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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传 作者:林语堂-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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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今清夜梦,耳目余芳鲜。

  君持使者节,风采烁云烟。

  清流与碧峨,安背为君妍。

  胡不屏骑从,暂借僧榻眠。

  读我壁问诗,清凉洗烦煎。

  策杖无道路,直造意所便。

  应逢古渔父,苇问自寅缘。

  问道若有得,买鱼勿论钱。

  由文学掌故上看来,苏东坡在杭州颇与宗教及女人有关,也可以说与和尚和妓女有关,而和尚与妓女关系之深则远超于吾人想象之上。在苏东坡的看法上,感官的生活与精神的生活,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在人生的诗歌与哲学的看法上,是并行而不悻的。因为他爱诗歌,他对人生热爱之强使他不能苦修做和尚;又由于他爱哲学,他的智慧之高,使他不会沉溺而不能自拔。他之不能忘情于女人、诗歌、猪肉、酒,正如他之不能忘情于绿水青山,同时,他的慧根之深,使他不会染上浅薄尖刻、纨绔子弟的习气。

  这个年轻耽于玩乐的诗人之态度,若予以最好说明,那就要看他怎么样使一个道行高洁的老僧和一个名妓见面的故事了。大通禅师是一个持法甚严,道行甚高的老僧,据说谁要到他的修道处所去见他,必须先依法斋戒。女人当然不能进他的禅堂。有一天,苏东坡和一群人去逛庙,其中有一个妓女。因为知道那位高僧的习惯,大家就停在外面。苏东坡与此老僧相交甚厚,在心中一种淘气的冲动之下,他想把那个妓女带进去破坏老和尚的清规。等他带着那个妓女进去向老方丈敬拜之时,老方丈一见此年轻人如此荒唐,显然是心中不悦。苏东坡说,倘若老方丈肯把诵经时用来打木鱼的木缒借给妓女一用,他就立刻写一首诗向老方丈谢罪。结果苏东坡作了下面的小调给那个妓女唱:

  师唱谁家曲,宗风嗣阿谁,借君拍板与门缒,我也逢场作戏莫相疑。

  溪女方偷眼,山僧莫皱眉,却愁弥勒下生退,不见阿婆三五少年时。这正是戏台上小丑的独白,甚至持法甚严的大通禅师也大笑起来。苏东坡和那个妓女走出禅房向别人夸口,说他俩学了“密宗佛课”。

  把女人与和尚分开是不可能的,至少在中国文学上是如此。和尚的故事,往往是女人的故事,而女人的故事也往往是和尚的故事。在东方西方是一样,在一般世俗人的心里,对那些独身主义者总是暗怀恶感,因为他们向天下宣称他们没有男女之欢的生活,不同于一般人。而对独身主义者暗怀的恶感,就增强了薄伽丘《十日谈》小说的流行。再者,和尚与女人之间的艳闻,比商人与女人之间的艳闻可就使人觉得精彩多了。

  苏东坡做杭州通判时,有一次,他曾判决一件与和尚有关的案子。灵隐寺有一个和尚,名叫了然。他常到勾栏院寻花问柳,迷上了一个妓女,名叫秀奴。最后钱财花尽,弄得衣衫褴楼,秀奴便不再见他。一夜,他喝得醉醒醒之下,又去找秀奴。吃了闭门羹,他闯了进去,把秀奴打了一顿之后,竟把她杀死。这个和尚乃因谋杀罪而受审。在检查他时,官员见他的一支胳膊上刺有一副对联:“但愿同生极乐国,免如今世苦相思。”全案调查完竣,证据呈给苏东坡。苏东坡不禁把判决辞写成下面这个小调儿:

  这个秃奴,修行忒煞,云山顶空持戒。只因迷恋玉楼人,钨衣百结浑无奈。

  毒手伤。心,花容粉碎,色空空色今安在,臂间刺道苦相思,这回还了相思债。和尚押赴刑场斩首示众。像以上的这两首小调儿,因为是用当日的口头话写的,大家自然口口相传,对这位天才怪诗人的闲谈趣语又加多了。

  在那些名人轶事中,有一本是关于苏东坡和他那喜爱寻欢取乐的朋友佛印的故事。那时节,苏东坡对佛学还没有认真研究,在他四十岁以后,在黄州时,他才精研佛学。黄州的几个和尚成了他最好的朋友,后来他在靖江、金陵、庐山,又交了些和尚朋友。那些人中,至少有两个——惠勤和参寥,是诗人学者,颇为人所尊敬。由那些随笔轶闻上看,佛印并不算重要。但是佛印是以风流潇洒出名的,而且在一般通俗说部里,佛印比参寥更常为人提到是苏东坡的朋友。

