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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它才是最公正最严肃的文艺法官。。
五月六日于北京
※※※
时正冷暖交替之季节，“两个凡是”的阴影，还在困扰着刚刚解开裹脚
布的中国文学。我获全国第二届优秀中篇小说奖的《远去的白帆》，便曾为
此而留下屡屡触礁的文史记录。首先是《十月》编辑部编辑，将其小说取走，
然后以主编说“内容不宜发表”为由，将小说给我送来。之后是《人民文学》
来家组稿，拿走《帆》后不久，又遭到其“不宜刊登”之厄运。其实，两个
刊物的责任编辑对小说是一致看好的，认为这是一部散文诗体的作品；主编
亦非在艺术上找出什么毛病，“不宜”二字当然是一种含糊用语，其内涵不
外是不宜于当时的政治。还是《收获》更有文学眼光和超常胆识，拿走不久
就发表了，来信中盛赞这部作品，充满历史唯物主义的求实和人道主义精神。
我之所以要在回首往事时，提及这部作品，实因小说之分娩，有过一段
我终生难忘的历程：我在晋南的伍姓湖劳改农场改造灵肉之际，因劳改队中
缺乏一个生产统计员，我被陈队长相中了，便扔下那把修地球的铁锹，拿起
皮尺和笔记本，每天负责丈量土地亩数、估算产量、折算用工，外带分配劳
改队里的各项活儿。其中，我最大的愉快，不在于逃离了繁重的体力劳动，
而在于我独自有了一间砖砌的窑洞，有了独自生活的空间。特别使我欣然的
是，我不仅有了笔，而且有了一摞一摞的各种报表用纸；出自于对文学创作
的饥渴（这是职业本能的自然驱使），夜晚我插上窑洞的房门，开始了《帆》
的初槁写作。《帆》的情节并不复杂，它只不过描写了在中国历史扭曲的年
代，以北大西语系教师黄继忠为模特（平反后一度任北大西语系主任，现定
居美国执教），描写他带进劳改队的儿子和劳改队里一个“扒窃”的故事。
不消多说，文学追求真诚，势必与“三突出”撞车；当时，又正值“反击右
倾翻案风”喧嚣尘上之时，文学描写美好的人性，必然冒抹杀“阶级斗争”
风险。黎明之前的历史五更之寒，是最难耐的时刻，就在这个窑洞里，我写
出了《远去的白帆》初稿，然后将其锁入箱底。待我写到了八十年代初期，
将其一摞手稿找出来，除纸页变黄之外，手稿还留下老鼠咬噬之痕迹，面对
一堆残破薄纸，我很自豪，因为它证明我在肃杀的年代，没有因夜如磐石而
使自我良知变成磨盘下的粉，正好相反，中国知识分子对民族使命感，使自
己知难而进，如果当时被“四人帮”爪牙发现这些手迹，即使不杀头，也要
以“反革命”之罪名，打进死牢。试想一下，到了八十年代初期，已经历经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和理论务虚会，还历史本来真实面貌的实事求
是，已然得到确立；小说手稿还使《十月》和《人民文学》主编心有余悸；
如果在当时手稿被曝光，其作者命运可知如何。
小说在《收获》刊发之后，风波亦未消失。首先对小说发难的是一位“最
可爱的人”——驻浙江义乌一位部队同志，他用打字稿上书中央，以毛主席
著作中的片段，对比了小说描写是“刻毒攻击了无产阶级专政”、，“以抽
象人性取代了阶级性”；是继《苦恋》之后又一部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大毒
草。有关部门将此信复印了若干份，除寄往各大报刊之外，还奇给了我一份。
我坦然处之，因为我写的是劳改队中的生活真实，连小说中那因环境异化而
丧失了天鹅原来善良天性的两只美神，都是我亲自感悟、亲自接触过的，因
而我无愧于大地良心。因而可以将其存入自己文学档案，当作“历史存照”
保留。此波未平，我又接到了江苏省劳改局一个领导同志的指责信函，此信
没有乱扣铁帽，但对我提出一个问题。他说：“我在这个岗位上工作多年了，
劳改政策不允许一个专政对象在服役时，带进去家属。而你的小说中，‘老
右’黄鼎（即黄继忠化身）居然带进来自己的一个儿子，这是闭门造车，与
