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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人统治燕赵，人民饱尝战争之苦。真大道教的教义深合民心，一时州里田野，各以其所近而从之。受其教戒者，风靡水流，散于郡县。元初兴盛时，奉其教者，西出关陇，至于蜀，东望齐鲁，至于海滨，南极江淮之表。大道教已远远逾出燕赵之域，发展成为全国性宗教。十三世纪末十四世纪初，大道教内部发生内讧，元泰定（1324—1327年）年间便销声匿迹了。
（三）太一教
金天眷年间（1138—1140年），汲郡（今河南汲县）人萧抱珍“传太一三元法箓之术”（《元史·释老传》），创立太一教。太一之祠，起源极其古老。以太一作教名，则从萧抱珍开始。《元史·释老传》称太一教之名源于“太一三元法箓之术”，《重修太一广福万寿宫碑》称太一教“盖取元气浑沦，太极剖判，至理纯一之义也”。元气浑沦，太极剖判，至理纯一之义为太一之含义，太一教之教理源出于此，太一三元法箓则是与太一教教理相应的传教方法，它体现了太一教极重符箓法物的传教特点。
萧抱珍创教之初，“郡以仙圣所授秘箓济人，祈禳诃禁，罔不立验。天眷初，其法大行”。《重修太一广福万寿宫碑》，引自陈垣著《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第112页。萧抱珍弟子赵州（今河北赵县）人侯澄，深得其师之法，在赵州真定建太一堂，奉持香火，以符药济人。其子侯元仙继承父业，死后火葬时，送葬者几万人。太一教第二祖被金世祖召至燕京，任天长观住持，不满一月，太一教徒在天长观内已容纳不下，不得不挤在观外。金末元初，北方动荡，人们纷纷信奉太一教。六祖萧全佑在大都与文人名士密切交往，颇有声誉，至元十七年（1280年），元世祖赐以承化纯一真人名号。太一教势力迅速发展，东起山东，西至陕西，北至哈剌和林，几乎遍及整个江北地区。
太一教以老子思想为教旨，认为“弱者道之用”，又倡导人伦品行，笃守孝道。太一教与全真教、大道教的不同，便在于太一教极重符箓，以巫觋之术御世。因此，传至第七祖以后，太一教逐渐与正一派合流。
四、名山、宫观、经幢
道教名山、宫观、经幢，是道教发展传播的历史见证。道教自其产生之日起，便在燕赵有着广泛影响，因此，道教宫观、名山、经幢等遍布燕赵大地。
（一）北岳恒山
道教徒的信仰之一便是得道成真，出世成仙。神仙所居世界，便谓洞天福地，河北省曲阳县恒山被称为“第五小洞天”。《道藏辑要·岳渎名山记》载：北岳住有岳神安天王，领仙官、玉女几万人治理此地。《恒山志》载，西汉名士茅盈18岁（前127年）在恒山修道，返家后隐居句曲山（在今江苏句容），被尊为茅山派祖师。被传为八仙之一的张果（亦称张果老）也曾修道恒山。清顺治中，祭北岳恒山之地才改为山西浑源县。在恒山上，存有纯阳宫、九天宫、白云洞、果老岭、望仙亭、会仙府等道教遗迹，这些遗迹现已成为北岳恒山的著名景点。
（二）宫 观
宫观为道士修道、祀神、举行宗教仪式的专门场所。太平道称为“茅室”、“幽室”、“精舍”、“靖舍”等，五斗米道则称为“静室”、“靖”、“草屋”等。唐初称观，唐宋以后，道教“宫观”之称基本定型。金元以后，全真派融合三教，亦称其修道场所为“庵”、“堂”。
燕赵大地的道教宫观，隋代以前所建基本已不存在。唐代崇尚道教，在燕赵兴建天长观（北京）、开元观（河北邢台市）、龙兴观（河北易县）、天庆观（河北定州市）等重要道观。宋代，燕赵建有总玄观（河北曲阳）、九峻观（河北唐县）、北极层观（河北安新）、清虚观（河北栾城）等。金元时期，新道教宫观遍布燕赵，全真教宫观占十之七八，长春宫成为全国最著名的全真教宫观。大道教在大都（今北京市）南城建有天宝观、玉谷观，在平谷（今北京属县）建延祥观，在房山（今北京）建隆阳观。太一教在赵州（今河北赵县）建太清观、真定（今河北正定）建迎祥观。元明清时期，新道教与正一派在燕赵建有许多道观，现存道观大多为明清建筑。在众多道观中，北京白云观是最著名、最具代表性的道教宫观。
