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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赵文化志-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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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35厘米的铜镜,镜的周围绘重瓣的九瓣莲花。再外便是二十八宿和北斗七星等星宿,环绕着中心莲花作圆周形分布。蔚兰色背景象征天空,星宿却作朱色圆点,每一星座的各星之间以朱色直线相连系。北斗星座在北方,斗柄东指。二十八宿中张在南,虚在北,昴在西,房在东,其余依次排列。二十八宿与中心莲花之间有九颗较大的圆点,其中一颗特大的作赤宣化辽天庆六年墓的星象图(摹本)色,中绘金乌;其余八颗,朱蓝二色各占一半。最外的一层,分布着黄道十二宫图形。各图形分别绘在直径21厘米的圆圈中。它们的位置,白羊宫和娄宿相对,其余各宫顺着钟针动向依次排列一周(见插图)。

  此图以中国古代二十八宿为主,同时吸收了巴比伦天文体系中用人、兽形表示“黄道十二宫”的内容,用中国特色的彩色绘画法描绘而成。二十八宿创立于战国时代,黄道十二宫起源于巴比伦,完成于希腊,由希腊传入印度,后随佛教传入中国。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是中国和西方劳动人民长期积累生产实践经验,分别创立的划分天球的两个体系。此图的发现,为中国天文史的研究增加了新内容,同时也成为了解中西文化交流的珍贵资料。(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博物馆:《河北宣化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第8期。)

  四、郭守敬的天文历法、数学成就

  元朝定都北京,燕赵大地成为全国文化中心的外围。邢台人郭守敬(1231—1316年)在天文历法、数学方面的成就,成为这一时期燕赵文化的杰出代表。

  至元十三年(1276年),元政府设局修定历法,郭守敬、王恂等负责天文观测与历法推算。为了提高历法的精确度,郭守敬提出了“历之本在于测验,而测验之器莫先仪表”的观点,先后改进创制了简仪、高表(即圭表)、浑天象、玲珑仪、仰仪、立运仪、证理仪等10多种仪器。简仪由传统浑仪发展而来,精确度大为提高,使用方便。它的赤道坐标装置,实际上是世界上最早的大型赤道仪,这比西方著名天文学家第谷所发明的类似仪器早300年。简仪上还装置了滚动轴承,减少了主要轮子的转动磨擦,这比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所创的滚筒轴承早两个多世纪。高表高度为传统高表的5倍,测量的精确度在±2毫米之内。仰仪可以观测太阳的位置和日食的时间、时分。郭守敬的仪器仪表制造,将中国古代天文仪器的制造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居于当时世界先进水平。

  至元十六年(1279年),郭守敬组织了大规模的天文观测,在北京、太原、成都等地设立27处观测所,组织17支观测队,对夏至日日影长度和昼夜长短进行观测,同时对二十八宿距星度数等天文常数进行测量。根据观测结果,郭守敬进行了大规模的恒星测量,测出了前人未曾命名的1000余颗恒星,使记录星数从传统的1464增加到2500颗,并编制了星表。西欧到十四世纪文艺复兴前观测星数是1022颗。郭守敬对恒星观测的业绩,体现了当时恒星位置测量的先进水平。

  仪器制造和天文观测,为历法的制定创造了条件。经过一年的艰苦工作,到至元十七年(1280年),郭守敬在吸收前人历法的基础上,加上自己的创新,编制了中国古代最优秀的历法——《授时历》,把古代历法体系推向高峰。《授时历》确定每年为365。2425天,和地球绕太阳一周的实际时间只差26秒,这与现今世界通用的格里历所用值同,而它比格里历的产生早300年。

  《授时历》在日、月、五星运动的推算中创造应用了招差术和弧矢割圆术。所谓招差术,就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根据高阶等差级数的规律导出的一种内插法,《授时历》在计算中用到三次内插法。弧矢割圆术即是将圆弧线段化成弦、矢等直线线段来计算的一种方法,在它们的化算中使用了若干和球面三角术相合的公式。这两种方法的应用使《授时历》在数学计算上超过前人。在计算方法上,《授时历》的突出成就还有废弃繁杂的上元积年法,既使计算趋于简便,又提高了计算的精度;改平气为定气以及采用万分法,避免了复杂的分数运算。

