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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说来只是一座张挂图画的陈列馆）——与没有“影像文化”相对应，我们也没有“美术馆文化”——我们看到，种种优势不在视觉艺术与人文领域，而在奥运会：今日中国，起建几座世界超级水准的奥运会馆绝对比一座同样水准的美术馆重要一千倍。
“体育”与“艺术”无法并列排比，然而国情促使我下意识作出这荒谬的排比，并期待免于荒谬的回答——中国摄影的雄心与荣耀是什么？如果出现像跨栏健将“刘翔”那样杰出的摄影家，我们无比亢奋的民族意识将作何反应？会不会有所反应？
除了我们目睹的现实，没有答案。以下的对照不是答案，但或许不失为一种对照：跨栏比赛有比赛规则，裁判判分有计速秒针；摄影机快门也端赖秒针，但摄影不是比赛，没有规则，没有冠军、亚军与季军，千钧一发间，摁下快门的是摄影家本人，而摄影的光芒与魅力——或如鲍德里亚所言，事物转换为照片的过程有如“完美的犯罪”——乃是每一幅不可替代的照片本身。
这不是一篇论文，而是现状的陈述。我不是摄影家，不是文化研究者。我之敢于谈论摄影，是因摄影深深有教于我——“摄影在中国”的问题，终究是人的问题，教育的问题，人文水准的问题。人的觉醒，教育的品质，人文水准的提升，是真实迎对摄影的前提，而在影像时代，难以想像这觉醒的过程没有摄影的介入，这也是为什么摄影及其问题总是如此固执地迎对着我们。
2004年10月18日
第三部分 教育第13节 教育
“大学之谓，非大楼也，而乃大师之谓也”，故清华梅校长这句话，今拟反读才是——忝为教师未及五年，我既不懂教育，更未做成半件像样的事情。任课之初，写过不少教学计划之类，又为“榜”线边缘起落挣扎的考生写过多份毫无效果的申诉，现在看来，何其天真。以下篇什也是通篇废话，直如梦呓，认真得迹近滑稽，而现时的院校与媒体居然听任我自言自语，无人喝止，自亦无人当真。此可庆幸，亦足堪沮丧。今删削收录，聊供读者一笑。
第三部分 教育第14节 上百年文化命运天灾人祸的总报应
近日感冒，嚏涕交加，泡杯热茶，又得给“交谈版”按期写字了。今次是我末一回在这栏目上胡说，索性借这小小的版面，谈论艺术教育。年内至少有十几封来信指责今日的艺术教育，而我目前的角色正是一名教员。教员又怎样呢，就我所知，关于教育的批评必定无效的，我也不过空谈，唯其空谈，但愿不致被删除吧，以下摘录四位读者的意见——
青岛市一位称我“伯伯”的麟麟说：现在的美术学院高考是不公平的，是一种模式，流水线制造人才，误人子弟。许多启蒙者关注这一问题，但难改中庸，仅是“关注”。湖北的李青雷说：最愤恨的是中国的艺术教育，一边说艺术如何如何，一边又不改革！江苏的立人说：小生不才，承蒙现有的优越的教育制度所赐，暂且无缘接受高等教育……福建的吴晓帆说：我为中国的艺术教育感到悲哀与愤怒。有天才的人总是被那可叹的分数拒之门外。想像力是无法培养的，而艺术最最需要的想像力早已被我们“伟大”的“应试教育”扼杀光了，那些考试真正公平吗？考生中有几个真正钟爱艺术？这个时代的人缺乏梦想与追求，找个好大学，找个配偶，生孩子，再让孩子接受应试教育，浑浑噩噩过一生……学院的教条主义培养出一拨拨所谓美术工作者，但谁是艺术家？
注2001年，贸然答应上海《艺术世界》开办专栏一年，照例不知写什么，于是请读者月月来信，相与闲聊。这里摘取的是最末一期，事后给别家报刊转载，编者存心耸动，取文中一句话为题，沿用如上。今年见《南方周末》一篇质疑“外语教育”的长篇专文，作者的议论比我专业多了，极有说服力，大约三点：一、外语教育的定位与初衷，大可存疑；二、外语教育推行即久，并未奏效；三、外语考试于“教育法”无据。社会上则另有二说，一是个别大学已自行制定相对灵活的外语考试措施，一是国家拟针对不同学科局部改革外语考试制，改以“语言考试”，重视中文检验，外语仅占少数考分，聊供参考云。但以上均属“听说”，无处求证。目下，我所接触的各地艺术学生，一如既往，为外语教育戏耍作弄，苦不堪言。
