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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引起了工人阶级的经济的政治的斗争；（三）当时的南北大战，农村经济
破产以及农民暴动又加深了民族工业的恐慌。
这三者是互为因果的。我打算从这里下手，给以形象的表现。这样一部
小说，当然提出了许多问题，但我所要回答的，只是一个问题，即是回答了
托派：中国并没有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是
更加殖民地化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虽有些如法兰西资产阶级性格的人，
但是因为一九三○年半殖民地的中国不同于十八世纪的法国，因此中国资产
阶级的前途是非常暗淡的。在这样的基础上产生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
性。当时，他们的“出路”是两条：（一）投降帝国主义，走向买办化；（二）
与封建势力妥协。他们终于走了这两条路。
实际上写这本书是在一九三一年暑假以前开始的。我向来的习惯：冬天
夏天不大写作，夏天大热，冬天屋子内生着火炉有点闷人，一九三○年冬整
理材料，写下详细大纲，列出人物表，男的、女的、资本家、工人。。。他
们各个人的性格，教养以及发展等等，都拟定了。第二步便是按故事一章一
章的写下大纲，然后才开始写。当时我的野心很大，打算一方面写农村，另
方面写都市。数年来农村经济的破产掀起了农民暴动的浪潮，因为农村的不
安定，农村资金便向都市集中。论理这本来可以使都市的工业发展，然而实
际并不是这样，农村经济的破产大大地减低了农民的购买力，因而缩小了商
品的市场，同时流在都市中的资金不但不能促进生产的发展，反而增添了市
场的不安定性。流在都市的资金并未投入生产方面，而是投入投机市场。《子
夜》的第三章便是描写这一事态的发端。我原来的计划是打算把这些事态发
展下去，写一部农村与都市的“交响曲”。但是在写了前面的三四章以后，
夏天便来了。天气特别热，一个多月的期间天天老是九十几度的天气。我的
书房在三层楼上，尤其热不可耐，只得把工作暂时停顿。
直到“一二八”以后，才把这本小说写完。因为中间停顿了一下，兴趣
减低了，勇气也就小了，并且写下的东西越看越不好，照原来的计划范围太
大，感觉到自己的能力不够。所以把原来的计划缩小了一半，只写都市的而
不写农村了。把都市方面（一）投机市场的情况；（一）民族资本家的情况；
（三）工人阶级的情况，三方面交错起来写。因为当时检查的太厉害，假使
把革命者方面的活动写得太明显或者是强调起来，就不能出版。为了使这本
书能公开的出版，有些地方则不得不用暗示和侧面的衬托了。不过读者在字
里行间也可以看出革命者的活动来。比如同黄色工会斗争等事实，黄色工会
几个字是不能提的。
本书为什么要以丝厂老板作为民族资本家的代表呢？这是受了实际材料
的束缚，一来因为我对丝厂的情形比较熟习，二来丝厂可以联系农村与都市。
一九二八——二九年丝价大跌，因之影响到茧价。都市与农村均遭受到经济
的危机。
本书的写作方法是这样的：先把人物想好，列一个人物表，把他们的性
格发展以及联带关系等等都定出来，然后再拟出故事的大纲，把它分章分段，
使他们联接呼应。这种方法不是我的创造，而是抄袭旁人的。巴尔扎克，他
起初并不想作什么小说家，他打算做一个书坊老板，翻印名著袖珍本，他同
一个朋友讲好，两个人合办，后来赔了钱，巴尔扎克也得分担一半。但是他
没有钱，只得写小说去还债。他和书店订下合同，限期交货。但是因为时间
仓淬，经常来不及，他便想下一个巧妙的方法，就是先写一个极简单的大纲，
然后再在大纲上去填写补完，这样便能按期交稿，收到稿费。我不比巴尔扎
克那样着急，不必完全依照他那样作。我有时一两万字一章的小说，常写一
两千字的大纲。
《子夜》开头第一章，写吴老太爷从农村走到都市，患脑冲血而死。吴
老太爷好象是“古老的僵尸”，一和太阳空气接触便风化了。这是一种双关
的隐喻：诸位如果读过某一经济杰作的，便知道这是指什么。第二章是热闹
场面。借了吴老太爷的丧事，把《子夜》里面的重要人物都露了面。这时把
好几个线索的头，同时提出然后来交错地发展下去。。在结构技巧上要竭力
