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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应是有选择的，而不应是自然主义的堆砌）。不过小说和画究竟有所不同，
因为小说是用文字写成的。看一张细致的画，在细看的时候固然一花一草都
能看到，但即使在粗心大意的时候，也可以领会了其中突出的事物，而读小
说却不能很自然地把次要的事物跳过去而看出突出的事物，因而就要对不同
习惯的读者对象作不同的安排，以便于使他们愿意从头读到尾——读完，以
后领会得深浅也和看画一样是各有不同的，不过要不能使他们读完，就会连
个浅的印象也没有。前边谈到叙述和描写的关系中，曾提到中国评话式的小
说是把描写情景融化于叙述故事中的，但为了少割裂故事的进展，为了使读
者于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读完，在通常小说写得细致一点也不算过多的地方，
在这种形式的小说中可以简到很少甚而不写。例如我在《三里湾》中第一次
写到马家院，只写了它的大门上的栓子、搭子、腰栓、契子、顶门权、黄狗
等而没有写院内秋收时候应有的景物、马多寿家几个人的声音、面貌等。本
来院中的景物和这些人物的外观写上去也不为多，有好多地方还可以使人对
马家的印象更深刻，但不写上去对于了解马家的影响也不大，而且可以节约
读者多读几百字的时间负担。过去的评书艺人在这些地方是描写的，而且有
时候写得很长——相传有个艺人说《西厢记》中的驾驾在进一重门的时候，
说了一个礼拜还没有进去，而听众还不觉得厌烦。我以为这是过去评书的一
种毛病：过去在茶馆里说书的评书艺人是每说一段收一次费的；而听众又有
些是有闲阶级（可以说是职业听众），每天可以误上整天工夫来听书。这一
类听众，要求的是轻松扯淡的小趣味，而并不打算在其中接受什么教育。艺
人们为了照顾到这一批长期顾客，有时候就得加油加醋以适应他们的需要。
不过一般听众仍是要求故事进展得快一点、主要的内容厚一点的。今天那样
一类有闲的听众没有了，所以写莺莺的时候，写到她突破封建婚姻制度的地
方不妨多花点笔墨，而对她进门的姿态、风度尽可以少写，至于有闲阶级要
求加入的色情的部分则要去掉，以便于使我们的新的听众尽可能在少的娱乐
时间里，可以接受到一整本足够深刻的西厢故事。
究竟什么地方应粗、什么地方应细呢？我以为在故事进展方面，直接与
主题有关的应细，仅仅起补充或连接作用的不妨粗一点；在景物和人物的描
写中，除和以上相同外，凡是直接的读者层最熟悉的，可以不必细写（只要
提及几点特殊的东西，读者就用他们的回忆把未写到的给补充起来了），而
他们较生疏的，就须多写一点。我一向是这样做的，只是在应细的地方而材
料不足的情况下则作得不够。
关于写法，我谈这几点。中国评书中的技术有它自己已经形成的比较完
整的道理，只是这一套道理，还有好多艺人同志们的头脑中，没有人写成书。
以后我还准备向他们作一次全面的学习。
此外还有语言问题。我对运用语言方面的看法，一向不包括在写法中。
我以为这只是个说话的习惯，而每一个国家或民族，在说话时候都有他们的
特种习惯，但每一种特殊习惯中，也有艺术的部分，也有不艺术的部分。写
文艺作品应该要求语言艺术化，是在每一种不同语言的习惯下的共同要求，
而我只是想在能达到这个共同要求的条件下又不违背中国劳动人民特有的习
惯，结果在“艺术化”方面只是能花多少就花了多少力气（根据我的能力），
而在保持习惯方面做得多一点而已。
四还有几个缺点
我在抗日战争初期是作农村宣传动员工作的，后来作了职业的写作者只
能说是“转业”。从作这种工作中来的作者，往往都要求配合当前政治宣传
任务，而且要求速效。这种要求本来是正当的，是优点，可是因为自己的努
力不够，所以又存在着以下三个缺点：
一、重事轻人。在实际工作中，任何事都是多数人做的，其中虽然也有
骨干，而骨干的也是多数，每个人发挥出他一部分积极作用，就把事办了。
在一个作品中，自然应该集中一些、节约一些不必要的人物，突出几个有代
表性的人物。要做到这一步，自然就应该更深入一些去体会每个人的积极面。
