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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过铁路的黔东南地区。（所以我读叶辛的作品，感到那么亲切，正因为我
在那里度过许多灰色岁月的缘故吧？）
你一定会有这种体验，在外地的上海人，彼此之间都有一种特殊的凝聚
力，只要“阿拉，阿拉”两声，即使不谋一面，素昧平生的人，也会异常亲
切热络。那时候来山区插队的上海知青为数不少，分散在穷乡僻壤里，只是
到了赶场的日子，他们才从四面八方汇集到狭窄拥挤的乡场上。
哦，赶场，是那个时代看腻了样板戏以后的最高娱乐享受了。蒙群专队
恩准得以去置办一些牙膏肥皂的我，挤在人群里，也顿时忘掉了那些屈辱和
折磨，尤其是听到了那么熟悉的乡音。
突然，两个插队女知青的谈话声，飘进了我的耳朵。
“侬屋里落啦啥地方？”
“徐汇区！”
“啥路？”
“迈尔西爱路！”
天哪，都啥年头啦，还记得殖民地时代的旧路名！我顺着声音传来的方
向看去，一个身材娟秀的姑娘，正瞪着双惊奇的眼睛，注视着似乎刚结识的
同伴。她问：“门牌号头？”
那个胖胖的，毫不在乎的姑娘，讲出了门牌号码以后，根本没有注意听
话对方突然变异的脸色，还在继续讲着：“阿拉刚刚搬进去的，老早一家到
安徽乡下头落户去了！”
不知为什么，我替那个文弱的姑娘悲伤，也许她家还不曾把这个消息告
诉她吧？
乡场上的人流把我卷挟着离开她们。
因为我获准赶场的机会不多，再也没见着那两个姑娘。但是那张惨灰色
的脸，和贵州总爱阴霾的天空里的色调一样，长时间留存在印象里。
尽管当时我无权写什么东西，但浮想联翩以后，总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
素材，有着难以形容的，但对比度较强的画面在吸引着我，甚至连题目都有
了，叫它《相逢》岂不很贴切么？但是相逢以后是什么呢？我就茫然了。
不过，那时我并没有萌发出写一幢房子历史的念头。
你读过程乃珊的《蓝屋》和主安忆的一篇写弄堂里几户人家的小说吗？
看来作者把视线的焦点落在建筑物上，倒也很自然的呢！随着工作的变动，
从乡场走向天南海北，我终于发现，可以掰着指头，讲出数代人历史的建筑
物比比皆是，到处能够不费劲地找到。而且在叙古述今的时候引起联想的东
西，常常是既丰富，又深刻。因此，我着意关心这方面的材料，点点滴滴，
慢慢积累。正如炼钢一样，添加了铬、锰、稀土族等元素以后，就不再是原
来意义的钢了。由于不断增补新的素材，量变带来了质变，我决不会按照原
来的意图去写《相逢》，如果要写的话，相逢也只能是大的画面中的一角。
可现在的《花园街五号》连一点《相逢》的影子都没有了。看来形象思
维的整个孕育过程，是一个吸收、扬弃、聚合、离析的不断吐纳变异的过程。
我真佩服有些快手，略一思索，即可成篇。我想，现在这样“得来全不
费功夫”，是和他过去“踏破铁鞋”进行长时期生活积累有联系的。不也有
些快手，写了些不怎么样的作品么？这大概和没有足月，便强行生出来的孩
子一样，不免要先天不足了。
但是，这个孕育过程有的作者短些，有的作者长些。我是在重新执笔不
久，有机会来到五十年代就比较熟悉的东北几个城市，才打定主意要写一幢
建筑物的历史，写它的变迁沿革，写它的新陈代谢，因为我着实被眼前的景
象激动了。
总在一座城市里生活的人，常常是不大注意这座城市正在缓慢地发生着
的变化的，所谓熟视无睹，所谓视而不见，指的大概就是这类情况。但是对
阔别二十余载以后的我来说，那种沧桑之感，简直强烈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有的人去楼空，有的物是人非，有的恍如隔世，有的面貌全非。而越是结实
坚固的高级建筑物，房子的外表也许变化不大，但房子里面的住户却在频繁
地更迭，因此它的故事相应地也产生得越多。
于是，花园街五号这幢建筑物渐渐在脑海里矗立起来，尽管还不十分清
晰；里面先后居住过的几户人家，也在心目里有了个影子，虽然面貌都比较
模糊。但我自信通过房子来写人，写时代，写新陈代谢，写进展，这样的路