避免平淡，但是太巧了也便显得不自然了。
再来补充几句
出版社要求我写个新的后记。我以为四十五年前此书初版的《后记》已
经说明了写作经过以及此书之所以成为“半肢瘫痪”的原因；那么，“新”
的后记又将说些什么呢？但是出版社却提出具体的要求：说说此书的写作意
图。
无可奈何，只好勉力试为之。
一九三九年五月，我在乌鲁木齐，曾应新疆学院学生的要求，作了一次
讲演。当时的讲演记录后来登载在《新疆日报》的副刊，加了个题目：《子
夜是怎样写成的？》。解放后，外文出版局出版的英文本《子夜》把这个讲
演记录的一部分译为英文，用《关于子夜》的题目登在本文的前页，算是代
序。但是那次的讲演只是以《子夜》为引线，泛论了小说写作的如何必须有
生活经验作基础，如何分析社会现象，确定主题思想，然后把握典型环境，
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要说《子夜》的写作意图，无非如此这般。但
意图同实践，总有距离。就《子夜》而言，它能完成意图的百分之几呢？那
么，具体地简要地说来，不过如下：
《子夜》的时代背景是一九三○年春未夏初。这短短的时间内，有几件
大事值得一提。第一，国民党内部争权的斗争。又一次爆发为内战。汪精卫、
冯玉祥、阎锡山为一方，蒋介石为另一方，沿津浦铁路一带作战，其规模之
大，战争的激烈，创造了国民党内战的纪录。老百姓遭殃自不待言，工商业
也受到阻碍。第二，欧洲经济恐慌影响到当时中国的民族工业，一些以外销
为主要业务的轻工业受到严重打击，濒于破产。第三，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
为了挽救自己，就加强了对工人的剥削。增加工作时间，减低工资，大批开
除工人，成为普遍现象，这就引起了工人的猛烈反抗，罢工浪潮一时高涨。
第四，处于三座大山残酷压迫下的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武装起义，势已燎
原。
《子夜》原来的计划是打算通过农村（那里的革命力量正在蓬勃发展）
与城市（那里敌人力量比较集中因而也是比较强大的）两者革命发展的对比，
反映出这个时期中国革命的整个面貌，加强作品的革命乐观主义。小说的第
四章就是伏笔。但这样大的计划，非当时作者的能力所能胜任，写到后来，
只好放弃。而又舍不得已写的第四章，以致它在全书中成为游离部分。同时，
单写城市工人运动，既己不能表现当时的革命主流，而当时的城市工人运动
在李立三路线的错误指导之下，虽然声势浩大，敌人惊惶失措，而革命力量
也蒙受了不少的损失，这就使小说的气氛，虽有悲壮之处，而大体仍然暗淡，
显不出中国革命进行的伟大气魄与最后的必然胜利的前景。
对于立三路线，小说是作了批判的，但不深入。也没有描写到当时地下
党员中间反立三路线的斗争。
以上种种，都与作者当时的生活经验有关。
这本书写了三个方面：买办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者及工
人群众。三者之中，前两者是作者与有接触，并且熟悉，比较真切地观察了
其人与其事的；后一者则仅凭“第二手”的材料，即身与其事者乃至第三者
的口述。这样的题材的来源，就使得这部小说的描写买办资产阶级与民族资
产阶级的部分比较生动真实，而描写革命运动者及工人群众的部分则差得多
了。至于农村革命势力的发展，则连“第二手”的材料也很缺乏，我又不愿
意向壁虚构，结果只好不写。此所以我称这部书是“半肢瘫痪”的。
剩下一个问题不可以不说几句：这部小说的写作意图同当时颇为热闹的
中国社会性质沦战有关。当时参加论战者，大致提出了这样三个论点：一、
中国社会依然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质；打倒国民党法西斯政权（它是代表
了帝国主义、大地主、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的），是当前革命的任务；
工人、农民是革命的主力；革命领导权必须掌握在共产党手中，这是革命派。
二、认为中国已经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应由中国资产阶
