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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无疑是全书的高潮，并且所有的一切都是结局性的，它要求作者必须以
最饱满最激昂的精神状态完全投入，而我现在稍一激动，气就吸不进去了。
是否应该听从劝阻，休息一年再说？
不行。这种情绪上的大割裂对长卷作品来说，可能是致命的。
那么，还是应该接着拼命？
蓬勃的雄心再一次鼓动起来。
这将是一次带着脚镣的奔跑。
六
在榆林地方行政长官的关怀下，我开始在新落成不久的榆林宾馆写第三
部的初稿。这里每天能洗个热水澡，吃得也不错。
一九八八年元旦如期来临了。
此时，我仍然蛰居在榆林宾馆的房间里天昏地暗地写作。对于工作来说，
这一天和任何其他一天没有两样。
整个宾馆空寂如古刹，再没有任何一个客人了。
一种无言的难受涌上心间。这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亲爱的女儿。在这
应该是亲人们团聚的日子里，作为父亲而不能在孩子的身边，我感到深深的
内疚。
远处传来模糊的爆竹声。我用手掌揩去满脸泪水，开始像往常一样拿起
了笔。我感到血在全身涌动，感到了一种人生的悲壮。我要用最严肃的态度
进行这一天的工作，用自己血汗凝结的乐章，献给远方亲爱的女儿。
春节前一个星期，身体几乎在虚脱的状况下，终于完成了第三部的初稿。
我心中的春天也将来临。在接近六年的时光中，我一直处在漫长而无期
的苦役中，就像一个判了徒刑的囚犯，在激动地走向刑满释放的那一天。
当作品的抄改工作进入最后部分时，我突然想将这最后的工作放在陕北
甘泉县去完成。这也是一种命运的暗示。在那里，我曾写出过自己初期的重
要作品《人生》。那是我的一块“风水宝地”。而更多地是出于一种人生的
纪念，此刻我要回到那个亲切的小县城去。
一下车，就在房间摆布好了工作必需的一切。接着就投入工作——从工
作的角度看，似乎中间没有这几百里路的迁徒，只是从一张桌子挪在另一张
桌子上。
撞线的时刻终于来临了。
七
在我的一生中，需要记住的许多日子我都没能记住，其中也包括我的生
日。但是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五日这个日子我却一直没能忘记——我正是在
这一天最后完成了《平凡的世界》的全部创作。
尽管我想平静地结束这一天这一切，但是不可能也不由自主。
这真是一个快乐的日子。五月的阳光已经有了热力，大地早已解冻，天
高远而碧蓝，空气中弥漫着青草和鲜花的气息。
延安的几位朋友通过我弟弟天乐知道我今天要完成最后的工作，一大早
就都赶到了甘泉县招待所。不过，他们还不准备打扰我，要等待我从那间工
作室走出来才和我分享快乐。甘泉县的几位领导也是我的朋友，他们已张罗
着在招待所搞了一桌酒席，等我完稿后晚上一块聚一聚，因为按计划，我当
天晚上就要赶到延安，然后从吴堡过黄河，先在太原将复印稿交《黄河》，
再直接去北京给中央台交稿。
当我弟弟和朋友们已经张罗这些事的时候，我还按“惯例”在睡觉。因
为是最后一天，必须尽可能精神饱满。
起床后，我一边喝咖啡，抽烟，一边坐在写字台旁静静地看着桌面上的
最后十来页初稿。
一开始写字手就抖得像筛糠一般。竭力想控制自己的感情，但实际上是
徒劳的。为了不让泪水打湿稿纸，我将脸迈向桌面的空档。
百感交集。
心脏在剧烈搏动，有一种随时昏晕过去的感觉。圆珠笔捏在手中像一根
铁棍一般沉重，而身体却像要飘浮起来。
过分的激动终于使写字台上的右手整个痉挛了，五个手指头像鸡爪子一
样张开而握不拢。笔掉在了稿纸上。
焦急万分。满头大汗，浑身大汗。我知道，此刻朋友们正围坐在酒桌前
等待着我。这是从未体验过的危机——由快乐而产生的危机。
智力还没有全部丧失，我把暖水瓶的水倒进脸盆，随即从床上拉了两条
枕中放进去，然后用“鸡爪子”手抓住热毛巾在烫水里整整泡了一刻钟，这
该死的手才渐渐恢复了常态。
在接近通常吃晚饭的那个时分，终于为全书划上了最后一个句号。
几乎不是思想的支配，而是不知出于一种什么原因，我从桌前站起来所
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手中的那支圆珠笔从窗户里扔了出去。
