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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个素材，为了尽可能多地挖出这个事件的意义，
为了使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的事情能让人感到更广阔、更长远、更纷繁的
生活，而且要在某种程度上再现我们的生活中的矛盾和本质，我主要采取了
两方面的措施。一方面，我改动了小说主人公和录音机的主人的身份和其他
有关状况。请主人公“担任科研工作，又刚刚出国考察归来”，这样，才能
加强“闷罐车子”给人的落后感、差距感，这种感觉的抒发不是为了消极失
望，而为了积极赶上去。我又加上了主人公的家庭出身、童年、曾有过的“没
完没了的检讨”等描写，这样不仅有了横的、空间的对比（例如，欧洲先进
国家与我国、北京与西北小县镇的对比），而且有了纵的、历史的对比，有
了历史感，也就有了时代感。这种历史感既回顾我们已经取得的进展和成就
以增加信心，也痛心地记取我们走过的弯路，表达我们再不要重蹈覆辙的愿
望，更表达我们珍惜已有的拨乱反正的成果、一定要把四化搞上去的决心。
至于录音机的主人，写得虚一些，这样也许比写实了更真切也更耐人寻味一
些。我又把录音机的主人从男人改成一个抱小孩的女人，这样，就增加了色
彩，也强调了大家都在为四化而抢时间努力学习的热劲。几个歌曲和乐曲，
当然是为了“歌德”，歌唱我们生活中的转机。最后我写道：“如今，我们
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满着转机，都是有趣的、充满希望的和不应该忘怀
的。。”这就是小说的主题思想所在。本来这一段话是不必写上的，考虑到
像你这样的读者可能对我的满天开花的写法不习惯，所以才把题点了出来。
第二方面的措施，就是我打破常规，通过主人公的联想，突破时间和空
间的限制，把笔触伸向过去和现在，外国和中国，城市和乡村。满天开花，
放射性线条，一方面是尽情联想，闪电般地变化，互相切入，无边无际，一
方面，却又是万变不离其宗，放出去的又都能收回来，所有的射线都是有一
个共同的端点，那就是坐在八○年春节前夕里的闷罐子车里的我们的主人公
的心灵，请别以为写心理活动是属于外国人的专利，中国的诗歌就特别善于
写心理活动，《红楼梦》有别于传统中国小说也恰恰在于它的心理描写。也
别以为写心理就一定写出神经病来，健康的、积极进取的人也照样有心理活
动，正是通过他的心理，我写了生活，写了生活的艰难，写了生活的变化，
写了生活的光怪陆离，也写了生活的温暖美妙，写了冬的痕迹，更写了春的
声息。是暴露吗？也是歌颂。是今天吗？也是历史。是想象吗？也是现实。
这种靠联想来组织素材、放射线结构的手法当然有借鉴外国文学、包括
借鉴现代派手法之处，然而这生活、这思想、这感受、这语言、这人物、这
心理，这都是货真价实的国货土产。国货土产中又出现了斯图加特、法兰克
福、斯特劳斯这样的洋词儿，这正是八十年代中国的特点。
这种写法的坏处是头绪乱，乍一看令人不知所云。好处是精练，内涵比
较丰富，比较耐人寻味，而且更富于真实感，它不是被提纯、被装在瓶子里
的蒸馏水，而是无边无际的海洋的一瞥。如今，生活是愈来愈复杂化了，愈
来愈呈现出斑驳绚烂的色彩，愈来愈发出雄浑多样的音响，愈来愈表现出瞬
息万变的节奏，为了表现生活的这种特点，不是可以探索一下手法的创新吗？
有人说《春之声》是意识流手法，我想，我不必否认我从某些现代派小
说包括意识流小说中所得到的启发。又有人好心地为我辩驳说：“这哪里是
意识流，这分明写的是生活！”我也不反对。因为我写的，确实与某些西方
意识流手法所表现的那种朦胧、神秘、孤独、绝望、甚至带有卑劣的兽性味
道的纯内向的潜意识完全不同。给手法起个什么名称，这不是我的事。但我
要说的是，是生活，是我的思想和感受提示我这样写的。重视艺术联想，这
