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锄耕、谷物种植，有了家畜饲养、渔猎采集，有了原始的葬俗、祭祀、求美的意识形态。
六、细石器文化
原始人类社会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有逐渐缩小的趋向，在石器的制作方面，打制与琢制的加工工艺水平较之旧石器时代已有了很大提高，石器以细小石器为主，如石核、石叶、尖状器和刮削器等都开始出现了。典型的细石器大约出现于旧石器时代的末叶，而盛行于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细石器的制作，是为了适应复合工具的特殊需要而产生的一种工艺技术，其典型代表为细石叶及其所由剥离的母体——细石核。石核有船底形、楔形、扁锥形、圆锥形、圆柱形等；石叶片多加工为刮削器——短刮器、圆头刮器、复刃刮器和双边刮器等。
细石器的起源，从世界考古来说，有欧洲说、西伯利亚说、蒙古说和中国华北说。以华北说最为有力。在华北旧石器时代遗址里，就发现有细石器的存在，如周口店第1地点和第15地点、内蒙古萨拉乌苏河、山西朔县峙峪、河南安阳小南海等遗址。其中的若干石器已具备了细石器的雏型。旧石器时代末叶的河北阳原虎头梁和山西沁水下川都出现了典型的细石器，后来形成为一种主要的工艺传统。在华北旧石器晚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以细石器传统为代表的中石器文化，后又发展成不同的支系：一支即谓“细石器文化”，广泛分布于中国东北、内蒙古和新疆一带，并借东北走廊远播于东北亚和南北美洲；一支在黄河流域继续发展成为以农业经济为主的新石器文化，残留有细石器；一支分布在中国西南到华南一带。由于地域环境的不同，自然显现于经济方式和文化面貌上，也存有较大的差异，但在细石器传统上，则可说同源于华北。如在赤峰古人类文化遗址中，除发现细石器外，还存有彩陶一类的遗物，具有浓厚的中原文化因素，这说明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与邻近地区的文化互相影响导致出现了复杂的文化面貌。
从中国北方古文化地域看，细石器文化所显现的经济生活是多方面的，出现了渔猎、畜牧狩猎和农业兼畜牧狩猎等方式，但无论以哪种经济为主，采集都占一定的比例。考古界一般认为，渔猎和畜牧是“细石器文化”的主要经济，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和中原文化北移的影响，长期定居的农业经济，在中国北方地区也发展起来，如在内蒙古赤峰红山和巴林左旗富河沟门古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稠密的房址分布，就是这种长期定居并从事农耕的生活反映。
从燕赵的广大地域看，细石器文化在北部地区延续的时间较为久长，从辽宁西部和河北北部的情况来看，在宁城南山根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已进入青铜时代）和夏家店上层文化（已属早商文化）中，仍发现有少量的细石器石片和刮削器，在小榆树林子遗址发现了刮削器，在北票丰下遗址发现了镞、尖状器、刮削器、石片等，在河北大厂大坨头遗址也发现了上述细小石器。这说明到了与中原商周相当的青铜器时代，这里的细石器传统仍然存在，这自然可视为以渔猎和畜牧经济的需要而保有的文化遗存。处于燕赵南部的黄河流域，在新石器时代已形成为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文化，后来发展为辉煌的青铜文化，没有形成以细石器为主要特征的文化，细石器较快地消失了。
总之，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中石器时代形成的细石器传统，最初源于华北，影响波及到中国广阔地区及东北亚、南北美一带，这一工艺传统，在古人类石器史上，代表了古代人类劳动创造的共同财富，反映了人类在文化交流上的密切联系。它的使用和发展在时空跨度上之所以那么悠久广阔，主要是适应渔猎、畜牧经济的存在和需要。