白云观坐落于北京西便门外，是全国著名道观，启建于唐代开元年间，当时称作天长观。十二世纪金军攻取燕京，此观被毁，金大定十四年（1174年）重建，先后称为“十方大天长观”、“太极宫”。元代改称“长春宫”。明初扩建，更名白云观。
白云观建筑格局以八卦方位布局，以子午线为中轴，座南朝北，主要殿堂位居中路，东西两路对称安排四合院落。中路主要建筑入山门分为五进，有灵官殿、玉皇殿、七真殿、丘祖殿、三清阁和四御殿。山门有三洞，象征天神、地祗、人鬼三界，走入山门，意味跳出三界，步入仙境。白云殿中心建筑为丘祖殿，殿堂下埋葬丘处机的遗骨，道教称为“仙蜕”。七真殿，供奉着王喆和其七大弟子。最北端的双层楼阁，上层为三清阁，下层为四御殿。三清阁供奉三位尊神，即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四御殿内设经坛和各种法器、经书，每逢重要祀典，要在这里做隆重道场。四御殿东有“抱元洞府”，西是“会仙福地”，均为道士修炼之处。其中元长殿又叫六十甲子堂，殿内奉祀道教六十位星宿神，诸神以天干、地支循环相配而命名，每年有一神值宿，60年一轮。白云观的山门殿堂、亭台楼阁、园庭回廊，都充分体现了道教思想。全真派实行丛林制度，道众共聚一处，推选贤者管理。全真派重要传人丘处机、王常月都常住于白云观，死后皆葬于白云观，因此，白云观被尊为天下第一丛林。
（三）经 幢
燕赵之域所存道教经幢有邢台道德经幢和易县道德经幢，易县道德经幢最为著名。
唐代，玄宗崇尚道教，开元二十一年（733年），亲注老子《道德经》，颁之全国，下诏要求“士庶家藏一本，劝令习读，使知指要”（《龙角山记·唐明皇诏下庆唐观》），并命各州县镌刻道德经幢，供人颂读。易县与邢台的道德经幢便是此历史背景下的产物。
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易州刺史兼高阳军史田仁琬奉玄宗之命，在易州开元观督建道德经幢，并请当时大书法家苏灵芝书丹，镌刻唐玄宗的《道德经》注本，这便是著名的“易县唐玄宗注道德经石幢”。经幢位于易县城内龙兴观旧址，高约6米，分为幢座、幢身和幢顶三部分。幢座为一石雕仰莲，幢身为汉白玉雕造而成，竖立仰莲幢座之上为八角形柱体，主要雕刻为唐玄宗注《道德经》。幢体上为一莲宝盖，其上为幢顶，呈屋顶状，八角形，用一巨大青石雕成，雕有脊、瓦垅、檐板、飞檐和檐椽，角梁之下有斗拱承托。造型简朴，典雅美观。
易县道德经幢是全国保存较好、形体较大的道德经幢，它对校译老子《道德经》，研究唐代道教及其有关问题，都具有重要价值。
邢台道德经幢是开元二十七年（739年）邢州刺史李质遂所立。“文革”时期遭破坏，现仅存两块幢体，字迹清晰可辨，存于邢台市南长街办事处后院内。
第二节 佛教
创始于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后，在燕赵有广泛影响。中国佛教的诸多流派如成实、涅槃、毗昙、净土、律宗、禅宗、华严宗等在燕赵均有流传。成群的佛寺，高耸的佛塔，是佛教文化在燕赵大地广为流传的历史见证。
一、佛教在燕赵的传播
（一）佛教的传入
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国。十六国时期龟兹僧人佛图澄来到邺城，受到石勒、石虎尊崇，佛教自此开始在燕赵大规模传播，“中州胡晋，略皆奉佛”，“皆营造寺庙，竞相出家”（《高僧传·佛图澄传》）。佛图澄前后门人近万人，所历州郡，兴建佛寺893处，邺城成为北方佛教传播中心。
佛教传入不久，燕赵便出现两位著名僧人。道安（312—385年），本姓卫，常山扶柳（今河北冀州市）人，佛图澄弟子。道安一生总结前人译经，撰写《经录》，为佛教寺庙定立规制，划一僧人姓氏，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竺道生（355—434年），俗姓魏，巨鹿（今河北平乡）人。幼年从竺法汰出家，改姓竺。曾游学庐山，受业于僧伽提婆门下，后入长安，拜鸠摩罗什为师。竺道生一生翻译、著述颇多，他所提出的“顿悟成佛说”在中国佛学思想史上影响长达数百年。