  至元十九年(1282年),王恂去世。当时新历虽已颁行,但许多材料尚未整理出来,郭守敬继续整理定稿。到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郭守敬完成了《推步》、《立成》等长篇天文著作。《授时历》颁行后,在中国实际上施行了360多年,成为中国古代施行时间最长的一部历法。它传到高丽、日本后,对朝鲜和日本的历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国际天文学会等组织为纪念郭守敬的贡献,决定将月球背面的一座环形山和太阳系一颗国际编号为2012的小行星以郭守敬的名字命名。

  五、天元术

  天元术是解决列方程问题的一项成就。在金元之际燕赵出现了一批有关天元术的著作,可惜大多已亡佚了。现今流传下来的最早的有关天元术的著作,便是金元之际的真定(今河北正定)数学家李冶(1192—1279年)所著《测海圆镜》与《益古演段》。《测海圆镜》共12卷,收入170多个问题,都是已知直角三角形中各线段进而求内切圆和旁切圆的直径问题。《益古演段》是天元术的入门著作。在《测海圆镜》序中,李冶认为:“自然之数”正是自然之理的反映,它们是可以探求明白的。在《益古演段》序中,李冶还对轻视数学的思想进行了批判。

天元术中“立天元一为某某”正是“设x为某某”的意思,其方法和现今代数列方程方法相同,只是排列符号不同。天元术的出现,解决了一元高次方程列方程的问题。李冶因其在天元术方面的贡献,被誉为“宋元数学四大家”。



第二节 地理学
  一、《水经注》

  《水经注》是北魏范阳(今河北涿州市)郦道元所著的地理名著。全书约30余万言,共14卷。名义上是注释三国时桑钦所撰地理学专著《水经》,实际是在《水经》基础上的再创造。《水经注》文字比《水经》增加了20多倍,内容非常丰富翔实。

  郦道元,字善长。他的出生年月,史无明文,卒于北魏孝昌三年(527年),年约60岁左右。他一生勤奋好学,注重实地考察。少年时他便随父遍游山东,出任山西、河南等地的地方官后,遍游河南、山西、河北、安徽、江苏、内蒙古等广大地区,所到之处游览名胜古迹,“导图访赜”,“访渎搜渠”,勘察水流地势,积累了丰富的地理知识。在此基础上,他参阅前人著作437种,写出世界名著《水经注》。

  《水经注》是中国第一部综合性地理巨著。它集北魏以前中国舆地图籍之大全,全面、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学术成果。郦道元生活在南北朝分裂的时代,但他视野开阔,眼光远大而又饱含爱国之情,把整个中国不分华夷地作为一个总体对象记述,十分可贵。

  《水经注》记述了全国1252条河流的发源地点、流经地区、支渠分布、古河道变迁等情况,以北方诸水记述最为详细、生动。除记述国内主要河流外,《水经注》还记述了朝鲜的泊贝水(大同江)、印度的新头河(印度河)等外国河流。这样大范围的河流记述,在当时堪称规模空前。除河流之外,《水经注》对古代的城邑、著名的建筑和水利工程的历史变迁作了详细记载。书中记述了中国古代城邑从勘测设计直到建筑竣工的完整资料,尤以平城、洛阳和邺城等大都会的资料为详。《水经注》对历史地名、自然地理也多有记述。书中记载了水名、山名、湖泊名、城邑名等各类地名2万多个,著录温泉41处。书中还对自然地理学中的伏流现象作了符合科学规律的研究。

  《水经注》不仅内容丰富,而且体例新颖。在地理考察和研究中,郦道元深切感到《山海经》、《汉书·地理志》等著作因体裁所限,失之简略,且不能畅达其意。《水经》只记水道,已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因此,郦道元以水系为纲,作《水经注》,详细记述河流流经地区的地形、物产、地理沿革等,尤其对河流分布、渠堰灌溉和城市位置的沿革记述最为详细,而且具有清楚的方向、道里等方位和数量概念。《水经注》以水道为纲,详细记述各地的地理概况,开创了古代综合地理著作的一种新形式。这种综合性描述,既赋予地理描写以时间的深度,又给许多历史事件增加了具体空间的真实感,对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地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现今的城市规划、运河选线、寻找地下水源以及研究气候波动、海岸变迁、港口选择等仍具有现实意义。