我来到卫生间用热水洗了脸。几年来，我第一次认真地在镜子里看了看
自己。我看见了一张陌生的脸。两鬓竟然有了那么多的白发，整个脸苍老得
像个老人，皱纹横七竖八，而且憔悴不堪。
我看见自己泪流满面。
索性用脚把卫生间的门踢住，出声地哭起来。我向另一个我表达无限的
伤心、委屈和儿童一样的软弱，而那个父亲一样的我制止了哭泣的我并引导
我走出卫生间。
我细心彻底地收拾了桌面。一切都装进了远行的箱子里，惟独留下那十
本抄写得工工整整的手稿放在桌面的中央。
我坐下来点燃一支烟，沉默了片刻，以使自己的心情平静到能出席宴会
的程度。
在这一刻里，我什么也没有想，只记起了杰出的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
几句话：“。。终于完成了。它可能不好，但是完成了。只要能完成，它也
就是好的。”
李存葆
（1946——）
山东五莲人。中共党员。一九六四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历任班长、
排长、新闻干事、前卫歌舞团编导，济南军区创作室创作员。是第四届中国
作协理事，中国作协军事文学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青联委员。七十年代开
始发表作品。著有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山中，那十九座坟茔》（分
别获第二、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电影剧本《高山下的花环》（合作。
获第五届“金鸡奖”最佳编剧奖）。其散文《云自舒卷风自狂》被台湾收进
《大陆散文选》。
英雄如繁星——《高山下的花环》诞生记
一九七九年春天，我来到了对越自卫还击战的云南前线。在几个月的采
访过程中，看到、听到了许多动人的事迹，作战中涌现出的英雄人物，如银
河系的繁星，多得不可胜数。他们可歌可泣的事迹感染着我、震撼着我、教
育着我。我就在热带丛林的帐篷里，在跳动的烛光下，含泪写作。我边采访，
边写作，在近四个月的时间里，赶写出十万余字的报告文学和散文，组织上
给我记了三等功，但这并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喜悦。我翻阅已发表的作品，深
感不安。我深感这些作品，远没有原始材料那么动人。我反复思考，觉得描
写战斗过程较多，而揭示人物心灵的东西很少。于是我陷入深深的苦恼，我
琢磨着应该怎样概括和集中这些动人的素材，写出一篇较能深刻展示英雄人
物心灵的作品。
今年四月，我赴京参加军事题材文学创作座谈会。会上，领导同志指出：
“回避矛盾，常常是作品情节平淡的原因。”这对我很有启发。
会议期间，《十月》编辑部的一位同志到会约稿。他听我讲了几个生动
的细节之后，很感兴趣，立即催促我把酝酿中的新作写出来，会议结束后，
我留在北京参加一个读书班，《解放军文艺》小说组的同志听了我的构思，
也对我热情鼓励。于是很快就把稿子写了出来。《十月》接到稿子三天后便
通知我，说编辑部同志已将稿子传阅了一遍，决定采用，这就是呈现在读者
面前的《高山下的花环》。
这几年，我接触连队和战士比较多。我常常觉得，战士是艰苦和困难的
代名词。革命至人是人世间付出代价最高、牺牲最大的一种职业。广大战士
在前线有时是几天吃不上饭、喝不上水，承受着一切艰难困苦；平时，他们
常年战斗在风雪线上、海防线上，摸爬滚打在练兵场上，经受着严酷的缎炼。
对于这样的战士，作为一名部队文艺工作者，怎能不纵情讴歌？在《高山下
的花环》中，我就是带着这样的感情来写我们的连队、我们的士兵的。我认
为：绿色的军衣里，有着丰富多彩的心灵。
小说中的人物大都有“模特儿”，许多情节都是实事。我力图反映兵的
真实生活，战争的真实生活。我认为美的本身必须是真。失去了真，也就失
去了美。
雷军长这个人，是我根据我接触到的几位高级指挥员的事迹塑造的。生
活中既有吴爽那样的落伍者，更有雷军长这样的英雄人物。
关于梁大娘一家的遭遇，我想，凡是到过革命老根据地沂蒙山的读者，
是会有自己的深刻体验的。