我因为在这方面的努力不够，所以常常写出一大串人，但结果只有几个人写
得周到一点，把其余的人在故事中用一下就放过去，给人一个零碎的印象。
二、旧的多新的少。在转业之前我接触的社会面多，接触的时间也长，
而在转业之后恰好正和这相反，因而对旧人旧事了解得深，对新人新事了解
得浅，所以写旧人旧事容易生活化，而写新人新事有些免不了概念化——现
在较以前好一些，但还是努力不够。
三、有多少写多少。在一个作品中按常规应出现的人和事，本该是应有
尽有，但我往往因为要求速效，把应有而脑子里还没有的人和事就省略了，
结果成了有多少写多少。
这三个缺点，见于我的每一个作品中，在《三里湾》中又同样出现了一
遍——如对魏占奎、秦小凤、金生媳妇、何科长、张信、牛旺子。。就只是
见了见面，而没有显示出他们足够的作用。
孙犁
（1913——。。 ）
原名树勋。河北安平人。中共党员。曾任冀中抗战学院、华北联合大学、
延安鲁艺教员，晋察冀通讯社、《晋察冀日报》、晋察冀边区文联编辑。一
九四九年后，历任作协天津分会副主席、主席，天津市文联名誉主席，中国
作协第一、二、三届理事，顾问，中国文联第四届委员。一九二七年开始发
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风云初纪》（三集），小说、散文集《白洋淀纪事》，
中篇小说《铁木前传》，文学评论集《文学短论》等，另有《孙犁全集》（八
卷）。
那个时代的平常故事——《荷花淀》诞生记
《荷花淀》最初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的副刊上，是一九四五年春天，
那时我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学习和工作。
这篇小说引起延安读者的注意，我想是因为同志们长年在西北高原工
作，习惯于那里的大风沙的气候，忽然见到关于白洋淀水乡的描写，刮来的
带有荷花香味的风，于是情不自禁地感到新鲜吧。当然，这不是最主要的，
是献身于抗日的战士们，看到我们的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群众的抗日决心
日益坚决，而妇女们的抗日情绪也如此令人鼓舞，因此就对这篇小说发生了
喜爱的心。
白洋淀地区属于冀中抗日根据地。冀中平原的抗战，以其所处的形势，
所起的作用，所经受的考验，早已为全国人民所瞩目。
但是，这里的人民的觉醒，也是有一个过程的。这一带地方，自从“九
一八”事变以来，就屡屡感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卢沟桥事变不久，敌人
的铁蹄就踏进了这个地区。这是敌人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一场大灾难。而在这
个紧急的时刻，国民党放弃了这一带国土，仓皇南逃。
农民的爱国心和民族自尊心是非常强烈的。他们面对的现实是：强敌压
境，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家园，自己的妻子儿女，都没有了保障。他们要求
保家卫国，他们要求武装抗日。
共产党和八路军及时领导了这一带广大农民的抗日运动。这是风起云涌
的民族革命战争，每一个人都在这场斗争中献出了自己的全部力量。
在抗日的旗帜下，男女老少都动员起来了。面对的是最残暴的敌人。不
抵抗政策，早已被人们唾弃。他们知道：凡是敌人，如果你对他抱有幻想，
不去抵抗，其后果，都是要不堪设想，无法补偿的。
这是全民战争。那时的动员口号有：有人出人，有枪出枪，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农民的乡土观念是很重的。热土难离，更何况抛妻别子。但是青年农民，
在各个村庄，都成群结队地走上抗日前线。那时，我们的武装组织有区小队、
县大队、地区支队、纵队。党照顾农民的家乡观念，逐步逐级地引导他们成
为野战军。
农民抗日，完全出于自愿，他们热爱自己的家、自己的父母妻子。他们
当兵打仗，正是为了保卫他们。暂时的分别，正是为了将来的团聚。父母妻