这几位读者显然都是少年，青春大好，前途无量：“无缘接受高等教育”的立人，电脑来信工整清洁；自称是高中生的吴晓帆，钢笔字相当漂亮，落款加签的英文“YOURFRIEND”，更是龙飞凤舞，比美国孩子的英文书写还风流……偏是这样的岁数，总要叫喊“悲哀”、“愤怒”、“不公平”。他们说得对不对？那是落榜者的怨言吗？他们的际遇能否代表其他人？假如有哪位好学生出面反驳，为当前艺术教育描绘另一幅美好图景，我极愿倾听，但我同情与我交谈过的各地艺术院校校内校外的许许多多年轻人。回国教学以来，我的感受是：90年代艺术学院的教育，远不如80年代，远不如“文革”前十七年，甚至远不如艺术学院全部关闭，但艺术教学并未窒息的“文革”十年——在那些年代，我们对学院无比向往，对艺术满怀信念。中国自“五四”前后创办艺术学院迄今，八十多年过去了，我们的艺术学院从未像今天这样臃肿庞大，像今天这样充斥办学的教条。
许多人士，许多专著，都在诊断中国当代教育的大病，去年北京教育学家杨东平先生送我一本他所编辑的书《我们有话要说》，所有篇幅均对当代教育的种种错失与斑斑恶果，剀切痛陈。然而大病既久，仿佛无病：我确定，那些文字在目下空前“繁荣”，高叫“改革”的教育大局面前，只是风中的杂音。别的科目、大学究竟怎样，我不清楚，以我任教的见闻，现行教育政策强加于艺术学院的种种规章制度，只在变本加厉。变本加厉是为了什么呢，当然，是为了“加速教育改革”、“完善教学管理”、“振兴人文教育”……我猜，杨先生的书，应该更名为“我们无话可说”。
我们无话可说。百年来中国最优秀的艺术家倘若活在今天，正当就学年龄，将会怎样挣扎？——天生下湖南齐白石、安徽黄宾虹，必须在今日“考前班”通过愚蠢的石膏素描与水粉画测试才能获得“国画”本科生准考证；天生下我们的徐悲鸿林风眠，必须呈交超过所谓四级或六级外语考试分数，才能在中国境内报考油画专业——且慢，潘天寿、傅抱石、梅兰芳、于是之、刘诗昆、侯宝林、常香玉、李连杰之流，今天想要求师收徒吗？好！管你是画国画唱京戏演话剧弹钢琴说相声敲大鼓翻筋斗，统统必须考外语！他们的朝气、性情、才华与想像力，是在就学期间不断填满各种学时学分，预备日后的“考研”、“考博”，否则不可能以本科学历换饭吃。徐悲鸿著名的人生信条不是“一意孤行”吗，我们且看他将怎样被今天的现实击得头破血流：这一切仅仅是开始，他们必须交付至少五到十年的青春，编一份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专业履历，明里暗里疏通无数关节人事，有心无心耍弄许多实出无奈的上策下策，才可能混到个“助理”、“副高”、“正高”，住进一居室、二居室、三居室，揣着附有头衔的名片，混得像个人样子。以他们的天资，很可能通过节节考试，但哪来时间专心致志发奋作画？以他们的毅力，很可能照样作品迭出，但所谓“量化管理”要的是表格，不是艺术；以他们的才华，很可能发财致富，但恐怕不是我们所见到的境界；以他们的抱负，或许在行政地位上脱颖而出，但休想对我们口口声声“中华民族”的艺术，乃至文化有所作为；以他们的性格，必定不甘受制，那么，我们试来设想他们在今天会被置于怎样的处境？
所幸都是假设：这些前辈从未身受这等奇罪，别说他们，今天，凡在艺术圈混得开，坐得稳，多多少少有点成就的艺术家，扪心自问，仔细算算，没有一位是90年代艺术学院荒谬森严的教条钳制下出了道而成了功。可怜今天十七八岁的少年儿郎，校门在前，关卡重重，怎么办？！
