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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脱离群众。东北农民经过日寇十四年的残酷压迫和剥削，生活非常苦。
许多人吃野菜，吃橡子面；十七八岁的大姑娘没有裤子穿。农民开初不了解
我们，只能从感性知识上，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来判断我们的心意，看到
我们生活简朴，甚至于比他们还吃得差一些，他们就知道我们没有私心，真
正是来谋大伙的利益的。当时，我们在乡下连皮鞋都不穿。因为伪满警察都
穿皮鞋，我们怕老百姓看见皮鞋，容易联想到迫害他们的伪满警察，我们这
样地约束自己，使得农民不但能很快地理解我们，和我们接近，并且非常关
心和爱护我们。在晚上，我们出去小便，也常有带枪的农民跟着保卫我们。
因为我们跟农民这样的亲近，他们就愿意和我们谈苦难的经历和心里的秘
密；谈生产的知识和社会的情况；愿意跟着我们一起斗争压迫和剥削他们的
汉奸、恶霸和地主了。有些从斗争中涌现出来的农民积极分子和我们感情非
常好，一位打胡子（土匪特务）的英雄跑腿子（单身汉）花玉容，在一九四
六年患病不救，临死时还记得我，我将永远不会忘记他和其他战友的友谊。
在实际斗争中和创作实践中，我深深感到，为要反映农民的生活和斗争，
自己就首先要热爱他们，熟悉他们，和他们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
我参加了松江省尚志县一个区的土地改革工作，约六个月；此外，还到
了其他的地区，目击了这个轰轰烈烈的斗争的整个过程。回到哈尔滨时，我
就想借着东北土地改革的生动丰富的材料，来表现我党二十多年来领导人民
反帝、反封建的雄伟而艰苦的斗争，和当代农民的苦乐与悲哀，以教育和鼓
舞广大的革命群众。于是，我花了三个月功夫，写了《暴风骤雨》的上部；
后来又花了六个月时间，写成下部。
参加土地改革的期间，因为常常看报纸，读文件，参加会议，我对于整
个东北的土地改革，颇为熟悉。对同类事件知道得多，塑造人物、构思情节
都相当方便。我在《暴风骤雨》里所写的人物和事件，大都是有真人真事做
模特儿的。如农工联合会主任赵玉林的牺牲，和他的老婆的哭吊，以及全村
农民的悲痛和追悼等情景，都是有事实的根据的。有个新干部叫温凤山，是
个共产党员，被地主打死了，这事很感动了我们。我就把他写进了小说。因
为描写一个革命干部的壮烈牺牲，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农民的觉悟和追怀，正
可以教育新中国的青年一代，叫他们向英勇的革命先烈学习。
作家是不能关在房子里凭着空想来写东西的，要是那样，就会常常闹出
不符合实际情况的笑话。比如我写上部草稿时，写到小王同志六月间在路旁
打野鸡，我发生了怀疑：七月里是不是有野鸡可打呢？为了调查这点和其他
许多我所描写的不能确定是否真实的细节，我又下乡去。到了乡下，我才知
道，野鸡在夏天都呆在山里，不大飞到路边来，只有在冬天，在雪封山野的
时候，才常常飞到路边来找东西吃。于是我就把打野鸡改成了打跳猫（兔子）。
在这次下乡中，我还发现了其他许多宝贵的新材料，帮助我把原稿里一些不
真实，不合理的细节作了许多重大的修改。
除了写自己直接在农村里耳闻目睹的东西以外，还可以从报刊和其他地
方收集一些次要的间接材料来作为辅助材料。记得当时《东北日报》的土地
改革新闻和上级党委编的许多关于土地改革的小册子，都对我很有帮助。我
写“打胡子”的场面，一部分是根据老百姓讲的；我虽没有打过胡子，但抓
过胡子，审讯过土匪，又在革命军队里呆过，知道一点打仗的情景。利用这
些间接的材料，加上自己对于部队作战的知识，我就写了“打胡子”的场面。
听取别人的详述，吸取他们的经验，加以正确的分析和推想，再渗进自己的
经验，间接材料是可以变为直接材料的。但用间接材料必须注意，除了详细
调查之外，还得运用自己丰富的人生知识和发达的想像能力，对人物和事件
加以细密的推想。
《暴风骤雨》还有一些缺点，比如有些地方，故事的集中性不够，人物
的典型性不够，不能大胆删略许多和主题无关的细节，因而削弱了艺术的魅
