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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仓夷的土地上。能称“林莽”而又可言“大”的，所剩几何？
有人道，这是部彻底否定“文革”的作品。此说倒很能配合宣传中心，
大有为政治服务的味道。彻底与否，且莫论，它否定的又何止那段荒诞岁月。
要知道，人类妄想成为大自然的上帝已很久了。文明的进化，使匍伏在图腾
下的人昂起首，渐渐上天人地，无所不能。于是乎，人定胜天，“天”成了
革命对象，高山低头，河水让路，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山河铁臂摇，现代
文明的钢铁履带轰隆向前，无须怜惜身后的瓦砾焦土。
辉煌胜利纷沓而来，人仿佛果真成了主宰。惜乎，叹为观止的只是这些
勋业本身。在建树青铜或砖石纪念碑的过程里，人倒是渺小的、寂寞的。就
像人们流血流汗斩伐竹林，制成长短不一的竹简，被记载下来的不是他们自
己，而是一个个堂皇的年号与朝代。
文明，自有其无可争辩的进步性，谁又敢否定？问题是，人不仅绝非奴
隶，也不是上帝。大自然，在人类之前就存在了，它不仅哺育了草和木，也
哺育了猿和人。人在其中，不过是共存共荣的生物圈里的一个部族。当然，
大自然缔造了人，不是没赋予他们使命，那就是让天地间一切有生命无生命
的物质调协得更和谐更美好。
据说，“人定胜天”这古训，并非我们今日所理解的意思。何况，我们
有另一句涵义更深遵的古训——“天人合一”。
不难理解，当人类的智慧被急功近利乃至妄想狂所践踏时，无论自然界
还是人本身，都将沦落到前路茫茫的窘境。天在何处，地在哪方，毫无意义
的生，毫无意义的死。。
我所写的，毕竟发生在特定年代的事，笔法似乎是地道的写实，五个人
物的悲喜爱憎，都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不敢“朦胧”。但小说里还有一个始
终在场并充分表演自己的主角，它就是——大林莽。
人是现实的，林莽却是超现实的。它幽囚、折磨、驱使着几个闯入者，
难道仅是上苍惩戒？它之冷酷残忍，扭曲万木的触须藤网，莫非只是那个社
会环境的象征？或者，这些都不假。然而大林莽的意象是无穷的，它若真是
个象征，那就具有很大的可变性，正负阴阳，生死荣辱，苦苦相缠，徐徐净
化、都系它之所为。
中国人对三度空间从来有独特的感受，他们饱含东方智慧的学说从不论
物质表象，而穷究超越现实的本质，当你如此去默念时，便会得到比真实还
要真实的启示。
这几个流亡者、探索者，最后都在神机莫测的大林莽中找到了自己要找
或原本无意找的东西。于是，它即刻成了自我灵魂的一部分，无论活着还是
死去。都与斯共存。
此篇既非“知青小说”，亦非“伤痕文学”；既非挽歌一曲，亦非“警
世通言”；更不曾“彻底否定”。它毕竟是在肯定着一些什么的。这或许就
是，人类在难以抗争的逆境里那一点点精神。微不足道也罢，孤独无援也罢，
是人，总是有精神的。
人固然不能充当林莽的主宰，却总有可能成为自己的主宰。
人万万不可去“征服”自然，大自然却只有人才能拯救。
要荣还是要枯？每个人都要回答的，因为那就是你自己。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于广州
陈建功
（1949——）
广西北海人。一九八二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在北京市文联从事专
业创作。一九七三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中短篇小说集《迷乱的星空》、《陈
建功小说选》、《鬈毛》。其中，短篇小说《丹凤眼》获第三届全国优秀短
篇小说奖，《飘逝的花头巾》获第四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另外，与赵大
年合著大型电视连续剧、长篇小说《黄城根》。《丹凤眼》是其成名作之一。
摇出个满意的元宵——《丹凤眼》诞生记