劳改政策相悖的。”
因为这封信是探求真理的，我复信给这位领导同志说：“您谈及的是政
策条文，我确信那些条文是真实的；但作为一个作家，更尊重生活的真实，
作家不管条文里说的什么，而看实际上干了什么。我个人所在的一个监有万
名囚徒的大劳改农场，北京大学的黄继忠，不仅带进了小说中写的一个孩子，
他把他所有的孩子都带进了劳改农场。小说是浓缩的艺术，我只是将他们浓
缩成了一个‘黄毛’（小说中孩子的姓名），不信，请你去北大西语系取证。”
说到底，还是时代向前进步了，不然的话，我的“帆”不仅仅是触“礁”；
如果发生了历史大倒退，怕是我还是要被关进劳改队的大墙和电网之中为囚
的。使自己灵肉感到欣慰的是，历史没有回潮，小说还因触及到社会底层严
酷的生活真实，以及闪烁在艰难困顿生活中的人性美，而获得了全国第二届
优秀中篇小说奖。当时，文学评奖还比较纯净，没有现在文艺评奖时的“送
礼”，以及在走后门中不择手段之类，因而作为文人无喜无悲，缘起心灵上
没有欲求的阴影。
使自己在《帆》上留下疑问的，倒是那次授奖大会。当时，担任宣传工
作的一位领导同志到会祝贺，他与几位获奖作家谈话时，特别点出了我的名
字。
“维熙同志，你《帆》虽然写得不错，但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你能否换
一换写作路数？”
我理解这位领导同志的意思，是让我投到现代生活中去。我性格直率，
不无尊敬地与这位领导同志对话说：“我库存了二十年的底层生活与感情积
累，让我抛弃这些库存，而重新进入另一个生活领域，是否。。是否。。是
舍椽而去求木？那样干，我的失落太多了。”
事隔两年之后，胡乔木同志读了我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雪落黄河
静无声》之后，派秘书把一封给我的信送到北京作协，信里在肯定我的文学
创作之同时，也委婉地揭示我这一点，无论是那位领导同志还是乔木同志，
其用心都是良苦的，我十分理解；但我觉得脱离了作家主体经历，而使作家
成为一个新的主体的要求，不仅太高，而且有悖于文学创作规律。老诗人艾
青曾留下两句使我难忘的诗：问我为什么流泪，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我写的作品固然大都是共和国的历史悲歌，正像老诗人诗章写的那样，没有
深沉的爱，也就没有眼泪。这种爱，或许比那种“喜雀唱枝头”的作品，要
更有历史责任感，更能富有反思精神——一个不知反思自己过失的民族，是
个没有希望的民族——我是这样理解文学与历史、历史与文学；昨天与明天，
明天与昨天的（胡乔木同志先后给我送过两封信，第二封信是在医院病中写
来的，老人为我三十九万字的长篇小说《北国草》，挑出了几个印在书上的
错别字，比如书中将严谨之谨字，错印成严紧了。我至今保存着这两封信，
并对老人逝世而常常感伤。）
如果把《帆》广义地看成文学之桅帆的话，涌浪和暗礁总是与帆之航程
相伴相随的。有的不属于浪和礁，大自然气流变幻无常，但这正是铸造作家
胆识和勇气的一种机缘。后来，我接到一封寄自北京大学西语系的一封信，
写信者就是《帆》中人物原型黄继忠。他在信中谈及往昔时说：我们虽然没
有谋面于劳改农场，但我从小说中看到你写的是我。朋友拿来一本《收获》，
我一口气读完，掩卷之后，悲思很久。接黄来信不久，因偶然机会，与昔日
为公安系统“老右”、当前在警官大学任教的邓成相遇，他说我的小说写得
虽然精彩，但有一个极富有人道主义的细节被我忽略了：当时邓在劳改农场
烧锅炉，为惜怜黄继忠带进劳改队的几个孩子，在严冬时节，他怕孩子们冻
坏了，每每从锅炉掏出来热炉渣，用大铁锹铲着，搬进孩子们居住的土屋中
去。
我对邓成说：“你怎么不告诉我这些细节？”
邓成反问我说：你和老黄又没有在一个分场，“谁知道你要写老黄带进
来的孩子？”
我说：“他的事情，传到了‘西区’。我当时就有创作冲动，只是身在