血与火的战场上，往往能给幸存者留下最闪光的记忆！那闪光的记忆是
人生的教科书。然而，岁月的流逝，常会给闪光的记忆落下尘垢。那么，让
我们像战士天天擦拭武器那样，不时拂去岁月降下的灰尘吧！让闪光的记忆
永远像珍珠般闪光，照耀着我们奔向美好的未来。
这篇小说出自我这生活阅历不深、艺术功力还很差的作者之手，失误之
处，定然很多，我希望广大读者，参战部队的指战员，文艺界的老前辈们，
以及军内外和我同龄的作者，对小说提出批评与教诲。
一九八二年十月二十四日
王润滋
（1946—）
山东文登人。中共党员。一九六六年师范毕业。历任中小学教师，烟台
地区创作组副主任，烟台市文联主席，作协山东分会副主席。是中国作协第
四届理事。一九六八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中篇小说《鲁班的子孙》，短篇
少说《内当家》（获全国一九八○年短篇小说奖）、《卖蟹》（获一九八一
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剧本《海盗的女儿》（与他人合作，获山东省剧
本创作奖）。
我比以往更加追求。。——《鲁班的子孙》诞生记
我门儿里的二爷是个老木匠，劳苦了一辈子，贫穷了一辈子。二爷的小
儿子——我的小叔叔继承父亲的事业，成了一个手艺高明的小木匠。在我七
三年离开老家以前，我们的关系很亲密。小叔年轻气盛（他小我好几岁），
要改变自己的命运，白天到队里干，夜里回家来点起大汽灯（那时候老家还
没有通上电）开木匠铺。他因此而挨过批，木匠铺也被迫停工了。我离开家
乡的这些年，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二爷和小叔的命运却很少知道。后来
在城里，我熟悉了另外一个小木匠，是从农村里来的，很是发财，然而他的
言语、行为、灵魂真叫我惊讶。我几乎不敢相信他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我想
到了二爷和小叔，他们现在是怎么生活的呢？我把一个老木匠和两个小木匠
的故事捏合在一起，讲给别人听了。。
我比以往更加追求作品的真实感。真实是艺术的生命。为了求真，我笔
下的人物几乎都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模特儿”。没有这个“模特儿”，我很
少有创作的冲动和勇气。为了求真，落笔开篇之前，我总要冷静地审理一下
自己的人物和故事，看是否还有凭空编造的东西夹杂在里面。在我写出一个
自以为满意的细节时，哪怕再激动，也要搁笔想一想，这是否真？是否是感
情用事编造出来的？检验是否真实的唯一标尺是生活。我力求忠实于生活。
生活是复杂的，决不像小葱拌豆腐那样一青二白。生活中的人更是复杂的，
没有任何一种数学机器能够计算出人的心理和性格的复杂性来。从主观意念
出发写作品很容易，这不需要生活，只需接政策条文坐在屋子里编就是了。
需要白脸的施粉黛，需要红脸的涂油彩。。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编之不尽，
写之不竭。这样不顾生活真实编造出来的东西尽管在外壳上打扮得多么“进
步”、多么时髦，在一时间也许很受宠爱，但终究是短命的。它对我们党和
人民的事业，对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实在是有害无益的。在我自己的创作道
路上，就曾吃过这样的苦头。有的同志说，老木匠尽管有着善良美好的心灵，
但从政策考虑他应该是一个阻碍改革的落后形象，而作者对他倾注的同情太
多了；小木匠尽管钱迷心窍，但他应该是一个社会主义改革的新人形象，而
作者对他的责难太多了。倘若从定义出发考虑问题，也许可能应该是如此的
吧！然而生活中的大活人却并非是这样简单啊！我写这两个形象的时候，努
力不从主观愿望去考虑他们应该怎样怎样，而努力按照我所了解的生活中他
们的本来面貌来描写和刻划。不在生活底层浸泡得很久是不会有这种观察和
感受的。在《鲁班的子孙》落笔之前，我给自己规定的原则是：多写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