《丹凤眼》是“谈天说地”的第二篇。第一篇是《盖棺》。其实，此前
的《京西有个骚鞑子》已经是“谈天说地”的开始了。我在写《迷乱的星空》
之类着重于心理刻划的作品的同时，斗胆挂起这“王麻子剪刀”式的字号，
曰“谈天说地”，实在是形势所迫。近年文学潮流发展很快，尤其是短篇，
题旨深远、艺术精妙的佳作不断出现，颇有“人人握灵蛇之珠，家家抱荆山
之玉”的阵势，这使我时时有一种危机感，提起笔来，“如履薄冰，战战兢
兢”，希望有所进步。王蒙同志提出“要能抡几把板斧”，这对我很有启发。
我认为这是展现作者丰富的创作个性的需要，也是反映千变万化的生活的需
要。于是，拿“谈天说地”来上阵了。我打算继续写下去。当然，题材要开
阔一些，除了矿山生活以外，北京的其他行业，凡“引车卖浆者流”的生活
都可能试着反映一下。是否能写得稍好一些？是否能获得读者？试一试吧。
《丹凤眼》里用的素材，在我心中萦绕已久。我在京西煤矿当过十年矿
工。年轻的矿工们几乎每人都有一段“搞对象”的悲喜剧。这都是与“井下
挖煤”的职业分不开的。我的几个朋友就是因为当矿工被人瞧不起，经历了
千辛万苦才找到了伴侣。千方百计逃离井下呀；自轻自贱，羞于见人呀，或
者向姑娘们谎报“在黑色冶金粉未研究所工作”呀，这在青年矿工中自然是
屡见不鲜了。另一些人呢，在爱情上屡遭挫折，对姑娘们产生了“敌视”。
我的一位朋友就是这样。当他去相亲时，姑娘问他“是不是在井下工作？”
“井下安全吗？”他确实是这样回答的：“不安全。净死人！我们矿上，寡
妇有的是！”。。这些活生生的人物以及由此激起的不平，一直催促着我为
那些“给人类捧出太阳”的人们呐喊、讴歌。然而，我犹豫了很久。我知道，
编一段矿工的恋爱故事并不很难。也许，可以写一个顶住传统观念的压力，
坚持井下工作的矿工，用以歌颂“挖煤光荣”？也许，可以通过某位矿长阻
挠女儿和矿工的婚事，用以抨击时弊？。。我对这样的写法总感到不满足。
不仅因为类似的作品已经有人写过，更因为我觉得这样反映生活毕竟太肤浅
了。我的“触角”深入到生活深处了吗？深入到入的灵魂了吗？现实主义文
学是为人生的——当然可以歌颂“挖煤光荣”，更应该抨击时弊，但我以为
最重要的，是从人所常见的生活中挖掘出真、善、美，挖掘出人生的真义，
形象地昭示给读者，使他们从对生活、对人生的思索中把自己的精神境界加
以提高。一个作者，当他未能居高临下地俯视他所要描写的生活的时候，当
他不能比读者看得更深、更透，自信能举起一把人生火炬的时候，他何必急
急地去写呢？
当然，这里讲的，是我认定的创作的基点，或者可以说是努力的目标。
拙作——《丹凤眼》及其他——都离此相差甚远。我是说，在这样一种目标
面前，我不满足于自己对生活认识的深度。我不敢写。我逼迫自己再挖掘一
下。我相信，这种“再挖掘”不仅有助于写好我的作品，而且也会是一种享
受——这里既有作者在思索生活中有所发现、有所升华的喜悦；也有读者从
这种升华的形象中感到净化了灵魂和充实了心灵的喜悦。。天知道我的作品
能否实现这奢望的万分之一，反正我希望看。于是，素材被搁置在心里了，
和许多其他的素材放在一起，继续贮存着。又像放在北方人摇元宵的笸箩里
一样，摇啊摇，也不知道哪天才能摇出个满意的元宵来。
去年年初的一天，我到一位老同学的家去了。主妇正骂女儿——因为女
儿新近交的男朋友是位工人。由此，我忽然想起“四人帮”横行的时期来到
这一家，这位主妇也曾向我骂过她的儿子——我的老同学，埋怨他找了一个
“有海外关系”的“臭老九”作岳父。现在呢，她的忘性真大，居然还时时
举出自己嫌弃过的“臭老九”，却是赞赏备至了，以此表示对女儿的选择的
不齿。。
说实在的，虽然我现在不做工了，我的心里依然在深深地崇敬着那些创
造物质财富的人们。这位主妇对工人的蔑视刺痛了我的心。我激愤地想：这
样的人活着还有什么劲（恕我不敬）！一辈子趋炎附势，难道她感受不到自
尊被混灭的耻辱吗？我又想到了生活中的许多人，以某种职业、某种地位判
断别人的价值，甚至也以这些判断自己的价值。人们，你们不感到这样可悲
吗？我忽然想到我的那些“大口喝酒，大块吃肉”的粗犷的矿工朋友们，他
们中间的大多数人身上，潜藏着一种“气质”，过去我不过以为这是“男子
气”，现在才明白这是人类最高贵的东西——尊严。是的，他们中间的一位