子大概是可取的。不过，要把这多少人家的当事人和后代都拘到一块来，也
够煞费苦心的。正如有些评论家所说的那样，过于奇巧，就难免留下斧凿痕
了。可是，无巧不成书啊，我也就原谅了自己。曹雪芹不也曾把林黛玉由苏
州舟行车宿扯到荣国府来吗？而且还筑了个大观园把更多的女孩子拘在那里
面么？
关于这种过于巧合的缺陷（我的《冬天里的春天》也同样存在着的），
你倒宽容地没有责备，这可能和编辑是半个评论家和半个作家的综合体有
关，也许那半个评论家想批评两句的时候，被那半个作家制止住了：“算喽，
无伤大雅，索性由他去吧！”
我决无辩解之意，中国的传统小说和戏剧，这种巧合是普遍和经常的，
似乎直到今天，一般读者的欣赏习惯，好像还不至于那样不以为然。你说是
不是这样？
使我觉得遗憾的，是未能把我当时强烈的沧桑感中，触目的新的人，新
的房子的鲜明感觉，在作品里最充分地体现出来。在所谓的沧桑感中，往往
包含着一种怀旧、恋旧、惜旧的情绪，《诗经》上那首《黍离》篇，则更为
悲凉。不是的，当时完全不是这种感觉，是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新鲜感，熟
悉的是似曾相识的环境，陌生的则是前面提到的新的人，新的房子。
不知你有无这样的体验，回到久别以后的母校，或者回到离开了较长时
间的故乡，往往先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新的房子，然后是新的面孔。而
最最难忘的是房子。所以在《花园街五号》里出现了沿江新村和临江大厦，
决不是偶然之笔，其产生或许和这种强列印象有些什么关联吧？祖国进步和
社会发展的最鲜明的标志，常常不是表现在准确的数目字上，而是城乡的面
貌以及人民脸上的笑容。我本来很想把这些感受，通过作品表现出来，然而
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新的人，也就是我们文学中的社会主义新人，像《花园街五号》中的改
革者刘钊。我完全同意你来信中分析：“对刘钊的锐气的内涵似乎也可开掘
得更深一些。”也许作者对他作品中的理想人物，容易产生一种偏爱，因此
在表现这个人物的复杂内心世界，表现他生活的多层次和多侧面的丰富性，
表现他起伏跌宕的思想变化时，常会产生比实际多迈出半步的现象。这种突
出势必会出现你信中所分析的“独来独往，包打天下的形象而给人带来孤独
感”。最近一期《瞭望》发了何镇邦的文章《与李国文谈》，
我谈到了这个问题，也是很引以为憾的。
至于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变革中的面貌，虽然你给了充分的评价：“对
时代洪流中重大题材的及时把握和反映，历史感与现实感的统一（时间跨度
几达半个世纪，而主要情节线的发展几乎与现实生活同步，花园街五号成为
把现实和历史联结在一起的纽带）”，但是，我觉得充分反映党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突飞猛进的局面，磅礴的锐不可挡的改革趋势，以及亿万人民如大
旱之望云霓的希望祖国富强的决心和信念，还是不很够的。尽管有限的画面，
有限的人物，在表现宏伟的气势上受到约束，但是文学作为社会主活的一面
镜子，应该把生活描绘得更瑰丽多彩一些。
长篇小说反映当代生活，是有许多难处。
而把着眼点放到正在进行的改革潮流上，恐怕难度就更大一些。但是，
文学总不能只是风花雪月，它可能，也应该对社会生活起到作用，嘟怕是些
微的助益呢！因此，为立志改革的斗士们唱一支赞歌，使更多的人来关心、
支持这场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改革，是我提起笔来写《花园街五号》的原动
力。
写改革，写现实生活，写当代变化的作品越来越多了，出现方兴未艾的
形势。不知你读了贤亮的《男人的风格》没有？我最近刚刚读完，很受启发，
获益颇多。
拉拉扯扯写得不短了，就此打住。并祝撰安！
国文
一九八三年十月六日
蒋子龙
（1941——）
