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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1881——1936）
中国现代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原名周树人。浙江绍兴人。早年积
极参加反帝反清的斗争，加入革命团体“光复会”。一九一八年初参加《新
青年》编委会，同年五月首次用鲁迅笔名，发表抨击家族制度和礼教弊害的
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此后又陆续写了《阿Q 正传》等著名小说，还写了
收入《热风》和《坟》里的许多杂文。《阿Q 正传》创造了阿Q 的不朽典型，
批判人们在失败时以“精神胜利”来自我安慰的劣根性。这些小说后来编成
《呐喊》。《呐喊》体现五四文学革命的实绩，使鲁迅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
重要奠基人。一九二○年起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讲授中国小说史
等课程，一九二四年前后，为新文化统一战线分化感到寂寞、彷徨，参加领
导“语丝社”，主编《莽原》等刊物。继续发表作品，编成小说集《彷徨》、
杂文集《华盖集》及其续编，对当时教育总长章士钊和“现代评论派”的陈
源等展开论战，大力支持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运动。一九二六年秋离京赴厦
门大学任教，写了《汉文学史纲要》等著作。一九二七年一月到广州中山大
学任教。同年四月蒋介石下令清党，许多共产党人被屠杀，鲁迅愤而辞去一
切职务，从此转变立场，公开赞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事业，虽然他从来不是
共产党员。一九二七年十月以后定居上海。参加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论争，译
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同时主编《语丝》，与友人合办《奔流》、组织“朝
花社”，提倡新兴木刻艺术。这几年发表的杂文，编成《而已集》和《三闲
集》。一九三○年参加发起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遭到
国民党通缉。在这前后领导左翼文艺界，对“新月派”、“民族主义文学”、
“自由人”和“第三种人”进行论战。对国民党的政策提出强烈抗争。一九
三三年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和宋庆龄等营救被捕的革命者。日本军队占
领东北以后，鲁迅写了大量杂文抨击国民党对外不抵抗、对内“围剿”红军
的政策。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五年写了五篇历史小说借古喻今，加上以前的三
篇，集成《故事新编》。一九三六年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提出“民
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作为文艺界的努力方向。从参加左联到病
逝上海，鲁迅的杂文写得更多，共有《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
由书》、《且介亭杂文》等八个集子。他的杂文是政论性和形象性相统一的
精品。他的小说思想深刻，是反映中国民主革命趋势的一面镜子；在艺术上，
融中外小说技法于一炉，又有新的创造，因而有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山和楷模
之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北京、上海、绍兴建立鲁迅博物馆、纪念
馆。作品编为《鲁迅全集》二十卷，一九八一年出版新注释本。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来由，已经在《呐喊》的序文上，约略说过
了。这里还应该补叙一点的，是当我留心文学的时候，情形和现在很不同；
在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所以并没有人想在
这一条道路上出世，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
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
但也不是自己想创作，注重的倒是在绍介，在翻译，而尤其注重于短篇，
特别是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为那时正盛行着排满论，有些青年，
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为同调的。所以“小说作法”之类，我一部都没有
看过，看短篇小说却不少，小半是自己也爱看，大半则因了搜寻绍介的材料。
也看文学史和批评，这是因为想知道作者的为人和思想，以便决定应否绍介
给中国，和学问之类。是绝不相干的。
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
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就特别多。也曾热心的搜求印度、埃及的
作品，但是得不到。记得当时最爱看的作者，是俄国的果戈理（N。Gogol）和
波兰的显克微支（H。Sienkicwitz）。日本的，是夏目漱石和森鸥外。
回国以后，就办学校，再没有看小说的工夫了，这样的有五六年。为什
么又开手了呢？——这也已经写在《呐喊》的序文里，不必说了。但我的来
做小说，也并非自以为有做小说的才能，只因为那时是住在北京的会馆里的，
要做论文罢。没有参考书，要翻译罢，没有底本，就只好做一点小说模样的
东西塞责，这就是《狂人日记》。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
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此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
但是《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
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
自然，做起小说来，总不免自己有些主见的。例如，说到“为什么”做
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
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
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
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所以我力避行文的唠叨，
只要觉得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中国旧戏上，