曾经有过这样的故事：他在城里遇见了自己的一个朋友。朋友春风得意（其
实不过是被保送上了大学），请他喝啤酒。席间问他：“在矿上混得怎么样？
胳膊腿儿还全乎？”他冷冷地回答说：“胳膊腿儿还算全乎吧，可是心臭了！”
拂袖而去。。也许，在许多人眼里，这未免太敏感？太畸形？太偏激？但其
中确确实实包含着一个伟大的因素——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人的尊严的觉
醒！作品要是能从生活中，从人物中挖掘出这种因素，它对读者的启示将不
只是“挖煤光荣”，而是一切真正自尊、自爱的人的光荣和自豪！它不是简
单地歌颂某种职业，而是歌颂一种真正的人生！。。在这个令人振奋的思索
过程中，感性和理性，形象和抽象是一起进行的。我想起了矿区那些给姑娘
们起外号，喊她们“白吃饱”的伙计们，他们对女同志的粗鲁曾经遭过我的
嘲笑。而现在，我似乎也看得到了在这粗鲁的外壳里透出的一道自尊的光辉。
这就是灵魂的美！真可惜，这“美”已经在不公正的世人轻蔑的重压下变形
了，蒙垢了，以至我在矿山生活了十年，竟然熟视无睹！由此我也想到，现
实生活中的美，并不全是以最标准。最规范、最清晰的形式摆在我们面前。
它靠我们开掘。“夫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
未易轻弃也。”
在走马灯一般向我走来的生活原型中，我找到了×××。他是天天在卖
饭窗口外喊“白吃饱”的小伙子中的一个。后来呢，居然和卖饭窗口里一个
外号“吊眼儿”的姑娘恋爱、结婚了。而那姑娘在和他恋爱之前，利用卖饭
的机会，不知“整治”过他多少回，真是“不打不相交”。这件事使我的脑
海里出现了两个自尊的小人物。这一对自尊的性格在社会某种不公正的氛围
里变得那样敏感，以至引起这性格间一次又一次的碰撞，在这碰撞中闪耀出
他们豪迈的自我意识的光辉。。终于，他们相通了，骄傲地共同走在人生的
道路上。这就是《丹凤眼》的题旨。
某一构思过程的复述是顾此失彼的。作品题旨的形成，总要和人物形象
的逐步丰满，情节的不断变通同时进行，而我在这里省略了后者的许多过程。
因为这里只想谈对生活再认识，对主题再挖掘的点滴感受，所以到此似乎可
以打住了。
至于《丹凤眼》是否深刻地表达了主题？我不知道。有了使自己激动不
已的人物、事件、主题，表达出来以后却不能尽如人意，这是常常令我国惑、
苦恼的。我抡的这板斧，实在是没有什么路数，只好再学。
郑恩波
（1939——）
学者、翻译家。满族。中国艺术研究院当代文艺研究室研究员，中国作
家协会会员，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学会理事，刘绍棠乡土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中国翻译家协会会员，南斯拉夫“兹玛依”儿童文学家协会终身会员。一九
六四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俄语系，先后留学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五年。回国
后任《人民日报》记者、翻译十年。迄今共有著作、译作四百五十万字问世。
著有学术专著《阿尔巴尼亚文学史》、《南斯拉夫当代文学》、《南斯拉夫
戏剧史》、《大运河之子刘绍棠》，长篇传记文学《刘绍棠传》，散文集《望
儿山·多瑙河·紫禁城》等，译有长篇小说《沼泽庄》、《重新站起来》、
《亡军的将领》、电影《亡军还乡》等。
编后记
刘绍棠所倡导的乡土文学，不是一个封闭体系，而是一个博采众长的开
放体系。在有关部门关怀下成立的“刘绍棠乡土文学研究会”，肩负的重要
使命之一，就是研究刘绍棠的乡土文学与我国优秀的文学传统鱼水难分的紧
密关系。
我们所说的我国优秀的文学传统，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即优秀的古典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