  《水经注》以其自身的学术价值,在中国科技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同时《水经注》也是一部具有很高文学价值的山水游记。《水经注》问世以后,人们对它进行专门的研究探讨,以至后来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科——“郦学”。著名学者如全祖望、戴震、杨守敬、王国维等在“郦学”的研究中都取得了显著成就。

  二、贾耽的地理学成就

  唐代地理学家贾耽(729—805年),字敦诗,河北沧州南皮人。一生嗜读地理著作,重视实地考察,注意搜集资料。他在出任鸿月卢卿期间,见到域外使者和出使外域的人,总是热心地向他们询问和搜集各地风俗人情、山川河流、城镇物产和地势关隘等情况。经过30年的学习调查,“是以九州之夷险,百蛮之土俗,区分指画,备究源流”(《旧唐书·贾耽传》)。贾耽凭着自己的渊博知识和爱国热情,先后绘制了关中、陇右、山南九州图和《海内华夷图》,从中国到朝鲜、东京(今越南河内市)、中亚、印度、巴格达的交通图,并撰成《古今郡国道县四夷述》40卷、《皇华四达记》10卷、《关中陇右山南九州别录》6卷、《吐蕃黄河录》4卷。这些著作大多已失传,《海内华夷图》在1137年被缩成《华夷图》和《禹迹图》刻于石上,现存于西安碑林。

  《海内华夷图》是贾耽奉唐德宗命令所制的一幅有很大影响的全国性地图,于贞元十七年(801年)完成。此图注重外域,因此名为华夷图,对边疆地理的研究颇有贡献。全图宽3丈,高3丈3尺,绘在网格上,一寸相当50公里(即1∶1800000)。图的画法师承裴秀“六体”。图中以黑色书写古时地名,以红色书写当时地名,使“今古殊文,执习简易”,这是制图史上的一项创新,为后世历史沿革地图所沿用。

  “安史之乱”以后的唐王朝,国势日趋衰落,当时的陇右(今河西走廊一带)曾被吐蕃侵占,贾耽竭力维护国土的完整,绘制了关中、陇中、山南九州图,“伏以洮、湟旧墟,连接监牧;甘、凉右地,控带朔陲。岐路之侦候交通,军镇之备御冲要,莫不匠意就实,依稀像真”(《旧唐书·贾耽传》)。在《古今郡国道县四夷述》中,贾耽纠正了以往史书中的许多错误,如前地理书以黔州属酉阳,他则改入巴郡。前《西戎志》以安国为安息,他则改入康居等,表明贾耽治学严谨,不愧为古代杰出的地理学家。

  三、《元和郡县图志》

  《元和郡县图志》是唐朝赵州(今河北赞皇)人李吉甫所著的地理名著。此书起京兆府,尽陇右道,凡47镇,40卷。每镇皆图在篇首,冠于叙事之前,并有目录两卷,共42卷。图后代佚失。

  李吉甫(758—814年),宪宗朝大臣,官至宰相。他学识渊博,鉴于以往地理学著作中所存在的缺陷,“尚古远者或搜古而略今,采谣俗者多传疑而失实,饰州邦而叙人物,因丘墓而征鬼神,流于异端,莫切根要”(《自序》),从国家政治、经济和军事管理的需要出发,撰成《元和郡县图志》。此书记述了当时全国10道所属州县的沿革、通道、山川、户口、贡赋和古迹等,成为“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势胜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自序》)的有很大现实意义的地理学著作。

《元和郡县图志》是现存最早的魏晋以来所著述的全国性地理书。它所创图、志配合的体例,是周隋以来志记图经的发展,它与《括地志》的有志无图不同,与《郡国道县四夷述》、《贞元十道录》等为地图附录而成书的情况也有很大差别。它继承和发扬了《汉书·地理志》的传统地理学体系,对后世全国性地志的编纂有很大影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体制最善,后来虽递相损益,无能出其范围”。



第三节 医药学
  燕赵医药学发展较早。河北藁城台西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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