总观燕赵大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从考古学区分看，在河北平原有磁山文化、仰韶文化，滦河流域有兴隆洼文化，辽西有红山文化，辽中有新乐文化等，这些不同区域的文化，从经济形态上和自然区划联系起来，大体可分属于平行三大区域：燕山以北及辽西地区，为原始的农耕兼渔猎经济，辅之以在山林中的采集，其代表文化为兴隆洼及其以晚的文化；冀中以北包括拒马河、洋河及永定河下游，原始经济是以农耕为主兼有南北混合农牧经济，代表文化是南阳庄文化（后岗一期仰韶文化）；冀中冀南属中原新石器文化，为原始农业部落聚居区，其代表文化是磁山文化和仰韶文化诸类型。这些不同区域的经济文化，构成了8000—5500年前中国北方古代文明的重要环节。这里要着重指出的是，距今7000多年的磁山人，是一从事以栽培粟为主的谷作文化原始部落，农业经济色彩十分明显，磁山文化遗址被农业史学家誉为谷子的故乡，它的影响之广大，在人类进化史上地位之突出，都是有不可估量的历史价值的。
燕赵地域文化步入青铜时代，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出现，其分布范围在辽西、旧热河区，直至冀中的拒马河、永定河流域。这一文化的早期与冀南龙山文化相近，晚期则进入到早商文化，中间包括了整个夏代，原始社会逐步解体了，中华古文明进入到奴隶制社会。这时燕山南北中原华夏族与北方兄弟民族在这里汇聚交融，在燕赵大地上，更创造出了辉煌的、灿烂多采的殷商和周燕文化。
第二章 民族融合
中华民族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集合体，多元一体是中华民族的显著特点。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的形成、发展和稳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全国东西南北中，各地域各民族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共同创造了辉煌的中华文明。
燕赵地域处于北方，辽阔广大，燕山南北，长城内外，自远古以来就是北方民族与中原民族交错杂居的地带，各族人民之间的往来，通过各种渠道，在这里汇聚，因此，北方各游牧民族与中原华夏汉族之间两种相互区别而又相互依赖的历史文化，在这里融合。从历史的发展顺序看，先秦时期的戎狄，秦汉时期的匈奴、东胡、乌桓、鲜卑，魏晋北朝时期的柔然、敕勒，隋唐时期的突厥、回纥、奚，五代十国、宋辽金时期的契丹、沙陀、女真，元明清时期的蒙、满等族，都在北方这块土地上，有过形成、发展、壮大和相互融合的历史。“五胡”、辽金在这里有过割据称王的历史，元明清朝则在燕赵的腹地北京建立国都，形成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统治着全中国。因此，燕赵地域民族文化的融合浑成，不能不带有在这种自然地理和历史背景条件下所形成的双重蕴含，即：平原文化与草原文化；农耕文化与畜牧文化；华夏文化与胡族文化；中原文化与北方文化。这是地域民族融合，互吸优长，共同发展的结果，从而使燕赵文化的地域性、民族性和处于全国中心地位的京都文化的皇家气派相互结合，相互影响，不仅显示出燕赵区域民族融合的特征，而且表明了其在中华文明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以及所作出的独特贡献。
第一节 先秦时期北方的戎狄
一、黄帝、尧、舜、禹与猃狁、荤粥
（一）黄帝“北逐荤粥，合符釜山”
猃狁（亦名玁狁、荤粥、獯鬻、薰育、猃允、荤允等，《史记》里猃狁与荤粥并提，《汉书》里则猃允与薰粥并提），为匈奴之先世，从远古的传说时代起，就在中国北方地区活动。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中说，唐虞以上，荤粥就和山戎、猃狁“居于北蛮”。北蛮，即北边。他们是以游牧为生的民族，逐水草而居，迁徙不定，因此，很难确定他们的活动中心方位。概而言之，今陕西北部，山西大部，河北燕山以北，东北辽河以西，大约为他们的活动范围。
黄帝部落由陕西渭水流域（一说初期立国于有熊，今河南新郑县一带），迁至今河北涿鹿的山湾里。在涿鹿阪泉之野，先后和炎帝、蚩尤发生过战争。特别是黄帝与蚩尤涿鹿之战，黄帝族借涿鹿一带的天候地形之利，加之“徵师诸侯”（实为联合各部落首领）的联合力量，大败蚩尤，奠定了尔后华夏族定居中原的基础，当时在中原以外的四周，北有荤粥、猃狁，西有戎族和羌族。