  佛印根本并不打算出家为僧,并且他出身富有之家。根据一个荒唐故事,他的生身之母也就是李定的母亲。显然他母亲是个放荡不羁的女人,曾出嫁三次,和三个丈夫各生过一个儿子,在当年是不可多见的。在皇帝对佛教徒赐予接见,以示对佛教抱有好感时,苏东坡就把此人推荐上去。佛印在皇帝驾前力陈对佛教的虔诚信仰。皇帝一看,此人颀长英俊,面容不俗,说他若肯出家为僧,慨允赐他一个度碟。佛印当时进退两难,只好答应出家。他在黄州时,常在一队仆从侍奉之下,乘骡出游,与出家苦修的生活相去十万八千里了。

  佛印富有机智捷才。在他和苏东坡有点儿哲理味道的故事中,有一个是这样的,苏东坡一天和佛印去游一座寺院,进了前殿,他俩看见两个面貌狰狞可怕的巨大金刚像——一般认为能伏怪降魔,放在门口当然是把守大门的。

  苏东坡问:“这两尊佛,哪一个重要?”

  佛印回答:“当然是拳头大的那个。”

  到了内殿,他俩看见观音像,手持一串念珠。

  苏东坡问:“观音自己是佛,还数手里那些念珠何用?”

  佛印回答:“嗅,她也是像普通人一样祷告求佛呀。”

  苏东坡又问:“她向谁祷告?”

  “向她自己祷告。”

  东坡又问:“这是何故?她是观音菩萨,为什么向自己祷告?”

  佛印说:“你知道,求人难,求人不如求己呀!”

  他俩又看见佛桌上有一本祷告用的佛经。苏东坡看见有一条祷告文句:

  咒咀诸毒药,愿借观音力,

  存心害人者,自己遭毒毙。

  苏东坡说:“这荒唐!佛心慈悲,怎肯移害某甲之心去害某乙,若真如此,佛便不慈悲了。”

  他请准改正此一祷告文句,提笔删改如下:

  咒咀诸毒药,愿借观音力。

  害人与对方,两家都无事。

  在苏东坡与佛印富有讥讽妙语的对话中,大都是双关语,难以译成另一国文字,不过下面有一条:

  “鸟”这个字有一个意思,在中国俚语中颇为不雅。苏东坡想用此一字开佛印的玩笑。苏东坡说:“古代诗人常将‘僧’与‘鸟’在诗中相对。举例说吧:‘时闻啄木鸟, 疑是叩门僧。 ’还有:‘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我佩服古人以‘僧’对‘鸟’的聪明。”

  佛印说:“这就是我为何以‘僧’的身份与汝相对而坐的理由了。”

  这些轶事中总是说这位和尚斗智胜过了苏东坡这位诗人。我疑心这些故事都是佛印自己编的。

  根据现在可知的记载,中国的娼妓制度,创始于战国的管仲,他订这种办法作为士兵的康乐活动。甚至在苏东坡时代,还有官妓,当然另有私娼。但是中国却有一种特殊的传统发展出来,就是出现了一种高级的“名妓”,与普通的娼妓大为不同,她们在中国文学史上崭露头角,有些自己本人就是诗人,有些与文人的生活密切相关。她们这一阶层,与中国歌曲音乐史的发展,及诗歌形式的变化,密不可分。中国诗歌经文人亦步亦趋呆板生硬的模仿一段时期之后,诗歌已成了一连串的陈词滥语,这时往往是这种名妓创一种新形式,再赋予诗蓬勃的新生命。可以说音乐与诗歌是她们的特殊领域。因为演奏乐器与歌唱都受闺阎良家女子所歧视,原因是那些歌词都离不开爱与情,认为对情窦初开的少女有害,结果音乐歌舞便完全由歌妓保存流传下来。

  在苏东坡时代的生活里,酒筵公务之间与歌妓相往还,是官场生活的一部分。和苏格拉底时代名女人阿西巴西亚参加男人的宴会相比,也没有什么丢脸的。歌妓在酒席间招待,为客人斟酒,为大家唱歌。她们之中有不少颇有天赋,那些会读书写作擅长歌舞的,多为文人学者所罗致。因为当时女人不得参与男人的社交活动,男人需求女人相陪伴,男人只好向那些职业性的才女群中去寻求快乐。有时,那种调情挑逗却是纯真无邪,也不过是戏谑而已,倒有几分像现在的夜总会的气氛。歌妓唱的都是谈情说爱的歌曲,或轻松,或世故,或系痴情苦恋,或系假义虚情,但暗示云雨之情,或明言鱼水之欢。高等名妓也颇似现代夜总会的歌女艺人,因为芳心谁属,可以自由选择,有些竟有不寻常的成就。宋徽宗微服出宫,夜访名妓李师师家。总之,当时对妓女的看法,远较今日轻松。美国曼哈坦的诗人今日不为歌女写诗,至少不肯公然出版,可是当日杭州的诗人则为歌女公然写诗。即使是颇负众望的正人君子,为某名妓写诗相赠也是寻常事。在那个时代,不但韩琦、欧阳修曾留下有关妓女的诗,甚至端肃严谨的宰相如范仲淹、司马光诸先贤,也曾写有此类情诗。再甚至精忠爱国的民族英雄岳飞,也曾在一次宴席上写诗赠予歌妓。