当今艺术教育的诸多顽疾，罄竹难书。仅就招收新生、录用才俊、晋升教职而不分青红皂白一律考核外语并作裁判依据这一制度论，便是艺术教育的死症——其根由，与什么外语、知识、学问、教育，均不相干，因说来话长，不说也罢，此处余皆不论，单来看看此一死症的乖谬与后果：据说，推行外语教育是为便于同所谓国际“接轨”。以人文艺术学科论，此乃大谬，不值细说。日本与中国，均普及外语教育，日本的“国际地位”有目共睹，然据留日十余年归国任教的设计家陆志诚介绍，日本经已废除人文艺术学科的外语考试。再看天津美院青年教师马树清一例，他说，十年前投考慕尼黑艺术学院时，教授问及德语程度，他只能用德语回答一句：“我不会说德语”，语出，遂当即录取。相似案例，在出国艺术学生中不胜枚举。而英美德法诸国青年若是投考本国艺术学院而非得通过“中文”考核而后始得录取，将成何体统？
据说，掌握外语将有利于同“世界先进学术信息”进行“交流”。此说于理工医科等专业汔无疑义，但证之艺术专业的知识结构与修习规律，则纯属神话，迹近谎言。各门类艺术自有丰富的专业“交流”方式，天生其才，即便文盲或聋哑也竟无妨，古今中外，未曾接受学院教育，甚至丧失某种官能而卓然有成的大艺术家，多不胜数。音韵旋律造型色彩形体舞姿等等，根本就是无国界的“世界语言”，此乃常识，个别艺术家或可借外语略尽辅助之效，但仅属极次要的工具之一，殊不足道，才思敏锐言语犀利如毕加索，毕生不能背全二十六个字母；而在欧陆各大语系中，通晓数国语言原为常态，并非异能。俄国人纳博科夫以英语写作，捷克人昆德拉以法语写作，钢琴家鲁宾斯坦可说五国语言，但其成就必在文才超迈技艺过人，不在掌握语种的多寡，因天下没有一位艺术家凭借外语而能全其天分、成其业绩，此亦毋庸置言的常识。
理工医科等专项外语的语意和语义，规范精确，通行世界，各国学生习而用之，其必要，其效能，无可置疑。然文、史、哲及艺术门类词语，在各国母语中最是难以把握，仅以“艺术”（ART）一词为例，即在欧陆各语系中，因地因时有过多种定义、歧义与变化，译成他国词语后，迄今误解不止，争论不休。中国语文深奥精微，无论文言文白话文还是当今翻译体文字的传授与应用，也以文史哲及艺术类词语为最难，莫说从事创作实践的艺术学生，便是文史专家怕也错谬累累，殊难精而通之，如此，竟苛求千千万万艺术学生以外语作“学术研究”之用，岂非说梦？而国外艺术的大量信息，自有国家高等外语专才专事译介，外语教育若假设艺术家可凭修习外语而直接解读浩如烟海的外语文本，其昧于常理，尤甚于政策制定者的无知。
外语考试制的另一理由倒是出于纯粹“中国国情”。据说国内教育界“关系学”猖獗，有鉴于此，乃特设外语难关遏止之，以正“学术尊严”云。惜乎此举貌似上策，实属下策：如所周知，“国情”历来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外语考试制的严厉实施，无非继续催生更恶劣更精致的应景对付与弄虚作假，亦必先为教条之辈、功利之徒所舞弄。最近北大教授揭一丑闻：该校外语试题制定者的苛酷，达于病态，以至测试美国学生，也竟难倒，译成中文，同样无法解答……而因外语分数是艺术学院考研、考博的最佳敲门砖，全程通行证，多少年纪轻轻的机会主义者索性与外语巧修“关系学”，独以外语高分昂然入学翩然毕业者，在艺术学院司空见惯：“学术”既因“关系学”贬值，又遭投机者公然戏耍，何“尊严”之有？
要之：人文艺术学科外语考试制流弊，非在外语教育，而在政策的依据与制定。回看外语教育的历史，清末民国实属正常而优异，唯尔后独尊俄语，继之一概废除，再是80年代三令五申全面推广，此一矫枉过正的恶性循环，乃发为我们民族忽亢忽卑或拒或从的文化心理并发症。我们且旁看奉英语为“国文”的美国，尚且因各族裔团体持续反对“英语霸权”，至今未敢在国会悍然通过全国统一的英语教材。未来，中国的中小学生却可能拜普及外语教育之赐而朗朗上口说外语，其“学贯中西”之状，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