黄帝借助于战争，统一了不少氏族部落，成为中国历史上夏禹以前势力最大的共主。《史记》上说他“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涿鹿、阪泉、釜山，这三大与黄帝伟业相关的要地，均在今河北涿鹿县境内。釜山，地处涿鹿、蔚县间的协阳关要冲之地，这里的山谷隘道，为古代南北的协阳关路。黄帝北逐荤粥后，在这里与各部族首领，结盟统一符契，这是众多部落结盟的大联合，也是众多部落屈尊于一个“共主”的初步统一。这一举措，无疑是当时的一项重大政治活动。黄帝在涿鹿山湾所营之邑，可看作是他东迁后在这里立脚拓业的根据地。
（二）尧、舜、禹与猃狁、荤粥
从古史记载看，黄帝之后先后践大位的天下共主是唐尧、虞舜和夏禹。他们活动的中心地区，是在中国古代的冀州，后人记述他们的“帝都”均在冀州。《禹贡》未言冀州的四至，史学家顾颉刚在《禹贡注释》中曾说冀州的领域，约为今山西全部，河南的北部，河北的西、北部及辽宁的西部。也有史家认为“冀州之北界当于阴山”。与唐虞夏在这一中土地区相伴随的还有匈奴的先世猃狁、荤粥。史学家吕思勉在《读史札记》中说，其初猃狁、荤粥即在今河北、山西之腹部。梁启超在《史记匈奴传戎狄名义考》中则说，黄帝至尧舜时，荤粥曾占有今陕西之全部及山西之大部，由于尧舜禹起而逐之，才使之受挫北迁，到了“夏殷之衰，国威不振”时，荤粥部族才渐复了唐虞之前的所占之地，这就是后来的戎狄。
尧舜禹既与猃狁、荤粥错居于冀州境内，自然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会有往来、依存和互补的关系，宗亲方面也会存有婚姻的血缘关系。这在后来的古书记载中有所反映。《管子·揆度》就记有尧舜时曾使“大夫散其邑粟与其财物，以市虎豹之皮”——以中原的农产品，与北方山林狩猎者进行物资交流。《墨子·节葬》中则有“尧北教乎八狄，舜西教乎七戎，禹东教乎九夷”之说，这可视为尧舜的教化，波及到猃狁、荤粥。《史记·五帝本纪》载，舜曾言于帝尧：“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幽陵，即幽州。这说明，在尧舜时期，中原与北方在人文习俗方面，彼此都互相影响。
二、夏商与土方、？方和鬼方
夏商时期在中国北方地区活动的氏族部落群体，除猃狁、荤粥外，还有土方、？方和鬼方。
（一）夏与北边的方国部族
禹继尧舜，是许多部落联盟共同选举的大酋长，建都阳翟，曾南向征伐苗黎，追到长江流域，巩固了华夏族在中原的地位。他北来过没有呢？来过。《诗经·商颂》有：“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楚辞·天问》有：“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四方。”注家解释这些话的意思为：是禹巡察土方之地，以敷治洪水。土方是当时居于北方的部落群体之一。郭沫若作土方考说：土方之疆域盖在今山西北部或内蒙古包头附近。史学家邹衡认为晚商时的土方，在今山西石楼县。禹既巡察土方，不仅意味着中原华夏与土方的交往，也意蕴着一种统属关系。
禹和他的儿子启建立的夏王朝，是一次新的历史变革，是用奴隶制的国家代替氏族公社制度。这一奴隶制王朝的出现，是经过剧烈的斗争才完成并巩固下来的。这是一个财产由公有向私有的转变时代，《礼记》把这时称之为“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的“天下为家”的时代。王权的建立和私有制的出现，极大地刺激了夏朝以启为代表的统治者对奴隶和物质财富的占有欲。在王朝领域内划为九州，“茫茫禹迹，划为九州”（《左传·襄公四年》），把属民按居地分成九个区域进行统治。对领域外的四周部落也进行过长期战争，有时整个被征服的部落变成他们役使的对象。例如古本《竹书纪年》就记有“后芬即位三年，九夷来御”的话，后芬，即夏后芬，御，古训为服侍。据史书记载，匈奴的先世荤粥和夏后氏有过接触和往来。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开篇第一句话就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对这句话历代注家释解不一。唐司马贞《索隐》引乐彦《括地谱》是这么解说的：“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中国谓之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