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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委会委员、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写作学会会长、中国文联全国委员
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水边人的哀乐故事——《蒲柳人家》诞生记
关于中篇小说《蒲柳人家》，我实在无话可说。不过，最近有几位大学
中文系的学生和研究生，选定我的作品做为他们的研究题目，已经写出或将
要写出他们的学年论文或毕业论文；他们先后光临舍下，与我当面进行探讨，
《蒲柳人家》是主要话题之一，现在我就把这几次谈话中有关《蒲柳人家》
的二三事，追记如下。
他们问我，《蒲柳人家》的主题思想是什么？
我答不上来。
我写每一篇小说，一向都不是先有主题，也从来不想确定什么具体的主
题。作品的主题，也和作品的倾向性一样，“应当是不要特别他说出，而要
让它自己从场面和情节中流露出来。”（恩格斯给明娜·考茨基的信）
主题先行，或有确定的具体主题支配下写作，往往流于图解概念，而不
从生活出发；削生活之“足”适概念之“履”，必然矫揉造作。而艺术的极
致，是真实、含蓄、自然、从容。
但是，我的所有小说，却有一个共同的总主题，那就是讴歌劳动人民的
美德和恩情。
我主张文学的任务、作用和功能是美育。美在生活中，美在劳动人民身
上。因而，创作必须来源于生活，来源于劳动人民。即从生活出发，从人物
出发，便不会为概念所桎梏，而对概念进行图解。
为什么要写《蒲柳人家》？
一是为感恩图报，二是要走我的乡土文学之路。
我有生四十五年，前后在农村生活了三十年以上，而且主要是在我的生
身之地的弹丸小村度过的。乡亲和乡土哺育我成人，乡亲和乡土救了我的命，
乡亲和乡土待我恩重情深。
我的童年遭遇过三灾八难，都是乡亲长辈们使我死里逃生。我一落生便
是个假死，农村叫草命生，是一位姓赵的老奶奶把我救活的。四岁那年闹土
匪，三更半夜上匪进村绑票，全家逃散，把我扔在了炕上，是一位名叫大脚
李二的大伯爬墙上房，下到院里，走进屋去，把我俺抱在怀里，带我脱离险
境。五岁那年我在村边的池塘中凫水，忽然沉溺于深水中，是一位姓刘的老
叔又用鱼网把我打捞上来。六岁那年完秋，我跟伙伴们在收割后的田野上追
兔子，不小心被枯藤绊倒，尖利如刺刀的茬子扎伤了我的喉咙，是一位姓赵
的老爷子给我急救，得以不死。七岁那年盛夏，我得了瘩背，也就是痈疽，
是一位姓田的老把式觅来一个偏方，妙手回春。。
十年浩劫，前辈和同辈作家们在牛棚、监牢和五七干校里饱受煎熬，而
我却吉人天相，匿居乡里，得到乡亲父老兄弟姐妹的爱护、宽容、优待和救
助，没有挨打，没有挨批，没有挨斗，没有受着罪，血雨腥风没有洒到我身
上一点，并且从精神崩溃状态中复苏，休养了生息，振作奋发起来，写出了
《地火》、《春草》、《狼烟》三部长篇小说。
乡亲父老兄弟姐妹们扶危济困，多情重义，我才大难不死，而有今天。
感恩戴德，我怎能不以我的小说创作，报恩于我的乡亲和乡土？
土生土长所形成的土性，也就是我的经历和教养决定了我是个土命人，
是个土著作家，只能写土气的作品。
土气的作品，我称之为乡土文学。乡土文学在我的心目中，就是要坚持
现实主义传统，继承和发展中国文学的民族风格，保持和发扬强烈的中国气
派和浓郁的地方特色，描写农民的历史和时代的命运。
因此，我写出了《蒲柳人家》。
《蒲柳人家》的几个人物为什么能写得很活？
这是因为我对这些人物极熟悉，为这些人物所感动。写人物，熟悉而不
感动写不出神似，感动而不熟悉写不出形似。
我的小说中的人物，绝大多数都是以我的乡亲父老兄弟姐妹们为生活原
型。
《蒲柳人家》中，何满子的性格和“业迹”，大半取自童年时代的我。
望日莲是由两个童养媳和一个被姨母卖掉的姑娘所合成。这个被卖掉的
姑娘的姨母，是开小店的，跟我家相隔一户。在我六七岁时，这三个姑娘都
十七八岁，她们打青柴、拾庄稼、编席织篓、推碾子推磨，受婆婆和姨母的
气，我都亲眼所见，当时就对她们充满同情。我满河滩野跑，常跟她们搭伴，