是我一贯的思想，早在没有看到过任何意识流小说、甚至不知道意识流这个
名词的时候，我就有这个主张了。你不是看过发在去年七月号《甘肃文艺》
上我写的那篇《的联想》吗，那还是六二年写的呢。
最后说一下象征。象征不是譬喻，象征是说生活本身往往提供出大有深
意的形象，这种深意却是相当含蓄而且因人而不同的解释的，具有某种多义
性的。而譬喻却是为了说明一个意思举一个例证，例证本身没有多大价值，
它为的是说明另一个主体，是单义的，因此，当有的评论解释说，小说中的
火车头即指党中央时，我的天，可叫人吓了一跳，如果那样写，那还叫小说
吗？那还叫生活吗？那还叫艺术吗？如果崭新的火车头代表中央，那么破旧
的车厢又代表什么呢？难道代表人民和祖国么？我的天，这不是把我往火坑
里推吗？
我自己认为这是一篇真正“歌德”的小说，只有真实的、面对一切矛盾
和困难的歌德才是诚恳的歌德，才是诚恳地表达了我自己和许多许多人民对
于我们的时代，我们的生活，我们国家的进展的满意、信心，决心和希望。
短篇小说总是来自对生活的剪裁和加工，而剪裁和加工的方法是无穷无
尽的。如果生活是一个大西瓜，那么短篇小说可以是一个西瓜籽，也可以是
一片、一角瓜，还可以是用铜勺挖下来的瓜心最甜的一部分，可以是用糖腌
的瓜条，也可以是挤出来的西瓜汁，即使都是刀切下来的瓜肉，由于刀法不
同，形状也会千奇百怪。所以说，没有比短篇小说更多种多样的了。而多样
化，正是文学的规律，是人们精神生活的必然要求，是精神产品的应有特性。
《春之声》是这样写了，我无意提倡别人也这样写。我自己也未必总是
这样写。《春之声》的手法既与《说客盈门》、《悠悠寸草心》不同，也与
《风筝飘带》、《海的梦》不同，当然也有某种共同之处。程咬金还有三板
斧呢，为什么我们小说作者不能有四板斧、五板斧、十六板斧呢？为什么我
们要作茧自缚，让一些条条框框束缚自己对于艺术形式、创作手法的探求呢？
鲁迅先生当年写《狂人日记》，当时不是更加叫人觉得不习惯吗？我们当然
比不上鲁迅，但是，如果凡是不习惯的东西都要排斥，不是连鲁迅也出不来
吗？
拉拉杂杂，写了许多。你同意吗？你认为能够看懂了吗？你还有什么批
评和意见？好在我们是熟人，我又比你大这么七八岁，毫无顾忌地写了这些，
你不会反感吧？
王蒙
一九八○年八月十五日
从维熙
（1933—。。 ）
河北玉田人。中共党员。一九五○年入北京师范学校学习。历任青龙桥
小学教师，《北京日报》编辑、记者。一九五七年被错划为右派，一九七九
年平反。后任北京市文联专业作家。一九五○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
说《南河春晓》、《北国草》、《裸雪》，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获
全国第一届优秀小说奖）、《远去的白帆》（获全国第二届优秀小说奖）、
《第十个弹孔》（获《十月》文学奖），电影文学剧本《第十个弹孔》，短
篇小说集《七月雨》、《曙光升起的早晨》，纪实文学《走向混沌》，中短
篇小说集《牵骆驼的人》、《从维熙中篇小说集》、《遗落在海滩的脚印》、
《远去的白帆》、《雪落黄河静无声》等。另外，还有文艺论集《文学的梦》。
在喧嚣尘上的岁月里——《远去的白帆》诞生记
一九七五年秋，我当时还在黄河之滨的一个劳改农场改造。正值反击右
倾翻案风喧嚣尘上的时候，我伏案桌头，用几个晚上的时间，写出了《远去
的白帆》。稿毕，我立刻怀着十分欣喜心情，写信告诉绍棠，因为在那个年
代，我这篇小说只能给他一个人看；如果被“四人帮”的喽罗发现，那悲惨
的结局是可想而知的。
应当感谢那些正直而有革命良心的劳改干部，他们给我安排了劳改队的
统计员工作，又对我写小说装作视而不见；这就给了我精神和时间上的巨大
支援，我没有忘记他们——我们成为很好的朋友。
这个中篇小说，取材于我熟悉的生活，里边的“罗锅队长”几乎完全近
乎于人物原型。我比较注意挖掘了这一人物的复杂性，一反“好人必全好，
坏人必全坏”的简单程式。其他人物则是提炼加工而成，比如“歌乐山少尉”