力。我开初总觉得土地改革过程中的一切事件都不能遗漏，其实这是不能做
到的。想把一个规模宏大的运动的所有的事情都写到一篇小说里，结果是没
有一样事情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想把你所碰到的每一个人都写进一本书
里，结果是没有一个人会写得活灵活现。作家要刻划一个人物，必须要把很
多同一类型的人物的特性，加以仔细的观察和研究，然后集中写成一个典型，
像曹雪芹的写林黛玉，施耐庵的写鲁智深，鲁迅的写阿Q 一样。
最后，我想谈谈语言的问题。语言是文学作品的建筑材料，写农民对话
而不用农民的语言，写出来一定不像。农民的语言特点是形象化，生动简练。
这是从他们丰富的生产知识和斗争知识里头提炼出来的。他们的话，真是虎
虎有生气。举几个例子，做个比较吧：
知识分子腔：“看那人光在家里陪着妻子。”
农民说：“那家伙老是守着娘娘庙。”
比如说，家里穷的没有饭吃，农民说：“锅盖总是长在锅沿上。”家里
没有地，他们就说：“我家开门就是人家的地方。”从这几个例子，就可以
看出农民的语言和长久的脱离实际的知识分子的语言相比，在某些方面，尤
其是在语汇方面，是好得多的。
《暴风骤雨》创作的简单经过就是这样。这部小说，能够得到以伟大的
斯大林的名字命名的奖金，我衷心感到非常高兴和荣幸。我国人民的现实生
活是无比丰富的。英雄的人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同志的正
确领导下，经历了无数翻天覆地的斗争。我以一个普普通通的文艺战士，在
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熏陶之下，反映了这无比丰富的现实斗争生
活的一个小角落，其所得的光荣是要归功于伟大的、战斗着的人民，以及领
导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英明的党和毛主席的。今后，在党的领导之下，我
要更加奋发和努力，希望能够用文艺的武器为中国人民的幸福，和世界人民
的解放，更好地服务。
姚雪垠
（1910——）
河南邓县人。中共党员。抗战期间曾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兼
创作研究部副部长，东北大学副教授。一九四九年后，历任大夏大学教授、
文学院代理院长、副教务长，河南省、湖北省专业创作员，湖北省文联主席，
作协湖北分会名誉主席。是中国作协第三届理事、第四届顾问，中国文联第
四届委员，全国政协第五、六届委员。三十年代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
说《春暖花开的时候》、《戎马恋》、《长夜》、《李自成》（一至三卷，
其中第二卷获茅盾文学奖）。
青年早期的“滥觞”——《李自成》诞生记
—。。 我为什么要写历史小说？
据我看来，一般人对历史都感兴趣，不感兴趣的恐怕很少。我自己对历
史也有浓厚兴趣，尤其是对曾经产生过辉煌灿烂文化和年代悠久的祖国历
史。我不仅常常以此为骄傲，也常常希望和鞭策自己能够做一点对得起祖国
历史的工作。在青年时候，我曾经希望做一个历史学家，但是这希望没法实
现。我幼年和少年大半在失学中，只读过三年小学和不到一学期的初中，一
九二九年从故乡到了开封，有在河南大学读书的同乡学生替我造了一张假文
凭考上了河大预科。入校后，因经常参加开封的学潮斗争，被捕了一次，又
被学校开除，从那以后就以当时的故都北平为生活地方，开始了穷困艰苦的
投稿生活。研究历史需要一个比较安定的读书条件，而我没有，除依靠图书
外也需要自己有一定能力购买书籍，这条件我也没有。我只好走写小说这条
道路，一年年下去，就成了所谓专业作家了。
但是我依然对祖国的历史有兴趣，也留心史学领域中出现的问题和斗
争。这样，日积月累，就为我后来想写历史小说打定了基础。假若我对于中
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没有一点基本知识，临时孤立地抓到明末农民战
争这个大题材，要写出《李自成》这样的长篇小说，是根本不可能的。正如