没有背景，新年卖给孩子看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但现在的花纸却
多有景背了），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写风
月，对话也决不说到一大篇。
我做完之后，总要看两遍。自己觉得拗口的。就增删几个字，一定要它
读得顺口：没有相宜的白话。宁可引古语，希望总有人会懂。只有自己懂得
或连自己也不懂的生造出来的字句，是不大用的。这一节，许多批评家之中，
只有一个人看出来了，但他称我为Stylist。
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
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
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
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有人说，我的那一篇是骂谁，某一篇又是
骂谁，那是完全胡说的。
不过这样的写法，有一种困难，就是令人难以放下笔。一气写下去，这
人物就逐渐活动起来，尽了他的任务。但倘有什么分心的事情来一打岔，放
下许久之后再来写，性格也许就变了样，情景也会和先前所预想的不同起来。
例如我做的《不周山》，原意是在描写性的发动和创造，以至衰亡的，而中
涂去看报章。见了一位道学的批评家攻击情诗的文章，心里很不以为然，于
是小说里就有一个小人物跑到女娲的两腿之间来，不但不必有，且将结构的
宏大毁坏了。但这些处所，除了自己，大概没有人会觉到的，我们的批评大
家成仿吾先生，还说这一篇做得最出色。
我想，如果专用一个人做骨干，就可以没有这弊病的，但自己没有试验
过。
忘记是谁说的了，总之是，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
的眼睛。我以为这话是极对的，倘若画了全副的头发，即使细得逼真，也毫
无意思。我常在学学这一种方法，可惜学不好。
可省的处所。我决不硬添，做不出的时候，我也决不硬做，但这是因为
我那时别有收入，不靠卖文为活的缘故，不能作为通例的。
还有一层，是我每当写作，一律抹杀各种的批评。因为那时中国的创作
界固然幼稚，批评界更幼稚，不是举之上天，就是按之入地，倘将这些放在
眼里，就要自命不凡，或觉得非自杀不足以谢天下的。批评必须坏处说坏，
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
但我常看外国的批评文章，因为他于我没有恩怨嫉恨，虽然所评的是别
人的作品，却很有可以借镜之处。但自然，我也同时一定留心这批评家的派
别。
以上，是十年前的事了，此后并无所作，也没有长进，编辑先生要我做
一点这类的文章，怎么能呢。拉杂写来，不过如此而已。
三月五日灯下
茅盾
（1896—1981）
原名沈德鸿，字雁冰，曾用笔名郎损、玄珠、冯虚。浙江桐乡人。中共
党员。一九二○年与人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任《小说月报》主编。一九二
六年春到广州任国民党宣传部秘书。一九二七年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教
官，《民国日报》主笔。大革命失败后，东渡日本，一九三○年春回国，在
上海参加左联，并担任领导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文艺阵地》主编，
香港《立报》副刊“林言”主编，《笔谈》主编。一九三九年在新疆学院任
教。一九四○年赴延安，在鲁艺讲学。后到重庆、香港、桂林等地从事抗日
文化工作。一九四六年冬至一九四七年春应邀到苏联访问之后再次到香港。
后由香港经大连、沈阳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筹备工作。一九四九年后，历
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华全国文协主席、文化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人
民文学》、《译文》第一任主编，中国作协主席。一九一九年开始发表作品。
著有小说《蚀》（包括《幻灭》、《动摇》、《追求》）、《虹》、《子夜》、
《腐蚀》、《路》、《三人行》、《春蚕》、《秋收》、《残冬》、《林家
铺子》、《第一阶段的故事》、《霜叶红似二月花》，剧本《清明前后》，
散文集《白杨礼赞》、《鼓吹集》、《鼓吹续集》，评论集《夜读偶记》、
《关于历史和历史剧》、《杂谈短篇小说》、《反映社会主义时代推动社会
主义时代的跃进》及《茅盾评论文集》、《茅盾选集》、《茅盾文集》、《茅
盾全集》。
记录一段真实的历史——《子夜》诞生记
这一个题目在《子夜》的后记上我已经说过了，诸位看了那篇后记，已
可知道一个大概。不过诸位既然出下这题目，要我再谈谈，那就随便谈谈罢。
可以分做两方面来谈：第一是写作的动机，一九二八年我在上海住的不
大方便，每天住在三层楼上有点气闷，我便到日本走了一趟，在日本约二年，
一九三○年春又回到上海。这个时候正是汪精卫在北平筹备召开扩大会议，
南北大战方酣的时候，同时也正是上海等各大都市的工人运动高涨的时候。
当时我眼病很厉害，医生嘱我，八个月甚至一年内，不要看书，不然则暂时
好了，将来也不免复发。我遵医嘱静心养病，并且眼疾而外，又病神经衰弱，
我便一意休养。每天没事，东跑西走，倒也很容易过去。我在上海的社会关
系，本来是很复杂的。朋友中间有实际工作的革命党，也有自由主义者，同
乡故旧中间有企业家，有公务员，有商人，有银行家，那时我既有闲，便和
他们常常来往。从他们那里，我听了很多。向来对社会现象，仅看到一个轮
廓的我，现在看的更清楚一点了。当时我便打算用这些材料写一本小说。后
来眼病好一点，也能看书了。看了当时一些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文，把我观察
得的材料和他们的理论一对照，更增加了我写小说的兴趣。
当时在上海的实际工作者，正为了大规模的革命运动而很忙。在各条战
线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我那时没有参加实际工作，但在一九二七年以前我
有过实际工作的经验，虽然一九三○年不是一九二七年了，然而对于他们所
提出的问题以及他们工作的困难情形，大部分我还能了解。
一九三○年春世界经济恐慌波及到上海。中国民族资本家，在外资的压
迫下，在世界经济恐慌的威胁下，为了转嫁本身的危机，更加紧了对工人阶
级的剥削，增加工作时间，减低工资，大批开除工人。引起了工人的强烈的
反抗。经济斗争爆发了，而每一经济斗争很快转变为政治的斗争，民众运动
在当时的客观条件是很好的。
在我病好了的时候，正是中国革命转向新的阶段，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得
激烈的时候，我那时打算用小说的形式写出以下的三个方面：（一）民族工
业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压迫下，在世界经济恐慌的影响下，在农村破产的
环境下，为要自保，使用更加残酷的手段加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二）因
此引起了工人阶级的经济的政治的斗争；（三）当时的南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