笔名田重。河北沧县人。中共党员。初中毕业后曾在工厂学徒。一九六
○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历任战士，天津重型机器厂工人，锻压车间党总
支副书记，作协天津分会主席。是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一九六四年开始发
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蛇神》、《子午流注》等。其《乔厂长上任记》、
《一个工厂秘书日记》、《拜年》分获一九七九年、一九八○年、一九八二
年全国短篇小说奖；《开拓者》、《赤橙黄绿青蓝紫》分获一九八○年、一
九八二年全国中篇小说奖。
搜寻脑海里的“档案馆”——《乔厂长上任记》诞生记
我曾给自己立过一条规矩：只写小说、散文之类的作品，不写评论文章，
更不写谈体会、介绍经验教训一类的文字。因为我是个靠自己摸索着学习创
作的业余作者，没有系统地学过文艺理论，习作也不多，写不了这类题目。
但我又是个重感情、意志不很坚定的人，架不注人家三句好话。不管哪个刊
物的编辑向我约稿，我那根业余作者的神经都有点发热，很感动，甚至是受
宠若惊。因此，人家要什么，我就答应什么。自己订的规矩还没坚持两年，
自己就把它打破了。好在这篇东西既不是介绍经验，也不是谈体会（我也没
有什么经验体会可谈），而是一篇写作《乔厂长上任记》的流水帐。
《乔厂长上任记》是“逼”出来的。是被生活“逼”出来的，是被一个
普通的中国人对“四化”的责任感“逼”出来的；当然也有一点是被编辑约
稿的诚心“逼”出来的（感动有时也是能转化成一种逼迫人的力量的）。
今年四月，我因割痔疮住进了医院，手术后的痛苦期尚未过去，两个编
辑顶着雨到医院来看我，使我非常感动：其中《人民文学》的一位编辑还当
面向我约稿，而且要求写反映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题材。我已经有两年多没有
拿笔，肚子里存了不少东西，都是工厂的现实问题。当时我就向编辑说了几
件事，我说：写反映“四化”的题材可以，但很难写出鼓乐升平的东西。编
辑也表示：你写那种脱离现实、粉饰太平的东西我们也不用，你就写实现“四
化”的阻力，要写出怎样克服这种阻力，给人以信心和力量。
把编辑送走以后，我却躺不住，也坐不住了，这不是因为伤口疼，而是
进入了构思的痛苦期。一会儿起来，一会儿躺下。我住的这间病房里有九个
病号，其中两个是危急病人，经常要抢救。轻病号则有的听半导体广播，有
的哼小曲。再加医生、护士时进时出，一会儿换药，一会儿打针。我实在不
能在这种环境里开始写作，就像犯了神经病成天愁眉苦脸，寡言少语。病友
们以为我的伤口发炎了，其实我精神上的痛苦已经压倒了伤口的疼痛。过了
几天，一位工人作者又给我带来一个新消息，有的人说：“像蒋子龙那样的
人是写不出好作品来的”，这又给我鼓了一把劲，我没等到伤口长好，就提
前出院了。回到家用了一天多的时间，把几个人物的线条在脑子里理了理，
再用了四天的时间就把初稿拉出来了。拉出初稿后心里却犯嘀咕，写历史题
材，干预古代人的生活，保险；“伤痕文学”揭露的是“四人帮”得势的时
候，干预那几年的生活，也没有问题；可是，这篇稿子是干预眼皮子底下的
生活，行吗？肯定要触动一些人的神经，至少冀申们会跳出来反对。还是少
写局长、厂长们，写写普通工人保险一些。想到这些，我就把稿子扔在一边，
写另一篇反映工人生活的小说去了。
感激《北京文艺》的两位编辑到家里来看我，我把《乔厂长上任记》的
第一节给他们念了一遍，得到了他们的肯定和支持。这增添了我对“四化”
的责任感，也增添了我斗争的勇气，我就花了一个星期把稿子抄清，给《人
民文学》寄去了。
下面谈谈在那个构思的“精神痛苦期”小说中的那几个人物是怎么跳到
脑子里来的。写到这儿、我必须还得发表一个声明。业余作者有一个很大的
难处，就是他的小说发表以后，总有人来跟小说里的人物对号。奇怪的是，
这些人总是跟小说中的反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