握剑立殿陛，陈祖宗宝训，宣扬顾命，述所以立皇太子（铁穆耳）意，辞色俱厉”，可见“诸王”中最敢最有资格表示异议的，肯定是甘麻剌莫属。上有母后，下有重臣，弟弟已经坐在宝座上，甘麻剌也只改叫“干瞪眼”了。那位手握宝剑吓唬诸王的伯颜不是别人，正是忽必烈时代灭宋的主帅伯颜。
此外，据《多桑蒙古史》记载，诸王大会时，阔阔真见大儿子甘麻剌与小儿子铁穆耳争位，就当即表示：“先可汗（忽必烈）遗命，后人能熟知成吉思汗遗训者，即以大位与之。你二人可各言所知，然后由与会诸王定夺。”铁穆耳善词令，“历数其曾祖遗训，语言详晰。”甘麻剌是个结巴，自然在这种“大专辩论会”上露拙，于是与会诸王一致推戴铁穆耳为帝。这种说法，虽有“参考”价值，但可信性不高，因为阔阔真并未摄政过，她不可能在诸王大会上当“主持”。如果主持，也应该由忽必烈正后南必牵头。
“（元）成宗承天下混壹之后，垂拱而治，可谓善于守成者矣。”从史臣的评价看，元成宗铁穆耳，确是一个无大过失又无大功德的守成之主。他统治期间，最大的“坏事”是对“八百媳妇”用兵，最大的“好事”是因海都死亡而导致北部诸王的乱平。二者相抵，功过相当。
“八百媳妇”——南方又一个陷阱
元成宗坐稳帝位后，几年无大事。大德四年底（公元1301年），身在云南的行省左丞刘深好利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