‘曹营’不在‘汉’无法动笔罢了。听说孩子也跟随老右爸爸进劳改队来，
我想起了我昔日在另一个劳改农场看见过的两只白天鹅，经过主人豢养以及
囚徒们拿天鹅取乐，天鹅被异化了。我怕那两个孩子，天性中的纯洁，也会
像天鹅一样。。”
邓成说：“你说的是团河劳改农场，我也见过两只天鹅，但没有联想到
那两孩子。”
我说：“这大概就是作家这个行当的职业特征了，由一滴水联想到大海，
由一片落叶，而悲严冬之百花凋零。”
大概是在九○年春，我再次接到黄继忠的一封来信。信不是写自北大西
语系，而是寄自美国。他说他穿行了整个美国，身边带了我的几本小说集。
他感到我的小说可以、也应该写得更好一些。我完全同意他对我作品的批评。
可是他不知道的是，一本写实的《走向混饨》——一本在文学低谷时期引起
了轰动效应的回忆录，九○年居然被一个“作家”挑出来近百处“不应该”。
她说：“这儿不应该这么写！”我说：“这是生活真实。”
她说：“真实是有阶级性的。”
我说：“我奉信小平同志的实事求是。”
她说：“你是个党员。”我说：“这本来就是我党性的最高表现。”她
说：“你怎么能这么说话？”
我说：“不行，你免我的职好了。”远在美利坚的黄继忠先生，对我小
说提出的希望，无可挑剔之处，但他怕是忘记了昔日黄土地上的泥性了。每
块泥土有每块泥土的个性，盐碱滩寸草不生，粘土地可捏泥人；要烧成景德
镇的陶瓷，需要有景德镇的泥土。
帆说：我要去大海。
礁说：你绕开我走，不然你会沉船。
这就是《帆》与“礁”的生命本源。。
邓友梅
（1933—。。 ）
笔名右板、舒直。山东平原人。中共党员。一九四二年在八路军渤海军
区任交通员。一九四五年在新四军任文工团员。一九五○年后，曾任北京市
文联编辑。一九五三年入中央文学讲习所学习。后任北京市第四建筑公司党
史部书记，辽宁鞍山钟表厂工人，北京市文联专业作家、党组成员、书记处
书记，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是中国作协四届理事，中国对外友协理事，中
华文学基金会副会长。1946 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中短篇小说集《京城内
外》、《烟壶》、《那五》、《邓友梅短篇小说选》、《邓友梅中篇小说选》、
《别了，濑户内海》，散文集《樱花孔雀葡萄》、《大门以里二门以外》等。
其中，《我们的军长》获一九七八—一九七九年全国短篇小说奖，《话说陶
然亭》获一九八○年全国短篇小说奖，《追赶队伍的女兵》、《那五》、《烟
壶》分获全国第一、二、三届中篇小说奖。《寻访“画儿韩”》是其代表作
之一。
向往一种《清明上河图》式的小说——《寻访“画儿韩”》诞生记
《寻访“画儿韩”》在我的作品中，是较特殊的一篇。我一向不依靠采
访写小说，更没有使用现成故事作题材的先例。这篇却是在较完整的素材上，
加工改造移到纸上的。
我有位戏剧界的老友，北京旗人。他的岳父早年在北京一个当铺当经理，
退休之后又推荐他儿子继任他的职务，这位少经理目空一切，年轻气盛，得
罪了文物界同行。同行就拿假古董（一件铜器）去当，把他骗了。他收下这
东西后，左看右看，终于发现是个假的，急得想跳井，没办法，找到他的老
子，老子把他臭骂一顿，就想出“画儿韩”的办法，把面子找了回来（主要
是找回名誉，倒不在赔钱上）。这位少经理我有幸同桌吃过炸酱面。那时他
已改行拉三轮，已不年轻，但气仍盛。这故事，是“文革”之前，那朋友酒
后作为攻击他内兄的材料讲出来的。因为少经理刚刚把拉三轮攒的钱买了个
旧缝纫机，却又是个废品。可见他不仅鉴别古物本事有限，鉴别“今物”也
很二五眼。
我听了一笑，毫无要写它的念头。那时我尚不熟悉所要写的人物，对文
物行也缺乏知识，没有创作冲动。
“文化大革命”中，无书可读。我订了些“考古”、“文物”之类的书
刊，弄找些佛学和占董的闲趣。退休无事，天天去陶然亭打拳运气，结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