子也是这样想。
当时，一个老太太喂着一只心爱的母鸡，她就会想到：如果儿子不去打
仗，不只她自己活不成，她手里的这只母鸡也活不成。一个小男孩放牧着一
只小山羊，他也会想到：如果父亲不去打仗一不只他自己不能活，他牵着的
这只小山羊也不能活。
至于那些青年妇女，我已经屡次声言，她们在抗日战争年代，所表现的
识大体、乐观主义以及献身精神，使我衷心敬佩到五体投地的程度。
《荷花淀》所写的，就是这一时代，我的家乡，家家户户的平常故事。
它不是传奇故事，我是按照生活的顺序写下来的，事先并没有什么情节安排。
白洋淀属于冀中区，但距离我的故乡，还有很远的路。一九三六年到一
九三七年，我在白洋淀附近教了一年小学。清晨黄昏，我有机会熟悉这一带
的风土和人民的劳动、生活。
抗日战争时期，我主要是在平汉路西的山里工作。从冀中平原来的同志，
曾向我讲了两个战斗故事：一个是关于地道的，一个是关于水淀的。前者，
我写成一篇《第一个洞》，这篇稿子丢失了。后者就是《荷花淀》。
我在延安的窑洞里一盏油灯下，用自制的墨水和草纸写成这篇小说。我
离开家乡、父母、妻子，已经八年了。我很想念他们，也很想念冀中。打败
日本帝国主义的信心是坚定的，但还难预料哪年哪月才能重返故乡。
可以自信，我在写作这篇作品时的思想、感情，和我所处的时代，或人
民对作者的要求，不会有任何不符拍节之处，完全是一致的。
我写出了自己的感情，就是写出了所有离家抗日战士的感情，所有送走
自己儿子、丈夫的人们的感情。我表现的感情是发自内心的，每个和我生活
经历相同的人，就会受到感动。
文学必须取信于当时，方能传信于后世。如在当代被公认为是诳言，它
的寿命是不能长久的。时间检验了这篇五千字上下的小作品，使它得以流传
到现在。过去的一些争论，一些责难，现在好像也不存在了。
冀中区的人民，在八年抗日战争中做出重大贡献，忍受重大灾难，蒙受
重大损失。他们的事迹，必然要在文学上得到辉煌的反映，流传后世。《荷
花淀》所反映的，只是生活的一鳞半爪。关于白洋淀的创作，正在方兴未艾，
后来者应该居上。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五日草成
周立波
（1908—1979）
原名周绍仪。湖南益阳人。中共党员。上海劳动大学肄业。一九三四年
参加左联。曾任八路军华北前线战地记者、翻译。一九三九年赴延安，任鲁
艺教师。《解放日报》文艺副刊部副部长，八路军三五九旅司令部秘书，《中
原日报》副社长，北平军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翻译，中共松江省委宣传部
宣传处处长，沈阳鲁艺研究室主任。一九四九年后，历任湖南省文联主席，
中国作协湖南分会主席，中国文联一至三届委员，中国作协第一、二届理事，
全国人大一至三届代表，全国政协第五届委员。一九三四年开始发表作品。
著有长篇小说《暴风骤雨》（获一九五一年度斯大林文艺奖三等奖）、《山
乡巨变》，报告文学《晋察冀边区印象》及《周立波选集》（一至七卷）。
译有《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部）等作品。
走向黑土地——《暴风骤雨》诞生记
一九四六年冬天，我到东北时，中共中央东北局正号召干部下乡，领导
农民，进行土地改革，我知道农民跟地主的矛盾和斗争，是我们这个时代的
主要的矛盾和斗争之一，土地改革是决定我们革命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由
于这种认识，加上革命的责任感，我积极地要求下乡。当时我只恩到要全身
地投入这场激烈的阶级斗争，并没有想到很多个人的创作问题。
为了顺利地进行土地改革，我们必须在生活和感情上和农民群众完全打
成一片。我们要和他们一块居住，一起工作。在北满的屯子里，我们曾有几
个月，一天三顿都吃苞米■子和咸菜。那时候，如果自己生活稍为好一些，
就会脱离群众。东北农民经过日寇十四年的残酷压迫和剥削，生活非常苦。
许多人吃野菜，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