想搞好科学（不管是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那样，不搞好基础知识是不行的。
想写好一部长篇历史小说，不具备相当广阔的历史知识，好比希望在沙滩上
建筑高楼。我看见过不少前例，人们为写一篇历史论文或一个剧本，临时看
几本书，抓点材料，用实用主义的态度和方法对待历史，以求古为今用，这
一类论文总是经不起科学检验，而这一类文学艺术作品也很难深刻地正确地
反映历史。至于像“四人帮”那样为达到反革命目的而在历史领域里大搞实
用主义，那是另外一种性质，我在此只须嗤之以鼻，不用谈它。
在抗日战争后期，即四十年代开始之后，我开始想到写历史长篇小说，
同时想到写明末农民战争的小说。关于写明末农民战争的小说，暂时留作下
一个题目去谈，现在只泛谈我想写历史小说的问题。
虽然我当时对祖国历史长河的重大问题已经具备粗浅常识，有了写历史
小说的初步基础，但是要真正着手准备，谈何容易！撇开掌握历史题材的思
想武器不谈，单说生活条件，也不允许我去从事这样的创作。现在三十岁左
右的年轻人很难想像从抗日战争中期到全国解放这些年中，国民党统治区的
生活情况。那时候除国民党的政治压迫和数不清的苛捐杂税之外，还有通货
膨胀，物价天天飞涨，给一般人的日常生活带来极大的困难和忧虑。在抗战
后期，我已经出版了几本小说，后来又在一个大学里教课，然而我的收入不
足以养家糊口。我们进行任何深大的工作计划，除需要精神条件外，还必须
有相应的物质条件作保证。在那些年头，我不得不为生活挣扎，正如龚定庵
诗中所说的：“著书多为稻粱谋”。我既没有余钱去收集历史资料（那时候
在重庆和成都卖古书的铺子真多），也没有余力去从事明末历史的专门研究
和艺术构想。
解放以后，条件大变。在《李自成》第一卷修订本《前言》中，我已经
谈过党和毛主席指引我进行思想改造，给我提供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
泽东思想的方便条件，使我获得了新的艺术生命，同时也使我不再为生活担
忧。这两个问题，我不须再谈了。总之一句话：我要写历史小说的宿愿只有
到解放后的新中国才能实现。
在五十年代之初，我要写历史小说的兴趣愈来愈强，决心愈来愈大。作
家应该无条件地深入生活，改造思想，将现实生活作为文艺创作的源泉，写
出能够“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好作品。这是毛主
席指示的方向道路。但是如果为强调写群众的现实斗争就排斥历史题材，那
就形成了一个倾向掩盖另一个倾向，不符合毛泽东文艺思想，不符合马、恩、
列、斯和毛主席对于历史和历史题材的看法。文学作品永远应当以反映现实
生活为主流，为重心，这是毫无问题的，但是在重心之外，还有侧翼，反映
历史生活的作品不可偏废。我就抱着这样的见解，不声不响进行工作。
在五十年代，我经常下工厂，下农村，参加各种重大的阶级斗争，这对
我非常必要。没有这样，便不能改造我的立场、观点、思想和感情。也就是
在这些年头，我愈来愈希望将下半生的创作重心转移到历史小说方面，我认
为这是人民所需要的，祖国所需要的。我的这种决心是同准备写《李自成》
的工作一起成熟的。当时促使我这样打算的原因是：第一，我对历史题材的
“古为今用”问题有了自己的认识，正如在《李自成》第一卷修订本《前言》
中所谈的，所以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为历史小说走出一条新的道路。
第二，我经过长期作自我分析，明白自己的短处和长处，写历史小说可能会
使我的长处得到发挥。第三，我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学事业怀着强烈的责任心，
从全国解放以后，不管在任何情况下我的这点责任心不曾消沉。我在决定写
历史小说的开始阶段，具体说就是决定和积极进行写作《李自成》第一卷草
稿的几年中，所遇到的条件并不顺利。正是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
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