级来担任。这是托派。三、认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可以在既反对共产党所
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也反对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夹缝中取得生存与
发展，从而建立欧美式的资产阶级政权。这是当时一些自称为进步的资产阶
级学者的论点。《子夜》通过吴荪甫一伙终于买办化，强烈地驳斥了后二派
的谬论。在这一点上，《子夜》的写作意图和实践，算是比较接近的。
当然，《子夜》的缺点和错误还很多，读者自知，这里就不噜■了。
一九七七年十月九日茅盾记于北京
老舍
（1899—1966）
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北京人，满族。一九二六年加入文学研究会，同
时发表了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一九三○年回国任齐鲁大学、山东大学
教授。一九三八年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常务理事兼总务部主任。一九
四六年赴美讲学，一九四九年归国。历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中国作协副主席、
书记处书记，中国文联副主席，北京市文联主席，《北京文艺》、《说说唱
唱》主编，中国作协第二届理事，中国文联第二、三届委员，是一至三届全
国人大代表，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届常委。一九五一年北京市人民政
府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著有长篇小说《猫城记》、《离婚》、《骆驼
祥子》、《四世同堂》、《正红旗下》，中篇小说《微神》、《月牙儿》、
《我这一辈子》，话剧《龙须沟》、《茶馆》等。另有《老舍文集》十六卷。
闲谈引出的小说——《骆驼祥子》诞生记
从何月何日起，我开始写《骆驼祥子》？已经想不起来了。我的抗战前
的日记已随同我的书籍全在济南失落，此事恐永无对证矣。
这本书和我的写作生活有很重要的关系。在写它以前，我总是以教书为
正职，写作为副业，从《老张的哲学》起到《牛天赐传》止，一直是如此。
这就是说，在学校开课的时候，我便专心教书，等到学校放寒暑假，我才从
事写作。我不甚满意这个办法。因为它使我既不能专心一志的写作，而又终
年无一日休息，有损于健康。在我从国外回到北平的时候，我已经有了去作
职业写家的心意；经好友们的谆谆劝告，我才就了齐鲁大学的教职。在齐大
辞职后，我跑到上海去，主要的目的是在看看有没有作职业写家的可能。那
时候，正是“一二八”以后，书业不景气，文艺刊物很少，沪上的朋友告诉
我不要冒险。于是，我就接了山东大学的聘书。我不喜欢教书，一来是我没
有渊博的学识，时时感到不安；二来是即使我能胜任，教书也不能给我像写
作那样的愉快。为了一家子的生活，我不敢独断独行的丢掉了月间可靠的收
入，可是我的心里一时一刻也没忘掉尝一尝职业写家的滋味。
事有凑巧，在“山大”教过两年书之后，学校闹了风潮，我便随着许多
位同事辞了职。这回，我既不想到上海去看看风向，也没同任何人商议，便
决定在青岛住下去，去凭写作的收入过日了。这是“七七”抗战的前一年。
《骆驼祥子》是我作职业写家的第一炮。第一炮要放响了，我就可以放胆的
作下去，每年预计着可以写出两部长篇小说来。不幸这一炮若是不过火，我
便只好再去教书，也许因为扫兴而完全放弃了写作。所以我说，这本书和我
的写作生活有很重要的关系。
记得是在一九三六年春天吧，“山大”的一位朋友跟我闲谈，随便的谈
到他在北平时曾用过一个车夫。这个车夫自己买了车，又卖掉，如此三起三
落，到未了还是受穷。听了这几句简单的叙述，我当时就说：“这颇可以写
一篇小说。”紧跟着，朋友又说：有一个车夫被军队抓了去，哪知道，转祸
为福，他乘着军队移动之际，偷偷的牵回三匹骆驼回来。
这两个车夫都姓什么？哪里的人？我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