在我当时的心目中，她们是那么美丽，那么好心眼儿。现在，她们都是五十
开外的人了，对于她们青春时代的身姿面影，连她们自己也想不起来了，然
而却活生生地保存在我的记忆里，而且有血有肉，不是鱼化石。
何大学问的形象，大部分采自我曾祖父和祖父的音容笑貌和性格；一丈
青大娘是把我的曾祖母和一位姓杨的老太太合二为一。
其他，如柳罐斗、吉老秤、郑端午、荷妞、云遮月、牵牛儿、何长安、
花鞋社四、豆叶黄、麻雷子。。都有出处，都是我亲眼见到，有过接触，留
下深刻印象的人。只有真名实姓却又一闪而过的周文彬，我并不认识，但是，
他是我的母校的学生。
对于这些人物，我是充满激情的。好人，引起我热爱的激情；坏人，引
起憎恶的激情。
一个作家，怎样才算熟悉生活和熟悉人物呢？我认为，必须深入细致地
了解他所反映的生活和描写的人物的过去与现在，要能看得见生活和人物的
未来；必须具体而形象化地熟识他所描写和刻画的人物的身世历史、相貌、
个性、心理和语言；必须通晓与掌握他所描写和表现的生活天地的风土习俗、
人情世态与环境景色。
我个人有个偏见，检验一个作家是否真正熟悉生活和人物，首先看语言。
一篇作品中各种人物的语言大同小异，甚至相同而无小异，也就证明作
者并不了解他所描写的人物的“这一个”。不了解就不熟悉；不熟悉生活中
的人物，也就并没有真正熟悉生活。
身在其中，朝夕相处，而只见共性，不见个性，只见一般，不见特性，
描写和对话抓不住鲜明的特点和差异，归根结蒂也还是对于身在其中的生活
和朝夕相处的人物并不真正熟悉。而只见共性、一般和相同，不见个性，特
征和差异，便不会有所感动，也不会产生具体形象，只能是从概念到图解，
作品中的人物不过是作家手中的傀儡玩偶。
《蒲柳人家》的艺术风格是怎样形成的？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要请研究我的作品的同志们进行全面深入的剖析，
帮助我认识自己。
我只能提供几点抽象的线索：
一、我熟悉运河滩的农村，热爱运河滩的农村；我熟悉运河滩的农民，
热爱运河滩的农民；我熟悉和热爱运河滩农村的风土人情；我熟悉和热爱运
河滩农民的语言情趣。
二、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我从初学写作，就比较自觉地注意讲究语
言和文字，也比较自觉地在人物、情节、故事、格调、色彩和趣味上，力求
与众不同，至少颇有所异，跟别人的作品不一个模样，不一个味儿。
三、我深受中国古典诗、词、散文、传奇、小说、戏曲以及民间故事、
评书的影响；我比较自觉地师承“五四”以来新文学作品的优良传统。
四、我也深受那些各自具有本国和本民族风格特色的外国大作家的名著
的影响。
一九八一年四月
王蒙
（1934——）
河北南皮人。中共党员。一九四九年后，历任青年团北京市东四区委副
书记，新疆文联编辑，北京市文联专业创作员，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人
民文学》主编，中国作协常务副主席，文化部部长等职。是中国作协第三、
四届理事。中共第十二、十三届中央委员，中国笔会中心副会长，中国国际
交流协会副会长。一九五五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青春万岁》、
《活动变人形》、《这边风景》，中短篇小说集《深的湖》，散文集《德美
两国纪行》，评论集《漫话小说创作》，《王蒙报告文学集》，《王蒙选集》、
《王蒙文集》等。其中，《最宝贵的》、《悠悠寸草心》、《春之声》分获
一九七八、一九七九、一九八○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蝴蝶》、《相见
时难》分获全国第一、二届优秀中篇小说奖，《访苏心潮》获全国第三届优
秀报告文学奖。
无边无际海洋的一瞥——《春之声》诞生记
×××：
来信收到了，你说：“《春之声》（按：见《人民文学》八○年第五期）
我看了两遍，愈看愈不懂。。”这可真让人抱歉！如果连你这样的文学教师
都看不懂，那我不是有点太惨了吗？
奇怪的是许多年轻人，没有上过中文系、没有教过文学课，没有当过编