  只有严以律己的道学家,立身之道完全在一“敬”字,同于基督教的“敬畏上帝”,只有这等人才特别反对。他们有一套更为严厉的道德规范,对淫邪特别敬而远之。道学家程颐——苏东坡的政敌,在哲宗皇帝才十二岁时,他就警告皇帝提防女人淫邪的诱惑。这位年轻皇帝竟那么厌恶这种警告,到他十八岁时,只有一个女人就把他说服了,使他相信那个女人是对的,而那位道学家是错的。有一次,程颐的一个学生写了两行诗, 论“梦魂出窍” ,在梦中去找女人,程颐大慌,喊道:“鬼话!鬼话!”大儒朱熹也是深深畏惧女人的诱惑,正人君子胡桂十年放逐,遇赦归来,写了两行诗:“君恩许归此一醉,傍有梨颊生徽涡。”朱熹在感叹之下写出了一首七绝:

  十年江海一身轻,三对梨涡却有情。

  世路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

  正相反,苏东坡对性持较为诙谐的看法。在他着的《东坡志林》里,他在黄州时曾写有下列文字:

  昨日太守唐君来,通判张公规邀余出游安国寺。座本论调气养生之事。余云:“皆不足道, 难在去欲。”张云:“苏 子卿吃雪吹毡,蹈背出血,无一语稍屈,可谓了生死之际矣,然不免为胡妇生子。而况洞房给疏之下乎?乃知此事不易消除。”众客皆大笑。余爱其语有理,故记之。

  苏东坡一生,遇有歌妓酒筵,欣然参与,决不躲避。十之八九歌妓求诗之时,他毫不迟疑,即提笔写在披肩上或纨肩上。下面即是一例:

  停杯且听琵琶语,细捻轻拢,醉脸春融,斜照江天一抹红。苏东坡写了有关女人的抒情诗,但从来不写像他朋友黄庭坚写的那种艳诗。

  宋朝的歌妓使一种诗的新形式流行起来,那就是词。苏东坡不但精通此道,而且把前此专供谈情说爱的词, 变成表达胸怀感想的文学形式。 他的词中最好的是《赤壁怀古》(调寄“念奴娇”),对三国英雄人物发思古之幽情。李白、杜甫早于苏东坡三百余年,使绝句和律诗成为诗体之正宗,多少杰出的诗人争相模仿。但是律诗,每句五言或七言,中间两副对子,已经陈腐。诗人都想有所创新。但是观瀑、白簿、柳阴等的情调早已发现用厌,唐代诗人淋漓的元气与强烈的感情也已不复存在。更可怕的是,甚至诗的词藻都是陈旧比喻的重复,那些比喻一用就令人生厌。苏东坡在他一首咏雪诗前面的小序里说,决不用“盐”这个字指雪,“雪”这个字总是胜过“盐”。唐诗的主题已经用滥,在文字上,有些作者总喜欢蹈袭前人的诗句,也有些博学的读者,一看便知道诗中思想与词藻的来源,因此有会心的微笑。评注家的努力只限于寻出某些生僻词语的出处,得到机会以博学自炫。结果,作诗集评注的人并不以阐述判断诗的含义为要务,而以指出某些词语之出处为已足。

  从诗的衰微沉滞状态解救出来,一定有待于一种新的诗体的发展,而这种发展却有待于歌妓使之普及流行。宋词的文字清新活泼,比唐诗更近于口语,后来的元曲比宋词则又更近于口语。词只是根据乐谱填出的歌曲。所以不说“写词”,而说“填词”。在词里,不像唐朝绝句律诗每行字数固定,行的长短有了变化,完全配合歌曲的需求。

  在苏东坡时代,词这种诗的新形式正在盛极一时。由于苏东坡、秦少游、黄庭坚,及宋代别的词人如晏几道、周邦彦等的创作,词这一体的诗成了宋朝诗的正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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