这一人物，是我目睹了劳改队中许多恶者行迹之后，塑造的一个典型。这种
塑造不带有主观倾向，而完全是来自生活，因为在劳改队中无事生非，爱打
“小报告”者多带有他们的历史烙印，有其中极端恶劣者，简直霸如牢头。
从“歌乐山少尉”这一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国民党的渣滓，在特定
的历史时期的本能表演。当然，那些犯过历史罪错的人，有许多安分守己，
积极进取，但也不乏“歌乐山少尉”这种类型人物。因而，我勾划了这类人
物的一幅肖像。
最牵动我创作思情的是像“铁猫”这样的人物，在我漫长的驿路上，我
接触过许多偶然失足的青少年。由于长期以来极左思潮的不断膨胀，也把这
些青少年和“歌乐山少尉”这样类型的人放在一起改造，使我感到痛心，所
以，我在写“铁猫”这个人物时，是倾注了我浓郁感情的。我用笔着力地恢
复他“美哉！少年”的本来面目，使这个人物成为真、善、美的代表。
小说所以采取第一人称写法，并非有意去择选技法，完全是感情自发流
露之所致。信笔写来，一写而不可收，这是因为我对我写的这些人物太熟悉
了。
小说背景选在天灾荒祸一齐来的年代，当然有探索历史教训的含意：但
也并不完全如此，因为在我二十年的漫长驿路生涯中，那几年的苦难记忆最
深，它有力地拨动我的创作思维。除此之外，在那样严酷的饥荒面前，人的
素质——真善、美与假、恶、丑暴露得最彻底。可以这样说，小说的历史背
景，极有利于揭示各种人物的内在灵魂。如果用摄影来比喻，这个背景给拍
摄人物提供了最好底色。
《帆》的主要情节，靠作者面壁虚构，是编造不出来的，这要感谢生活
的赐予。比如：文中的两只天鹅，是生活中两只真的天鹅引起了我的思考。
我在京郊附近一个劳改农场改造时，队部龙眼葡萄架下就饲养着两只天鹅。
本来，草原湖泊才是天鹅的故乡，但东北某劳改农场把它们射猎之后，运到
了我所在的那个农场当作装饰。天鹅生性娴淑，是人类生活中真、善、美的
象征。但由于一些无聊的“囚徒”，常常用石子、上块对它进行挑逗，用天
鹅的惊恐啼鸣以博足自己一笑；久而久之，这两只天鹅真的产生了仇视人类
的本能，它拍击着被剪短的双翼，主动向走近它的人进击。我有时到队部去
办事，途经它俩身旁时，就受过它的袭击。这件小事，对我刺激却非常之大，
所以写《帆》的小说时，我忿忿地写进了两只鹅的遭遇，它有力地烘托了小
说的主题。
生活中的那两只天鹅，命运到底如何，我不得而知——因为我很快调离
了那个农场；在小说中那两只天鹅，我则叫它们和铁猫以及小黄毛一起获得
了自由，寇安老头在银钟河河面放它们飞向蓝天。这样的处理，不仅仅是我
个人的美好祝愿，而且是在严谨的现实主义创作领域中，向浪漫主义作一个
探索。
其他情节也都是有生活依据的。比如：建议“罗锅”队长在菜窖安装上
电网，结果“歌乐山少尉”作茧自缚的情节；以及“歌乐山少尉”诬陷“右
派”黄鼎，硬把“领口袖口最脏”，解释成为攻击“领袖最脏”的事情，都
是我亲自目睹耳闻的。当时我就自勉：将来一定把这恶者的行为，写进小说，
七五年，我写《帆》时，就把这些恶行倾注于一个人物身上，即恶者的代表
——歌乐山少尉。以此召唤马克思主义人性的回归，为真、善、美放声呐喊。
八一年，我偶然翻阅自己书刊时，发现了《帆》的底稿，读后，激动之
情依然不减当时。我稍加润饰后，拿出来发表了。发表后，同行的朋友给予
它赞誉，读者又给了我许多鼓励，我想，把它交给时间和实践去检验吧！只
有它才是最公正最严肃的文艺法官。。
五月六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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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正冷暖交替之季节，“两个凡是”的阴影，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