东魏北齐时，佛教传播很快。不仅帝王信佛，清河崔氏、赵郡李氏、范阳卢氏、河间邢氏、勃海刁氏等世家大族也都信奉佛教，南北响堂寺、雀离佛寺等著名寺院相继建立。据《大唐内典录·历代三宝记》所载，邺城内寺观达4000所，僧尼8万人，佛教极盛一时。
（二）隋唐佛教与临济宗的创立
隋唐时期，燕赵佛教发展较快。隋文帝大力提倡佛教，开皇元年（581年），“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佛像”，京师、并州、相州等地“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靡……”（《隋书·经籍志》）。唐代，燕赵佛教继续发展，各宗各派，名目繁多。唐朝后期，禅宗分为南北二派，不久南派又分为临济、曹洞、沩仰、云门、法眼五宗。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临济宗始创于燕赵。
慧能六传弟子义玄，受法于洪州黄檗山希运，唐大中八年（854年），他来到镇州（今河北正定），在滹沱河边建立临济院，广接徒众，创立临济宗。咸通八年（867年），义玄圆寂，敕谥慧照禅师。慧然辑录他的语要为《镇州临济慧照禅师语录》一卷，简称《临济录》。
临济宗“应机”多用“棒”与“喝”，棒打喝斥成为其交流某种道理的中介，时称“棒喝”。义玄接引学人，有三玄、三要、四料简之法。三玄即“体中玄”、“句中玄”、“玄中玄”，三要与三玄配合，指示言说不失本宗的要点。义玄把三要三玄的理论基础概括为“得意记言”。“我有时夺人不夺境，有时夺境不夺人，有时人境俱夺，有时人境俱不夺”为四料简，意思是说义玄的言说全在临机发挥，没有定规，但并不因此迷失本宗。义玄的宗旨，便是打破一切枷锁，他认为，佛即是心清净，法就是心光明，道则是所思所行“处处无碍”。因此，真正的学道人“且要自信，莫向外觅”，作一个不受人惑的人。义玄号召“向里向外，逢着便杀；逢佛杀佛，逢祖杀祖，逢罗汉杀罗汉”。禅宗反对偶像，轻视教条的风气，至此达到顶端。
因临济宗不需要繁琐经典，也无须苦修，而是“直指人心见佛性”，“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因此流传日广，元、明、清时期，临济宗以绝对优势在汉地佛教中占据统治地位。南宋时，临济宗传入日本，在日本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藏传佛教
公元七世纪左右，佛教传入西藏，此后，佛教与西藏地方宗教结合，形成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
窝阔台继任蒙古大汗时期，蒙古军进入西藏地区，而藏传佛教却开始传入蒙古地区。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在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东）称大汗后，封藏传佛教萨迦派首领八思巴为国师，命其统天下释教事务。1264年，忽必烈自开平迁都燕京，于中央设总制院，以“掌天下释教僧徒及吐蕃之境而治之”，任命国师八思巴领总制院事。同年秋，忽必烈从八思巴受佛教秘密戒，正式皈依藏传佛教。蒙古后妃、皇子和诸王、贵戚等接踵灌顶受戒。1269年，八思巴被封为帝师。忽必烈在燕京称帝后，更加热情地扶植藏传佛教，在大都、中都开平、上都和林等地，大量兴建佛教寺院，八思巴在大都举行盛大法会，藏传佛教在燕赵地区迅速传播。
明代，皇室提倡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在京畿地区继续发展。永乐晚年，“在京僧寺，多有番僧”。武宗、神宗之世，尤宠藏僧，京师诸寺法王至禅师437人，喇嘛诸僧789人，亲近武宗的番僧与权贵结成一伙，以兴佛寺，“瑙宫佛阁，外省直纵佳丽，不及长安（指北京）城十之一二”（《广志绎》）。
十六世纪中叶，藏传佛教的最大教派格鲁派（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