辑的年轻人倒看得懂。当我告诉他们有人看不懂的时候，他们有点不相信，
他们说：“这有什么不懂呢？不是每一句话都挺明白、挺实际、挺有生活味
儿的吗？”
你问，“电子石英表”，“三接头皮鞋”，“结婚宴席”和“差额选举”
到底是什么意思，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能有什么别的意思呢？手表就是手
表，皮鞋就是皮鞋，它们之间也没有什么紧密的关系。我写的不是推理小说，
也不是言情小说，手表和皮鞋与主人公的行为和命运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与
小说的情节发展也没有必然的联系。“那你写这些干什么？是为了凑字数？
我早就说过了，因为你是王蒙人家才给你发表，要是我写的，《人民文学》
根本不会给登！”那天你怒气冲冲地说。
皮鞋、手表、宴席、选举，这是小说的主人公听到的别人闲谈的话题。
闲谈不是开讨论会，正因为互不沾边才是真实的、令人信服的闲谈。然而真
的不沾边吗？你能不能捉摸捉摸呢？如果是粉碎“四人帮”以前，甚至如果
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大家能毫无顾忌地谈论这些吗？三年多来，我们每
个人生活都发生了和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人们的物质生活在提高，录音
机和电子表已经不是高不可攀的东西了，（应该说是相当普及了）差额选举
正在试行和推广，人们的生活，人们的闲谈变得更轻松也更惬意了，但还有
一些旧习惯——如结婚大请其客还一下子摆脱不了。但就是对这样的事也得
一分为二，比起“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来，还是你和我一起坐下
吃凉拌海蜇更好一些。十年浩劫结束了，浩劫结束了，浩劫期间的政治歇斯
底里也渐渐消除了。这不是令人熨贴的么？正像有那么多人坐火车探家过春
节一样。一方面，我们人口问题很大，又有许多职工男女双方分居两地，我
们的交通设施也还落后，因而形成了恼人的春节前交通拥挤的状况；另一方
面，大家高高兴兴地过年，连摘了帽子的老地主也可以见到久别的儿子，这
不正说明我国形势的好转，说明党中央的路线政策“顺天应人”，愈来愈带
来安定团结、繁荣幸福的局面吗？
难道这些是你想不到的吗？难道你无法理解吗？难道这有多么深奥吗？
不，全不深奥，全能懂，全想得到。那你为什么说“不懂”呢，因为你已经
习惯了看情节小说，而情节小说里提到的物件总是具有道具有性质，提到的
环境总是具有布景的性质，提到的气象以及音响总是带有灯光、效果的性质，
都与中心情节，与所谓“主线”的密切的关系。例如，如果提到一双皮鞋，
那就要弄清这双皮鞋是不是赃物？是不是罪犯穿过而成为破案线索！是不是
爱情的礼物或订婚的信物？然而《春之声》的写法却不是这样的。
如你所说，《春之声》并不是没有一个单纯的小故事的。这个小故事可
以概括如下，一个探亲过年回家乡的科研干部，坐在一辆条件恶劣的闷罐子
车里，本来有些不快，但没想到在闷罐车中还有人放录音机、学德语，这又
使他快活起来，这个题材是来自我的亲身经验，不同的是我不是科研人员，
我父亲也不是地主，其次，我听到的录音不是德语也不是约翰·斯特劳斯的
“春之声”。但它的本质仍然是一样的：在落后的、破旧的、令人不适的闷
罐子车里，却有先进的、精巧的进口录音机在放音乐歌曲，这本身就够“典
型”的了。这种事大概只能发生于八○年的中国，这件事本身就既有时代特
点也有象征意义。这怎么能不令我深思。令我激动，令我反复咀嚼呢？
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个素材，为了尽可能多地挖出这个事件的意义，
为了使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的事情能让人感到更广阔、更长远、更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